王小宁:社会主义是什么?

  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纪初,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精英提出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制度思想。开始被称为空想社會主義,是一种要求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平地改造现行社会的思想。后来马克思又提出了科学社會主義思想。馬列主義权威认为,社會主義的特征是:1 、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2 、按劳分配;3 、计划经济;4 、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政权;5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6 、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已与此定义不完全一样了。计划经济已被完全放弃,而改成了市场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已被混合经济所代替。一方面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这是好事),另一方面,以前占国民经济80% 的国有企业,在几年、十几年之内突然大面积,大规模的严重亏损、破产。这不能不使人担心,不用多少年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经济将超过公有制经济。中国实际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階級,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有钱人的暴富是通过违法犯罪取得的。这些违法犯罪包括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偷税走私和非法的剥削等,它与一些中共大小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以权谋利直接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劳动人民也得到了很多实惠。特别是农民,通过分田单干(名义上叫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大量进城打工又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工人在改革开放以前十几年、二十几年不长工资,不发奖金,改革开放以后,工资、奖金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好景不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九十年代初又遇到了经济大衰退。经过鄧小平的92年南巡讲话,经济重新有了较快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幸有鄧小平提拔的朱镕基第一副总理对泡沫经济进行打压,使中国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然而由于制度的问题,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市场不景气,企业大量破产,政界极度腐败。极少数特权阶层和依附他们的有钱人短时间暴富,而几千万工人失业、半失业,亿万农民受到严重盘剥,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很多人对中国式的社會主義提出了疑问,有的人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我一贯主张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一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然而社會主義被某些人曲解了。

  社會主義是什么?我认为:

  1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2 、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不能悬殊。

  3 、建立完备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4 、对所有人都应实行平等、公正的原则。

  5 、依法治国。

  6 、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7 、教育普及和基本医疗保障。

  8 、精兵减政和廉洁、高效、有为的政府。

  9 、基本肃清黄、赌、毒,犯罪率明显下降。

  10、讲求道德、精神文明、诚实有信的社会风气。

  这些就是社會主義。

  有人会反驳我说:你说的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难道说这些国家是社會主義,而中国不是。我的回答是,对社會主義不能只看标签,而要看实质。西方国家(中国的台湾、香港也类似)的人民已放弃了进行无产階級革命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他们普遍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在这些国家,蓝领阶层(工人)已只占人口的少数,中产階級成为社会的主体。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社會主義国家的人民选择了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虽然这种选择是否正确,还待实践的检验,但毕竟讲明苏联式(或者叫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的失败。中国要保住社會主義,不能靠暴力镇压,靠欺骗,而应该靠实行真正的社會主義。人民是会拥护我提出的这个社會主義标准的,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不同意这个标准,难道只有专制独裁,计划经济,对人权的粗暴践踏,铁板一块的公有制,人民没有起码的政治权力、民主权力,甚至党政领导极度腐败,特权阶层疯狂地掠夺人民和国家的财产,才是社會主義。

  具体讲:

  1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从来没有规定中国的国家权力属于某个个人或某个组织。这就是中国建立民主政体的法律依据。什么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简单讲就是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和人民代表。这种政治制度迫使一切政治家、政治集团和组织都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代表人民的意志。绝不会再出现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低的人(如陈希同、成克杰等),只是由于得到某个领导人欢心,就能担任地方以至中央领导人的情况。新中国也被国际上称为人民中国,过去共产党也常讲,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有个还政于民的问题。孙中山说过: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要把军队交给政府,政权交给人民。有人会说:人民是不可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此话并没有错。但是人民可以选择政治家和政党来组成政府行使来国家权力。一定要给人民以定期选择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具体讲应该是:“中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国家主席、各级政府领导人、各级议会议员的方式,通过对重大国事进行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参加政治活动的方式,行使国家主权。任何国家机构、政党、社会团体、军队、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不但是社會主義制度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和坚持的最重要的保证。毛主席在1965年8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从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领导人或领导集团是靠不住的。在中国,对于社會主義,人民才是最可靠,它们天然地拥护社會主義。只有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的社會主義才能真正保住。

