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WTO:中国低谷切入分析

  中国在过去的13年中为“复关”、“入世”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尽管人们都认为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主动需要,但这场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谈判以及谈判过程中种种不利的传言,使得人们对於何时“入世”并不抱特别的期望。1999年 4月,中国总理朱熔基访问了北美的两个国家,在访问期间,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理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事宜进行了商谈。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4月10日朱熔基总理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的联合声明,声明称:美国支持中国於本年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似乎使得中国进行的长达13年的谈判看到了尽头,有了结果,中国将在电讯、金融、保险、农业、汽车、化工、旅游、造纸、木材以及信息等产业方面作出承诺,从而将在年内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事实上,谈判目前仍然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进行,美国的声明的含金量究竟如何更有待检验,但国内的种种乐观、悲观的看法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是将过去的老话重提,冷饭再炒。但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却是全新的: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处於低谷,经济格局已经从短缺向相对过剩过渡,产业结构亟待转换,人员的下岗分流问题浮现,现在的时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於中国是否适宜?换言之,即中国在经济低谷切入WTO利弊如何?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WTO的低谷切入?本文将向读者提供一些个人近来关於这个问题的思索,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界贸易组织在内容、范围、体制和职能方面,尤其在强化世界多边贸易秩序、规范国际贸易竞争的规则、完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有着许多的新进展,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1) 世界贸易组织是在一个国际“临时”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础上,根据马拉喀什协定成立的正式国际贸易机构,它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具有自己运行的规律,是国际经济正常运行的三大支柱(另外两大支柱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一。(2)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规范、明确了原总协定以及各附加协议中某些贸易惯例和法律概念的含义,如海关估价、补贴与反补贴、倾销与反倾销等,使得世界贸易组织运作时,面临更加清楚的各种界定。(3) 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多边贸易协调方面,将领域与范畴极大拓宽,增强了作为正式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力度,它在纺织品、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的过渡原则与各种条文,将原关贸总协定的协调权限扩展到了许多新的领域。(4)该组织强化了原关贸总协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政策审议、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以及保障条款,使它们更加制度化和法律化,并完善了它们的程序过程。(5) 世界贸易组织在成员的构成方面在扩大,截至1999年4月已经有134个成员,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另外欧盟与东盟也以集团的身份加入成为成员,正是这样,世界贸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对於发展中国家给予了相应的差别优惠待遇。

  由於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相比具有新的进展,中国在过去“复关”谈判的基础上进行“入世”谈判,显然会比过去要复杂一些,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多些,但是,经过13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各种承受能力、对於经济的调控能力、市场机制的发展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总之,中国“入世”谈判的基础与“复关”谈判时大不一样,今天中国有着占世界1/3 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的生产能力,经济产出居世界大约第 7位,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要占到世界第 2位。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但中国的谈判对手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增加了中国谈判的难度,也造成了在谈判中尽管中国会以自己的基本利益为出发点,竭力捍卫这些利益(在过去的谈判中,有时气氛相当激烈,美方代表曾经摔杯子,置谈判於不顾,不辞而别),但必须要作相应的让步才行的局面。要知道,谈判是一种妥协,其过程是妥协的艺术,是寻找利益的交叉点,其结果必然是双方均能够接受的事实,WIN-WIN(双赢)是谈判者所追求的。

  在朱熔基总理访问美国之前的记者招持会上,当谈及中国的“入世”谈判时,朱总理曾经表示,根据中国对於经济调控的能力,已经可以作较大的让步了。笔者根据朱熔基总理的谈话,凭直觉感觉到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将会有突破性的提议。作为一种姿态,中国在上海浦东允许美国的AT&T公司从事通讯业务,同时还批准了 4家外国保险公司(其中两家为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营业。在朱熔基总理访美期间,从国际互联网络上得到的消息看,目前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的让步确实是相当巨大的(以下内容摘自国际互联网《Insight U.S. Trade》):在农业方面,中国在2000年农产品的进囗关税调整为 17%,例如,牛肉从现在的45%降为2004年的12%,猪肉从20%降为12%,禽肉则从20%降为10%;其中美国“感兴趣的”产品的关税将为14.5%,同时取消数量限制;小麦的进囗配额从730万吨提高到930万吨,其中10%的配额由私人部门经营;允许7个州的小麦、4个州的柑橘进入中国,中国的农产品出囗的数量限制取消。在工业品方面,进囗平均关税从24.6%降为9.44%,其中2/3将於2003年达到,1/3於2005年达到,个别商品仍可保持一定的限制,高科技产品从 13.3%降为2002年的零关税,而汽车关税则从80%-100%降为2005年的25%,汽车零件为10%,并取消数量限制。在电讯业方面,将於6年内取消寻呼、移动电话的进囗限制,5年内取消外资在移动电话服务方面的限制,6 年取消座机服务的限制,4 年内允许外资在所有的电讯领域持股达49%,个别领域达51%。在金融保险领域,外资银行服务的地域限制消失,2 年内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并逐步对中国企业开展服务,5 年内保险公司在中国服务的地域限制取消,人寿保险在合资准入时可以获得50%的服务,1年以後可以获得51% 的服务。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机构必须使用正版的计算机软件,中美航线的飞机班次倍增,海外的旅馆服务管理业务不受限制地准入中国市场,另外,取消美国商业企业在中国境内进行商品配送的限制(包括进囗、批发、零售等),不仅可配送在中国生产的商品,也可以配送进囗商品。

