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毅:关于刘晓波,别问我有什么意义

  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

  ——李白《猛虎行》

  一

  刘先生获奖,不出意外地引发了又一阵网络上的血雨腥风,昨晚大概是人人网管理员效率最高的一晚,日志旋发旋灭,最快纪录是57分钟,(几个月前我发文纪念“春夏之交的一场邂逅”,7小时后被删除。)这种效率的提高也许并非由于管理员的手艺变好,因为很多对挪威抗议的文字也被删除掉,爱国青年们颇有几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愤,也就沉默下来了。

  最早见识刘先生是在美国人那部青春动作纪录片《T.A.M》里面,当时他和其他三位出现在广场,宣布绝食抗争,希望用自己的行为使对峙的双方消除敌对意识,坐下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乃至在血祭当晚,轻身与部队指挥官协商,将纪念碑下几千学生和平撤出。当时对这个说话结巴的家伙谈不上喜欢或是讨厌,只是觉得他与其他慷慨激昂的人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

  后来了解得多了,得知这位先生与当年的学生领袖们确实不一样,当对峙结束,学生崩溃,他没有像当年数位风云人物一般流亡海外,静候家中,之后便是数年徒刑。重获自由后,他依然不出国,他选择留在国内,用各种方式抨击弊政。每年重要节日,刘先生家中都会迎来国安局的友人,共和国的卫士们借走刘家的电脑,书稿,搜查一番之后拖很久才归还,先生起初颇为气愤,后来逐渐适应,当卫士们来访时,先生不仅倒茶相迎,还索要搜查证和扣押单,将“借”走物品一一登记并要求负责人签字,数月之后故人再来,先生还要拿着单子调侃:上回借的书,还没还呢!卫士们也很幽默:我们下次注意!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为这些面对强权不屈抗争,在任何困境下都不失尊严的文人发明了一个词:君子。

  二

  先生在国内原本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毕竟8*8之后,先生身陷囹圄,著作被查禁,虽然先生在六七十年代那些人中享有盛誉,但在八十年代后的这些人里,这个名字和什么“刘畅”“李刚”之类的名字并无区别,而当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光荣时代在鲜血中落幕,这个娱乐时代也不再有兴趣去关注一个棘手的人物。

  两年前,先生起草《零玐宪/章》,此文公布后在国内流传甚少,联名者也多为圈内人士,不久,先生在北京家中被逮捕,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此次诺奖,先生又一次进入公众视线,然而这一次,他在锦州监狱中数着夜空中的星星,而千里之外,无数的人为他举一杯酒,流一场泪。

  三

  二十一年来,先生的境遇并不好。他是一个不应当涉足政治的知识分子,他像这个民族历史上无数被卷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着阵营的选择。假如说二十一年前,那场风波还可称为一场抗争的话,那么二十一年来,这种抗争却退化成一种党同伐异的争斗。

  八十年代,先生因一篇《与李泽厚的对话》声名鹊起,在当时政治环境松动的大环境下,先生被改革派视作文化界推动改革的干将,8*8初起时,先生本在国外,不顾友人阻拦回到国内,赶赴广场,后来参与“四君子绝食”,广场上山呼海啸,最终倾覆之际,又陪着广场最后数千学生一起离开。被判作“别有用心的人”、“反革命分子”。

  二十一年前,当枪声响起,慷慨激昂的学生领袖,如柴×,如封××,如吾尔××者作鸟兽散之时,先生选择协商,为几千学生赌出一条命出来,之后坦然入狱,而流亡海外的诸位精英,则祭起了“报仇雪恨”的大旗,发誓与中共你死我活。并号召所有曾经的同志一同参加。先生作为当年“四君子”之首,声望极高,海外诸公自然愿将他争取过来,可是先生并没有选择对中共决裂,而是选择留在国内,试图通过舆论渠道,推动体制改革,因此又被视作民主派的叛逆。

