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产万税

  印花税、车船税、房产税、物业税、烟草税……这些花样繁多、不断调整的税种,背后无不有一个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和调整的背后又无不有一个共同点——调高税率,当然它们还大都有一个共同承受者——城市中产。

  胡泊(北京)销售经理 他给记者看上个月的工资单,应发6370元,实发5031元,除掉公积金和各种保险,扣税431元。这个数字没有包括销售的佣金在内,因为这个月没有回款。“佣金是看天吃饭,即便有,也得交20%的税。”

  12月2日晚,首都机场国际航班海关口,旅客们拥挤在出境申报柜台前,排出一条人龙。人们一边填写申报表,一边交头接耳地打听彼此行李内的“家当”,以及这些家当的国内价格。“我这柜台的‘生意’,最近特别好。”办理申报的海关职员对他的同事调侃道。

  如果没有中国海关在3个月前发出的“54号令”,习惯直接通关出境的——尤其是那些有国际旅游经验的中产,对“5000”这个数字也不会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按照海关的这个新规,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才免予征税,出境者们事前给自己带出去的手机、电脑们估价,申报,成了出国前的必做题。

  服从归服从,很多人都说看不懂这个规定。就连联想老帅柳传志都公开说“买几千块钱的东西(回中国),收税不合适”,另一方面,商务部也表态认为海关的“严打”有可能与WTO法则相抵触。

  “54号令”还仅是你知道或不知道的中国庞大税务森林的一道风景。曾有评论略带夸张地形容:与西方,或者在西方制度下成长的华人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打工者缺乏“我是纳税人”的认知,不但不去(不能)接触自己的税单,更缺乏对各种税收的认知,大家做的只是交税,并由公司或单位代扣,仅此而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欧美等,国民尤其中产阶层对税收有着高度的敏感。在西方,关于税务的议题或立法从来都是最受关注的全民议题,参政者经常以此笼络民意。今年9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夕,为了讨好选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兑现竞选承诺,展开大规模的减税,为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延长减税期限。

  在北京,10月下旬开始的关于车船税立法流程,也证明了纳税议题对公民关注度的冲击力。这部以节能减排为理由的增加中等排放量车辆税额的法律初稿,在人大内部审议就已经被代表们“口诛笔伐”。一些立法界人士认为:“一个小法(修订),却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非常罕见。”另一边厢,以压制房价为因由的物业税也是在一片争论中,变作随时冲击房地产市场的“终极利器”。

  人一生中永远无法避免两件事:死亡与纳税。纳税额度、税收名目等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中国人究竟一生要碰到多少名目的税种?要交多少金额?这样的问题,绝大部分国人,甚至征税的部门都无法讲清楚;如果是追问自己被征纳的税收的去向,那更非是现实可行的事情。

  隐蔽的税种

  对于纳税,人们通常会下意识地首先想到,我的税务负担究竟重不重?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早已是一个宏观税负偏重的国家,而政府方面则认为中国征税还不够多。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底《福布斯》指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而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事实上,中国的税收制度建国以来一直在变化。根据记者调查,目前政府多个部门都有征收税费的权力与行为,甚至税务部门本身对中国税种税目税费区别等等的筛分都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可以参考的是非常宏观的概量,譬如,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63104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收入为3944亿元,仅占6.25%;2010年前10个月税收收入已超6万亿,预计全年将达到7万亿元。

  目前,对国人征税最直接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它规定着人们从工资,到稿酬,到偶然所得的各种收入都必须纳税。但是,你如果想知道缴税的个人明细,这相当不容易:与港澳地区等公民能收到详细的税单不同,中国公民一般需要主动到相关部门才能获得个人的具体税单,流程还需通过单位证明等,颇为复杂。

  而更多的税种对于公民来说是“隐蔽”的。譬如增值税,这个税征收范围包括“所有的工业生产环节、商业批发和零售环节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的劳务以及进口货物”,也就是说,一个商品在生产和商业流通中的每一步都要分别缴税,消费者只要购买它,就已经缴纳了商品价格17%或13%(增值税税率)的税款。比如你购买了一袋价格2元的盐,这个价格里其实包含有约0.3元的增值税。现实是,消费者几乎每天都在消费,却不知道自己在消费的同时,已经在纳税了。