  2 、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不能悬殊。

  我反对搞平均主义,但贫富悬殊也绝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曾说:如果中国出现了百万富翁,中国的改革就失败了。此话在后来收入《鄧小平文选》时被删掉了。中国现在实际上已出现了三位数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以上的有钱人有几十万人。这些有钱人实际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我绝不反对有人成为百万富翁,只是要看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如果是靠诚实劳动,靠资本的合法积累获得的,就是成了世界首富我也没有意见。问题是中国这些暴富的有钱人没有多少是合法获得的财富。

  国家曾提出过,2000前消灭贫困人口,但没有完成。据公布,全国还有3400万贫困人口。这个贫困人口是什么标准呢,年人均625 元。已经有人论述过,这个标准太低了。农村光一个孩子上中、小学学费就要一千至二千元。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世界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说,到1998年底,中国仍然有 1.06 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占总人口的11.5%.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以国际标准平均每人每天收入 1美元以下即为绝对贫困。中国政府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每天66美分,按照这一标准,全国贫困人口为4200万。“依据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标准,应为人民币3000元左右。我认为中国的贫困线应定在:农村2500元以上,城市3000到50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应在二亿几千万以上,(其中一部分在城市)而绝不是3400万人。

  网上有一篇报道称:“国际上通常认为,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2 以下为绝对平均,0.2 -0.3 之间为比较平均,0.3 -0.4 之间为比较合理,0.4 -0.5 之间为差距较大,0.5 以上为差距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的0.382 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0.445 ,且目前仍在不断刷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1999年的最新记录为0.456 ,20% 的高收入者拥有着42.4% 的财富。

  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是0.28,到1990年是0.38.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虽然人们知道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没想到将其放到全世界范围里面来比,竟会到了如此的地步。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而面对这个变化速度,中国依然没有政策上的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

  中国是从进入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急剧扩大的,原因不用说了。一个贫富差别“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比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的国家怎么能称得上社會主義呢?

  3 、建立完备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是还很穷,但这绝不能成为不建立完备的,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理由。中国穷,社会保障的水平可以低些,但绝对不能没有。不要忘记,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十一周年了。

  国家提出,在十五计划中,要完备的四项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而这四项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与八亿农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难道农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农民老实,社会地位最低,但不应歧视他们。农村比城市要落后得多,农民收入要比城里人少得多,因此他们是社会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对他们中的贫困者尤其应该加以保障。越穷的地方越应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大概很多人都懂得“贫生盗”的道理,对民工、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国家也应管。民工失去了工作也是失业,可领到失业救济。没有户口的流动人口,生活遇到困难,吃不上饭,在本地也应有地方去领救济金。如果农民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就会因绝对贫困而诱发犯罪。现在犯罪率那么高,恶性案件那么多,与中国没有建立完备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关系。

  国家对老人(甚至包括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干部、农村的老党员、志愿军老战士等)太不公平了。他们是工作、劳动最苦最累,贡献最大,而工作时工资最低,退休后退休金最少的一代人。对他们应实行水涨船高的政策,明显地提高养老金。对过去的家属工,民办教师,都应承认他们的工龄,给予养老金。对农村的老人,特别是孤寡老人国家也要管起来,城市里老人所能得到的照顾,农村老人也应得到。

  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二千几百万人。那时共产党的威信很高,党的干部普遍廉洁奉公,人民头脑也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出大事。现在就不同了,不要说饿死人,就是自己也努力劳动了,而生活却比周围的人明显的,也会引起极大的不满。要防范于未然,等出了大事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晚了。

  国家建立完备的,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花很大一笔钱,但完全值得,因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宁愿少上一些大的工程项目,(更不用说,什么国家大戏院、内部星级饭店、总统座机、故居祖坟了)也要把社会保障体系搞好。

  4 、对所有人都应实行平等、公正的原则。

  在中国,城市人与乡下人有严重的不平等。中国的农民虽然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黑奴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也有相同之处。事实是太多了,太显著了。我想这些不用我再多费口舌。

  在中国,考大学、担任公职、就业等有种种不公正。股市更为荒唐,内部股一元一股,对老百姓发售的股就变成了几元一股,一上市,就成了十几元,二十几元一股。可是他们的分红完全一样。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早晚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在中国,居然有法规规定,超生的孩子不能上户口。这些人居然依法成了“黑人”,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超生的大人有错误,超生的孩子何罪之有?他们为什么要代父母受过。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制度。