  生活永远比电影还要荒诞:那年夏天,先生不顾阻拦,轻身入京,本可置身事外,非要进入风暴中心。整个广场狂热躁动,先生甘犯众怒,劝阻学生回归理性,劝阻未成并不离开,在所有曾经神采飞扬万众瞩目的少年都一走了之的时候,他又以身犯险,安全撤出数千青年学子,避免一场浩劫,在当年的中间派都走向极端之际,他又选择留在国内,试图用体制内的和平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政府还是海外民主派,都将先生视作叛徒,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奇观了。

  政治从来就无所谓正义,政治斗争从来没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区别,成王败寇是唯一的准则。古人云:“君子群而不党”。可是,群而不党是何等可笑,几个人叫做“群”,而当这群人发出声音,表达诉求,那么这就是结党。对于东方民族,团体利益永远至高无上,无论是中国、苏联的国家至上论还是日本的派阀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团体利益永远是这个团体每一个人都必须维护的,当个人的良心和信仰与团体利益冲突时,个人必须放弃自我。

  政治斗争必须你死我活,可以犯罪不能犯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谁在乎那些极端的话语是对是错?必须指责政敌是贪腐无能的蠢货,荒淫无道的暴徒,政治不需要温和,也不需要客观,如果能激发听众们的愤怒,为什么虚构一些罪过,如果能夺取政权,与土匪流氓结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无数的知识分子面临过这种选择,他们有的人选择放弃自我,于是十几年之后,他们成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为了团体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代价。有些人选择坚守自我,他们被称为变节者、骗子和叛徒。

  叛徒被世俗王国通缉,被异端裁判所审判,他所深爱的人民对他不屑一顾,他笑声依旧,火刑柱下的烈火熊熊。

  四

  坦率地说,我并不同意先生的政治观点,八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推行全面民主的最好时机,苏联崩溃前的国有资产瓜分盛宴直接导致了整个俄罗斯之后十几年的灾难;我也不认为民主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制度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而制度本身并不是方法;我不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个错误,至少直选政府并不是无懈可击,我不认为在一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需要一蹴而就,在民主国家实行民主会产生控制政局的财团,而在专制国家实行骤然民主只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寡头;我不认为一群没有行政经历和政治经验的教授和学生就能将国家治理好,中国教育原本就是应试,这种体制教出来的学生出手就能治国平天下实在是痴心妄想;我也不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在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当年的尊严和操守,要知道,叶利钦当年也是志向高远的民主斗士啊,可后来和自己的政敌比着出卖国家利益争取寡头支持的,又是谁呢?

  先生的观点过于理想化,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通过民间力量实行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如果实行渐进改革,民间的民主派所能利用的资源远远小于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如果实行骤然改革,又有极大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内战。有些人可以不在乎,但是对于知识分子,不能不在乎,也不能不倾注极大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依靠善恶评判,不考虑现实情况,这是先生这一代先行者们的通病,也是中国民主进程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也许他的观点不合时宜,也许他的观点颇为极端,也许他太过理想化,但是凭着这三条,有谁能理直气壮地剥夺他说话的权力?

  09年4月23日,国务院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评论家认为,这份宣言与导致先生入狱的宪章并无原则冲突,很多方面观点惊人地吻合,8个月后,先生被判处11年徒刑,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辛德勒名单》里的一段剧情:集中营中的犹太工程师对德国军官说:这样建房子一定会塌。军官掏出手枪杀死工程师,之后对副官说:按她说的做。

  五

  这次获奖,爱国青年们又是愤慨莫名,莫名的愤慨往往会引发莫名其妙的行为,网上也传出了爱国青年焚烧《挪威的森林》这样狗血倒灶的桥段。爱国者说,这是给汉奸颁奖,这是对中国的侮辱,这是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天可怜见!先生若是汉奸,想必是世间最愚蠢的汉奸罢!作为汉奸,不煽动学生冲进中南海,反倒劝他们不要冲动,要理性协商;作为汉奸,失败之后不流亡海外,反倒静坐家中;作为汉奸,在出狱之后面对美国人的邀请依然不移民,不流亡,选择留在国内抗争;作为汉奸,不鼓动暴力革命,对海外流亡诸位的极端论调不同流合污,天底下还有更蠢的汉奸吗?