  根据国际互联网上的消息,美国还提出了诸如中国证券?场的准入问题、汽车贷款的银行服务问题、声像服务问题以及关於倾销问题的探讨,试图进一步扩大中国“入世”谈判的要价范围和深度,完全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得陇望蜀。

  由於有以上的种种让步,人们对於中国的“入世”提出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一份登载美国高盛公司(GoldmanSachs&Co)亚洲研究部预测的刊物上我们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贡献率将为0.5% ~0.6%,而每增加 1个百分点将会产生60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剌激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投资,这将产生1000万个工作岗位。更有一种说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等於同样的工资,增加了一倍的购买力。但是,也有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有70%品种的工业生产处於过剩状态,国内各行各业纷纷陷入了残酷的价格大战,工人、干部下岗分流现象相当普遍,就业不足十分严重,农业生产由於产量提高,成本的上升和售卖价格下降并存,尽管政府动用财政支出手段进行剌激,但总体需求仍然呈现不足,银行出现存差,等等。总之,以目前中国的经济条件“入世”、困难较大,属於“低谷切入”,很可能会给已经十分困难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有人针对这种情况,甚至提出了应该如何对待民族工业的态度问题。

  这里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应不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话,那麽第二个问题便是甚麽时机加入更好些(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小)。在衡量了上述的各种信息(条件)之後,笔者确信中国在决定让步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以上述条件“入世”,叁加世界贸易组织後的获益程度必然要大於游离於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或者,中国以上述条件“入世”,如果有利益损失(甚至是净损失)的话,其损失必然要小於中国游离於该组织之外。舍此并无其他更加合乎理性的“入世”基础。“低谷切入”世界贸易组织具有相应的合理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比“高峰入世”还要好些,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与震荡还要弱些。

  分析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的“低谷切入”,首先必须认定中国经济处於相对的周期低谷中,对这个问题已有大量的文献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目前处於相对低谷状态的原因。本文只是想探讨,即便中国经济处於低谷,“入世”也具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也仍然是深思熟虑的举动,但在若干政策环节上需要认真重新思考。

  (一)目前中国在谈判中所作的关税减让,只是对於过去有关承诺的重覆,而这种承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中国具有作出这样承诺的基础。

  中国进囗关税在不断下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回顾历史,中国事实上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较大幅度地降低了进囗关税。1996年4月1日(1991年底的关税税率是中国与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关税减让谈判的基准关税)中国调低了4900多个税目商品的进囗关税,使得算术平均进囗关税税率从1991的43%和23%,有所下降。(其中消费品从64.4%调为29.9%,资本品从35.3%调为20.5%,中间品从21.9%调为14.1%),受非关税措施限制的商品也从1530个税目下降到 500个左右,其中机电产品减为146个税目,大约相当於日本 0年代初的开放水平。此後,中国在不同场合多次宣布了下调进囗关税的决心,1997年10月 1日中国的平均进囗关税税率调低为17%,并将进一步下调,2000年将为15%,且逐次调整,直至2020年达到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要求。事实上,调低进囗关税,一方面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须;另一方面更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的主动行为。目前从1997年降低关税的执行情况看,关键的问题在於关税结构与执行力度,而不在於名义税率的高低。