  5 、依法治国。

  要做到依法治国,政府、国家机构、执政党应首先执行宪法和法律。但在中国,很多国家政治、行政、经济制度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政府等违法执法时有发生。一些重要法律,如新闻法、出版法、政党法、宗教法等没有,也根本不想制定。一些法律根本不执行,如《义务教育法》在广大农村就没有执行,农民子弟上中小学要拿一千元以上的学费。一些法律、法规、行政决定明显违宪,但在中国根本没有管违宪的机构(如宪法法院、人大宪法委员会)。混淆法律与行政决定的区别,一些领导人的意见被当作法律。法院的错案堆积如山,对法院的判决基本上没有监督。公安机关可以随意抓人。法律规定只有对犯罪嫌疑人,对正在实施犯罪的人才能进行拘禁,而实际上,在城市里,公安人员对没有所谓三证的人(几乎都是农民)进行了非法拘禁和强行遣返。北京市在去年国庆前对几十万外地人进行了非法拘禁和遣返。公安机关打人和刑行逼供成风。劳改与徒刑没有本质的区别,劳改最长可达三年,而在中国,公安机关就有权决定劳改,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歪曲刑法的某些条款,用国家的公检法,插手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如果以上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

  6 、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劳动法》是中国执行最差的法律之一。在浙江沿海地区有大量童工;在山西、河南、贵州等地,安全条件非常差的中小型煤窑里干活的工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大批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职工失业,或拿着极低的工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工作的民工,超时超量工作,甚至丧失人身自由,受着工厂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这里民工的遭遇是最悲惨的。对这些当地政府不知道吗?知道,完全知道,只不过他们早已坐到了有钱人一边去了。

  在农村,广大农民被压迫和剥削的情况更为严重。有的乡村干部甚至带着警棍和手铐下去催粮催款。没有,就抢走粮食,牲口,打人和对农民进行非法拘禁更是家常便饭。中国的农民收入最少,生活最苦,但却要负担远比城里人重得多的税费负担。有的地方甚至人均收入200 多元,却要交付120 元个人所得税。有的地方每亩收入40元,却要农民每亩上交220 元合同款的。其剥削程度远远超过了旧社会的地主階級。有人说,现在农村到处都是炸药,就差一根导火索了。中国应该有一个《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法》。

  对于违反《劳动法》,违反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文件的事,政府要管、法院要管,工人、农民(民工)自己也要管。工人、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建立农会和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国内多次发生工人、农民闹事事件。最近,成昆铁路被拦六个小时,给造成巨大损失。大庆退休的家属工抗议示威,阻断过市区交通。江西一个县农民进城,冲击县政府和一些干部的家。深圳出租汽车司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使市政府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有工会和农会,由它们来代表工人、农民通过谈判,就比较容易解决,就可避免闹事。作为工厂主,对付一个工会比对付很多的工人要好办得多。在工人、农民中就难免有混不讲理的,有用极端手段处理问题的。

  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八亿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农会。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的天下。那时农会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后不知道为什么把农会取消了。农民进了城,当了工人,按说可以组织工会了吧。但国家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竟发文,不准民工组织工会。

  最近有一个报道说:台湾经济部长林信义称中国的投资气候优于台湾。林的理由之一就是,台湾的工会要求苛刻。换句话说,就是大陆的工会要求不苛刻。可是大家都知道大陆是社會主義,而台湾是资本主义。这说明大陆的工会名存实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会领导必须由党委副书记或行政副职担任。

  企业领导、工厂主、地方领导与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工人、农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才是他们所信任的人,才能代表他们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多数工人、农民都是讲道理的,他们选出来的人应更有头脑和远见。工会和农会在社会里,会起一种调和劳资矛盾,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有人总怕中国出“团结工会”。如果官办工会不能为工人说话,工人早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如果工人的利益总也得不到保证,他们的斗争会从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的。禁止是禁止不住的,一定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7 、教育普及和基本医疗保障。

  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已不复存在,农村缺医少药情况极为严重。文革前,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爹卫生部,那是很多人都为卫生部叫屈。如果今天有人指责卫生部是城市老爹卫生部,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再为它叫屈了。城市取消公费医疗制度是对的,但出现了过高收费,欺诈患者,患者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而卫生部、卫生局却一味地庇护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卫生部、卫生局是政府部门,不是医务工作者联合会。政府一定要建立一个能够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新的医疗制度。