  假使他不是汉奸,他是爱国者,那么将爱国者关进监狱,这又是对是错呢?

  先生为了谁?为了什么?他不追求海外富裕的生活,不羡慕海外流亡诸位口中的赞美,明知事其不可为,偏要以卵击石,弄出一篇堪比哈耶克《自由宪章》的文章,是为了博一个虚名吗?

  “煽动颠覆政权”?笑话,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写一篇国内几乎没人看到的文章危害国家安全,还是一个贪官更危害国家政权?是一个良心不死的知识分子危害大,还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官员危害大?爱国者诛,窃国者侯,爱国者被自己深爱的人民鄙夷,被自己的祖国抛弃,身居高位的窃国大盗却笑容可掬,挥手迎接万众欢呼,世事黑白颠倒,正邪混淆,无过于此。

  六

  我不赞同先生的观点,但是我尊重先生的勇气,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种道德勇气,一种在这个民族身上缺失了几千年的道德自觉性。当年“四君子绝食”,先生为呼唤理性协商而来,反而始广场上情绪再次陷入狂热,先生一生为之忏悔,失败之后亦选择直面风雨雷霆。这才是天地间正人君子的铮铮风骨,狂风摧折却宁折不弯,纵粉身碎骨,亦一尘不染。

  先生的观点也许是错的,但是没有人有权力因此将其投入监狱,试问当道诸公,有几个不是蠢话连篇?先生的观点也许太过极端,那么假如我们因为一个极端的观点而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那我们和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人,和烧死“女巫”的异端裁判所,和处死流浪汉的纳粹,和“文革”时的衣冠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今日我们用“国家利益”割断一个人的声带,明天也会有人用“国家利益”割断我们的喉管。一个国家若是连一点点不同的声音都无法包容,这个民族又有什么前途?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我们又能用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有人说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想说,别问我有什么意义,我们生存在这里,我们要自由、平等和生而为人的尊严,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我们反对纳粹,而我们却对打着“国家利益”的恶行视而不见,如果我们不能坚持正义和自由,那我们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就是一切恶行的帮凶和从犯。

  别问我有什么意义,今日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留下的每一滴血,都是为了将来少损失一条生命,都是为了给这个民族保存一点未来。别问我有什么意义,正义就是意义。

  文/申毅(南开大学)

  来源:http://www.ibeidou.net/?p=4428

  作者: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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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评论 »

  1. baator 说:,

    2010年10月12日 星期二 @ 16: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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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诺奖并不完全是发给中国政府的,刘先生受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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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子言 说:,

    2010年10月13日 星期三 @ 00: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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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者无治国之术却勇敢,故因蠢言而获罪;
    理学者知天下之道却怯懦,故随潮流而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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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qiaojie 说:,

    2010年10月14日 星期四 @ 0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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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所言甚是,我也不同意刘先生的理论,但是我捍卫他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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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adac123 说:,

    2011年03月17日 星期四 @ 19:19:23

    4

    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最好的一篇文,让我忍不住看了又看,而其中的内容与蕴含的感情,也让我再三回味。
    这样一个时代,或许是一个理想缺位、盲目跟风的年代,一些崇高的真挚的东西,在现实的社会中,逐渐被压抑、抑或被掩埋。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现状与真相,只是在毫无根据的去猜测,
    刘先生的所作所为, 令人动容,在他的身体里,有的是高贵的灵魂。
    而我,亦要谢谢申毅的这篇文,用充满感情与思考的文字,让我得以更了解这一些些被尘封过的人与事,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这段时光,也重新反思自己。
    人活着,还是要有一种精神。愿灵魂深处有一处永不折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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