  在现实社会中,几乎已经没有能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人,或多或少都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消费品。所以,个体的消费活动和企业的生产活动、销售活动一样,都在纳税,只不过有些是直接交了税,有些是间接交了税,但归根结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企业的征税,通常都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譬如产品税和营业税等由企业承担的税项,出厂前就会列为了产品的成本。这些间接的税项,还包括销售税,对汽油等消费的额外征税等等——表面上对的士和飞机征税,实际上司机可以直接让乘客来承担这个税项。

  这些“隐蔽”税种的“曝光”,经常取决于政府和商家是否愿意将其透明化。早在2001年,北京王府井书店就有个颇有历史意义的尝试,在购物小票上分列了价款金额与税款金额,比如标价100元的图书,小票清楚标示其中书价款为87元,税款为13元。它实际上是在提醒你,你交书款时实际已纳了13%的税(电子、音像制品的税率为17%)。

  但这个尝试最终无疾而终,因为不少消费者都不明白为何买了你的商品还要交税?于是指责商家将本该由企业交的税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商家当然不愿自找麻烦,于是作为消费者的你,现在拿到的购物小票上通常只有价格,而没有了税的踪迹。而在欧美,购物小票上,商品的价格和税款通常都是分开打印的,这使人们对自己付钱时缴了多少税一目了然。比如在美国,“家境贫寒的学生买书,到了每年报税季节,就可以把这一情况报告征税机关,获得退款。”而在欧美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鼓励游客消费,除了税单和价格分开打印外,还有相关的固定退税政策,比如你买个LV包,只需拿着小票和本人护照,在机场就有一个专门给你退税的窗口,等于商品给你打了八六折左右。

  几乎没有人能准确估算自己在交多少税,或者预计自己以后还会遇到什么新税种。就目前来说,中国政府部门对税的宣传仍以“开缴”,“劝缴”为主。中国目前有19个税种,立法的分别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其余的都是以行政法规保证其强制性。从立法预审就备受关注的车船税法,将是我国第三个立法的税种,它对中等排量和大排量的汽车提高现行税额幅度,并被赋予“税收法治”推进的高度。

  看不见的收费

  有北京媒体曾为缴税进行过具体的估算:一个人在北京买房,付款中地价约占30%,税收约占17%:实际上转嫁给消费者的开发商缴纳税项约13%,购房者自行缴纳约4%,“大约47%的购房款交给了国家”。

  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购房契税等上述这些税目,无论如何还是名副其实的税负,而更多的税负支出却是你看不见的行政性收费。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目前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征收的各类税目外,更多的税负支出是以收费的形式出现的,工商、环保、质检、公安、卫生、教育、交通等众多部门都有各自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多如牛毛,而且异常复杂。仅以交通出行为例,私家车有过桥费,乘坐的士有燃油附加费,乘坐飞机有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

  这些形形色色的收费项目到底有多少,牵扯到多少部门,更是无人知晓。仅以去年1月,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决定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例,两年几乎过去,直到现在13个部委联席,由工信部部长李毅中牵头的小组,还在为此事忙碌着。他们要面对的是18个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69大类的收费项目,上千个收费子项。

  著名财税问题专家、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曾这样表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它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在单线的征税鼓动下,缺乏专业的帮助,甚少中国的打工者——包括收取工资薪酬的员工以及他们的上司——能对收入进行税务的估算和规划。根据记者的了解,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年收入达到10万以上,20万以下的雇员群体中,没有一个有专业税务人士帮助的经历与意愿。

  在西方,由于民主机制以及政治竞争的存在,中产階級的税单一直是政客们争夺的重点。近两年,英美国家都在酝酿对中产减税而对富人加税。英国联合政府开征,提高了富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美国股神巴菲特说:“中低产階級的税额,或甚至较高阶层的中产階級的税额,都应该再进一步降低。我认为金字塔尖端的阶层,或像我一类的人们,应该缴纳更多税额。”