  中国早就制定了一个《义务教育法》,但在广大农村根本就没有实行。违法者不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而是政府。说中国穷,但中国要比朝鲜富裕得多,朝鲜人现在连饭都吃不饱,但仍坚持义务教育制。一百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时,远比现在的中国落后,但它坚决地实行了义务教育制。有人建议,国家财政每年至少拿出100 亿元支持农村中小学教育,这是对的。如果教育经费紧张,宁可给大学的经费减少,也要保证对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而现在正好相反,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决定每年拿出一百亿给十所重点高校,却对有两亿多中小学生的农村教育基本不管。我看教育部也该改名了。中国还应实施一个对成年人中低文化的人进行教育的工程,使他们在五到十年时间里,通过业余学习分别达到小学和中学水平。这又需要每年投入一百亿元。中国的教育经费太少。年年人大、政协提建议,年年不管用。每年都是行政经费和军费大幅度增长,教育经费增长很少。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了。

  8 、精兵减政和廉洁、高效、有为的政府。

  精兵减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明先生提出来的,共产党接受了。现在难道不是更应该进行精兵简政了吗?但是在中国非常难。

  中国的军队是世界最多的,250 万。正好是世界上两个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合。最近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又提出要精减军队,好象是65万人,是其军队的一半。海湾战争讲明,现代战争不靠人多。多国部队5 万军队打败了伊拉克100 万军队。为什么中国精减军队那么难,道理非常简单,士兵多,军官就多,军官多将军就多。

  朱镕基总理提出国家机关精减一半,不知有多少人骂他。地方政府机关精减更困难。减来减去,三年了,国家行政开支只增不减。这种所谓的精减有什么意义?讲到廉洁、高效、有为的政府,更不知道在哪里。明明受贿113 万元,只给一个留党查看处分,让许多平民百姓羡慕不已。我到派出所去补办一个身份证,竟然去了九趟。趙紫陽当总理时就嚷着要给国有企业放权。快过了二十年了,被党政领导机关严密控制的全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终于大规模、大面积的亏损、破产、廉价卖给原管理者,而所剩不多了。

  9 、基本肃清黄、赌、毒,犯罪率明显下降。

  10、讲求道德、精神文明、诚实有信的社会风气。

  对于这两条,读者都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社會主義不是一张皮,也不是专门用来打人的棍子,而是具体的,真实的。它与人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生活是系系相关的。我们希望中国出现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徒有其名的社會主義。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经济落后并非不能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那时的经济远比现在落后得多。就拿经济最落后的农村来说,有五保户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孩子们普遍有学上,农民不受剥削和压迫。毛周时代中国的社會主義是有严重缺陷的,极左的政策,连续不断的階級斗争,对外自我封闭,经济长期处于准战时状态,造成了经济的落后。长期的经济落后,社會主義就会发生动摇。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时,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的社會主義得到的加强。但后来就出了问题。经济发展加快了,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是提高了,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的情况出现了,急剧加重了。不能生产力越发展,社會主義的因素越少。

  现在打着社會主義旗号欺骗人民的贪官污吏们,特权阶层们会在有一天,突然要求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要求在宪法上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天是中国的社會主義被这些蛀虫基本上分光吃光的时候。因为他们对非法所得的巨额财产,总是心有恐惧,他们要变非法为合法。据报道,现俄罗斯的有钱人大部分既不是原来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解体后的暴发户,而是前苏共官员和他们的子弟。这一幕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脱离社會主義时已经演出过了,千万不要在中国重演。全国人民应觉悟,保住中国极其可危的社會主義。

  对本文肯定赞成的,反对的都很多,如愿交流,请来函:ggf-ihps@263.net.

  作者:王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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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王仆众 说:,

    2008年08月10日 星期日 @ 09:43:09

    1

    一诗定乾坤,
    四字平天下,
    理解毛泽东,
    觉悟兴中华 。

    注:若知“一诗”、“四字”、“理解毛泽东”的内容等,请在网络上输入“王仆众”后点搜索即可。特别是在央视论坛中寻找一下。若认为有意义请将此信传给您的朋友等。谢谢!

    我的一些对新中国政治再认识的见解和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件大喜事,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中国大多数人的共识,那将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王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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