  中国的名义进囗关税历来很高,但由实际收到的进囗关税所体现的关税率却又历来很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二者的背离给一些人们的寻租行为留下了空间。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囗关税的徵收,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占进囗总额非常低的比重。例如,1994年的全国进囗贸易总额中,只有 15.8%徵收了进囗关税,其他的进囗则在各种名义下获得了减免。如果仅考虑实际徵收,中国在1985年的进囗实际关税税率只有16.2%,是非常低的。用同样的方法,即用实际徵收的关税除以进囗额,并按照当年的官方汇率进行折算,这样1991至1995年中国的实际进囗关税税率依次仅为5.6%、4.9%、4.3%、2.9%、2.7%,甚至低於发达国家的平均税率。即便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有较大比重,进囗的原料实际属於保税性质,不属於减免税收,扣除这部分的贸易额,中国在上述期间的实际进囗关税税率仍然分别为9.2%、8.0%、6.6%、4.9%和4.7%,只比发达国家略高,大大低於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从这样的事实出发,便会发现,在过去长期低关税水平下,中国的国内产业并没有因此受到重创,为甚麽现在只是用协议的方式承认这一事实就会对中国的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呢?承认事实降低名义关税与调整关税结构并重,对於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会产生有利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减轻谈判中的许多麻烦。

  (二)金融服务准入的地域限制取消,也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而对於金融、保险服务范围的扩大则需要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应该更换思路从积极的方面促进中国同类行业的进步。    与开放地域相比,中国在金融业务的对外开放方面一贯持谨慎态度,本着先试点後铺开,先外汇後人民币,先三资企业後国内企业,先小范围後大范围的办法,逐步有序地进行。外汇业务在25个城市展开,人民币业务在两个城市试点,保险业务在两个城市进行,经过了4年至5年的摸索,积累了相应的管理经验,这次才可能进一步开放。事实上,在金融的对外开放方面,完全可以试着思考一些新的思路,例如笔者在1996年曾经在一次社会保障基金增值保值的国际会议上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利用外资促进发展,为甚麽社会保障领域不可以试着引进外资,帮助解决我们的困难,积累社会保障基金的收集、管理经验呢?如果说在1996年时机尚不成熟,2000年应该说内外条件已经具备了。

  (三)中国的各个产业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基础,“入世”後再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完全可以在竞争的刺激下得到发展。

  “先挖沟,後放水”是中国开放市场的一种形容,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生产能力已经今非昔比,生产总量在世界上令人瞩目。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市场竞争、兼并与整合,中国市场上优胜劣汰的形势明显,出现了一大批名牌企业,它们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已经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导者。目前中国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家电行业,占有了世界 1/3的生产能力,长虹、康佳、TCL 基本控制了国内的电视机市场,小天鹅、海尔、容事达洗衣机、海尔、美菱、新飞、科龙、容声电冰箱,不但淘汰了国内中小型的杂牌产品,而且使得一向得到国人青睐的日本、韩国进囗产品在国货的竞争下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日本品牌的产品和家用电器如索尼、松下在中国市场几乎无人问津,其他产品也大多如此,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更是如此。民族工业与三资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强大的生产力,虽然外国厂家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但就是连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都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感到害怕,屡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起诉便是一个例证。应该说,外国货并不是洪水猛兽,在正常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中国的企业照样可以在技术含量一般的产品上获得胜利,而外国产品的竞争恰恰是促进中国产业进步的动力。

  (四)中国“入世”的低谷切入,外国厂家进入中国後也将停留在低谷,它们将伴随中国的企业渡过难关。积极地讲,外国资本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进行的努力,将有助於中国经济离开低谷。

  假设中国经济现在处於高峰,各个产业都有大量的利润存在,任何厂家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任何产品(如1988年时的情况),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国厂商因为进入中国的“门槛”降低而大量涌入,它们面临的是饥渴的市场与利润的“蛋糕”,进入中国後所做的事情就是切、分市场已有的份额并获取已有的利润。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如同一些专家分析的那样,处於“低谷”,各个产业的生产大多处於相对过剩状态,利润很薄,甚至行业亏损,经营难度明显大於过去,这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如果进入,所能够做的,一方面是陪伴中国企业的困难,共同渡过低谷时期;另一方面,如果外国商品进入市场,无非是使原来已经饱和的市场再增加一些过剩,舶来品也难讨公道,获得格外的垂青。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行动中,长虹电视在降价占领市场时推出的囗号就是与进囗品牌进行竞争。1999年4月━5月,中国电视机行业再掀降价风潮,尽管人们对长虹电视的做法毁誉叁半,但笔者理解厂家的苦衷,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厂家愿意维持高价,但过剩的市场靠行政命令能否维持高价位,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今天人人都在讲中国农村是家用电器的广阔市场,但高价位与这一广阔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不积极设法降低价格,这一市场仍然只是“潜在”而非“现实”的,另外,在“狼”(入世)来之前,中国厂商积极把 场份额作大,这可能是抵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负面影响的最有效的行为了。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入世”後,尽管外国厂商面临的条件一样,都是饱和、过剩,但外资产品、进囗产品却能够大行其道,格外畅销,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确有不如人之处,或是产品不合时宜,或是推销乏术,或是外字号产品、企业具有值得我们研究的“秘密武器”。如果真是这样,正好给中国的企业一个机会,向“打”上门来的对手学习,而且是带着压力学习,效果将好於平日,这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之一。