  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计划,美国中产階級将会永久性减税,明年美国人税收中的80%,将由年收入逾100万美元的家庭负担。也就是让占美国总人口约2%的百万富翁们纳税,减免其他98%的人的税收,以此来缩小美国的贫富差别。

  但在中国,政府部门的“税收预算”则有各自一个算盘的味道。去年,中国海关总署表示,“2009年可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关税收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全国海关将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今年秋天,在iPad等电子产品携带与邮递入境日益增多的同时,海关高调发布“54号令”,重申旅客出入境携同物品的报关和征税。尽管商务部曾有“异议”,但短短几天之后,商务部就变了口风,支持海关的收税行为。于是三个多月来,习惯直接通关,出境入境的旅游者们,便形成了文章开头描述的踊跃申报的场景。

  然而,在规定中如何界定“个人自用物品”并无标准。这个问题即便连海关内部也含糊其词。“中国人们过去出境百分百都没有申报意识,现在回来不能出示在中国购买的证据的,要么就让他不要入境,要么就要他缴税。”一个负责海关检查的内部人士对记者坦言,并强调,“相关规定一直就有,现在是加强查缴力度。”

  税纠察,税纠结

  “我国正在制订新的烟草税调整方案,明年有望出台。为了进一步加大控烟力度,烟草税率肯定会继续提高。”就在记者截稿时,一则这样的消息见诸报端,国家税务总局货劳司消费处处长胡先明这番言论,显然又是烟草税要提高的一个信号。

  这样的言论你一定似曾相识:为了给股市去泡沫,调高印花税;为了给房地产降温,酝酿物业税、房产税;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车船税;于是现在为了控烟,又要开始考虑提高烟草税……这些花样繁多、不断涌现或调整的税种,背后无不有一个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和调整的背后又无不有一个共同点——调高税率,当然它们还大都有一个共同承受者——城市中产。

  这些“理由”真的是上述税收调整背后的真相吗?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从而知。

  就在烟草税要提高消息传出的前一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在一个论坛上又释放出另一个信号:“中国流转税类比重偏高,财产税类比重偏低,特别是对有产群体的财产征税显得有很大的不足,累退性特征比较明显。”言下之意就是,目前对有产者明显征税不足。

  有产者是谁?显然又是所谓的城市中产一族。

  近年来,中产一直是国内热捧的一个话题,按照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中产阶层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3%,也就是说在13亿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已属于中产之列(尽管中产的标准至今仍无统一的定论)。日本《选择》月刊11月这期,也将目光聚焦在中国中产阶层上,不过它给出的结论并不能让人乐观:“中国中产階級只是一个幻影,而且濒临瓦解”。

  《选择》月刊称,在过去10 年,真正拉动中国总体消费增长的是与官员有关系的富豪(人数在 7000万至8000万之间),这些人越来越富,而所谓的中产階級仍在奋斗。“蚁族”的大学毕业生本应成为中产階級的预备军,如今却因房价、就业问题中途遇阻。“照此下去,中产階級新生力量会不断减少,中产階級人数恐将停止增长。”

  培育中产是个大工程,税负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各种接踵而来的“税收”似乎却在不断挑拨着这个阶层的脆弱神经。没门路的只能被动纳税,而有门路的,比如资产较多的人,尤其商业贸易等领域的企业主,则成了民间避税,乃至偷漏逃税的活跃主体群落。譬如,他们能通过境外公司或分散贸易等方式对付税务部门。

  对于广大的雇员群体来说,如果没有雇主主动的避税安排,通常都只能随着各政府部门税收立法和执法的改变而被动接受缴纳的波动。对于更多的中产雇员来说,要合理地避税,更多的还需要愿意投入此工作的雇主,或者雇员自己的努力。

  很多网络功略已经列出了各种避税的方法。譬如,如果你是自己去创业的人,可以设法多雇佣下岗工人或退伍军人,达到一定的比例,就可以免征3年营业税和所得税;白领们也可以与雇主商议,通过薪水的合理分解而达到节税的目的。这也是如今人们应对数不清,看不懂税费的现实办法。

  南都周刊记者_炫风 实习生_钟紫薇

  来源: 南都周刊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666_0.shtml

  作者: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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