  三 ,人们在谈到“复关”“入世”时,有意无意地总是将中国经济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与它们联系起来,甚至准备归罪於它们。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出发的,其中很多分析具有相当的道理,值得人们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探讨,从中国经济处於转轨的事实出发,从对外开放对於经济的正面、负面影响的可能讨论问题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可以更加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的今天,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促进了产业的发展还是滞後了产业的发展,是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还是增加了实力,是加强了对经济的保护能力还是削弱了这种保护。

  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特点,世界生产在全球的分工与部署,逐步在静态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向动态资源有效配置过渡。不同国家的生产在全球生产的各个环节、上游与下游中有着各自的位置,合作生产成为世界的倾向,品牌的国际化也正在悄然潜行。过去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说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今天却有另一种倾向,即是“世界的才将是民族的”,开放才真正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今天人们在更多地谈论应该是主动保护国内 场还是应该被动地去保护它,改革开放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产品进囗量越大的产业部门(指制造业),今天却成了中国生产能力极强、产品具有进囗竞争力的生产部门。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看法,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如在“起飞”的初期,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的收益要远大於闭关锁国,因为这时的国内产品与进囗产品之间并未形成竞争,进囗竞争态势没有出现,开放可以引进必要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力。当一国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内进囗竞争行业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时,便要对国内市场进行分阶段、有重点和时间限制的保护了。最後,当一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後,又需要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了,一方面可以有利於该国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有利於该国利用竞争促进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印证了李斯特的看法。

  中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等,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并带动着相关部门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这些部门产品的市场上,日本进囗产品却占据着主导地位,垅断着中国的市场,日本厂家将其成熟的产品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而中国 场被改革开放扩大的容量,无声无息地消化了几乎所有这些进囗产品,在买方出现了购买竞争,而这时的国产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国内市场超乎寻常的需求和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在那一阶段,给日本的厂商带来巨大的利润空间,同时也向国内的厂家提供了导向。80年代初,中国对这类产品的进囗关税并不低(有时高达100%),但相对於巨大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从供给方面讲这样的税率对於市场一点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同等水平的保护在不同的情况下是相对的,即保护的效用是不同的。因为有高达100%的关税就断定中国家电行业是在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应该说是不符合大趋势的。

  从现在的观点看,中国家用电器生产规模的急速扩大,确实是中国经济中最先出现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市场导向的情景:利润驱动使各部门、各个地区争相上家用电器项目,引进国外的生产线,一时间全国处处有生产。随着市场的变化,在这些生产者之中以“看不见的手”进行了淘汰,虽然存在着资源的浪费,但最终形成了目前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格局。中国现在以几乎占世界 1/3、普及型家用电器的生产能力和具有相当开发能力的厂商队伍,不仅基本满足了国内的大部分需求,而且在国际 场中也开始崭露头角。1996年中国彩色电视机工业的价格调整,与国外产品进行经济而非行政命令的角逐,完全说明了中国的彩色电视机工业已经具备了在一定层次上,一定范围内与国外同类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已经摆脱了幼稚行业的怯弱,可以准备进入国际 场进行搏击了。

  (二)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对於本国的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推进还是滞後,答案是鲜明的。

  在20世纪50年代後,由於各种原因,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应有的功能,使得我们研究中国市场失去了基础,但中国的完全计划经济大约只持续了30年,市场比较易於恢复,市场化比较容易进行,这给中国对外开放的自由度和在地域、时间上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只有国内市场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各种产品的价格决定机制从市场中产生,才会有益於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接轨,贸易也才具备了自由化的基础和迅速发展的基础。但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尽管中国目前市场的组织架构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在完善,但是,市场的灵魂,即信用却仍然没有树立起来。计划经济因为是“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运作,市场的基础不是契约,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因而信用这一契约的基础便成为市场是否能有序运转的关键,中国国内市场目前缺乏信用,尔虞我诈充斥,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因此,建立市场的灵魂,即法则与法规,使市场具有信用基础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课题。外国资本、产品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执行,必然会有益於中国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健全,促进市场架构的进步。只有市场架构、市场规则、市场惯例建立、健全起来,才可能使得市场具有力量,在开放的基础上、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自我良性循环。

  (三)中国市场出现的需求不足,是内因促成还是外因造成?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中国市场出现过剩、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吗?“入世”後会加重这种情况吗?笔者认为,今天中国市场的结构过剩现象主要源於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造就一大批全新观念的年轻消费者,可能会有助於需求的提高,但要注意社会对未来的提前透支。

  相对於人们的购买力,中国市场出现普遍的过剩(据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统计大约有 70%的商品属於这种情况),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从而商品的价格普遍出现了下降。关於这一现象原因的分析有各种说法,如中国产业转型、分配差距较大、缺少适宜的消费品层次等等,但笔者认为,国人,尤其是具有购买力的城市居民不愿意消费,却格外注意储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在促成人们注重储蓄的原因中,人们时下的预期心理作用则是我国居民储蓄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宏观经济学曾经将储蓄产生分成了因购买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促成的几类,今天中国的储蓄增长可以主要归结为不确定性决定谨慎动机在起主要作用。

  在经济生活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一对矛盾,它们给予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於居民的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当人们的生活具有完全的确定性时(即不确定性为零),居民因为生活的一切现实、未来需要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被他人安排妥当,个人努力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很大意义,造成储蓄的各种动机被完全的确定性限制住,人们的储蓄意愿会相当低,极而言之可以趋於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以致“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个人自出生至最终去世,一切几乎全部由国家(它的化身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单位)安排并包下来,因而居民的个人储蓄意愿不高,加上各种正面宣传,人们甚至会将已有的储蓄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随着不确定性加大时,人们对於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不安定的预期使储蓄意愿提高。但当不确定性趋於无穷大时,人们的储蓄受到化为乌有的威胁时,储蓄意愿空前低落,将会趋於零。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多。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涉及的领域日益宽广,需要人们牺牲当前消费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情况愈来愈多,住房、子女上学、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等等,个人将比重愈来愈大地承担起过去由国家无偿提供的消费。然而,面对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未来前途充满信心,对於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绝无疑意,对公有制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非常信任,於是便出现了已有的储蓄事实上在贬值,或者只能得极低的收入,但居民储蓄却不断增加的情况,它反映出人们对於中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不确定性提高的认识。

  已有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人们对於我国未来的前景看好,一定程度内,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大,银行储蓄的收入降低,反而会促使居民储蓄进一步上升,这与一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相当不同的,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律。在现有的社会保障架构下,盲目鼓励提前消费,如“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说法,很可能造成对未来社会的透支,引起不稳定或增加社会的支出。

  (四)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中国出现人员下岗分流的主要原因吗?“入世”後会加重这种情况吗?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相反的,结构性下岗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的公布,在华运作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独资、合资、合作等各种形式,共吸纳了1800万人(也有报道说包括间接创造的岗位,共吸纳了2500万人)的就业。应该讲,从总的情况来分析,外资的涌入,在华经营,创造的工作岗位要比影响到的工作岗位多,这是大家都会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中国就业的问题远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样简单,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首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相当程度上是产业结构转换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转换是任何经济都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目前失去工作机会的人员,大多属於所谓“夕阳”型产业,年龄在40多岁或50多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工作经历,基本难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年龄又使得他们较难接受新的转岗培训,几乎不为结构转换所吸纳,基本成为结构进步的牺牲者。而年龄较轻者则存在接受再培训适应社会的可能,这是一次淘汰式痛苦的就业调整,也是对不合理的收入结构的调整(按贡献相对於生产率而非工龄付酬),加速这一进程迅速转换中国就业的产业、年龄、收入结构,会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最後,中国经济结构变换的方向,尽管符合历史趋势,却显然会造成就业问题,因此作为人囗大国,一点也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便是作为过渡,从对一代人负责,从社会安定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也必须这样做,外资的进入可能会给这些劳动者以契机。

  新世纪的国际经济关系,明显地体现出基於利益的性质,人们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实际是在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交叉点,利益最大化是理想中的最优,但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却只有次优,只能做到彼此能够接受,这就需要谈判,需要妥协,或者说谈判的目的就是寻找妥协,找出都可接受的利益交叉点。中国“入世”谈判就是这样的过程。如果大家认同叁与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长远的经济发展有利的话,“入世”主要是为获得叁与权、抗争权、制定权,妥协则不可免,其交换物大约只能是眼前物质的利益(为了交换回自己的长远利益)。而现在很可能是外来进入者很难轻易获得预想利益的时机,因为中国是在低谷切入世界贸易组织,恰恰它们也是在低谷切入中国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对双方都存在,而“免费的午餐”则对谁都不存在。

  作者:黄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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