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宁:打倒公车腐败

  中国腐败极为严重,其中包括公车腐败。公车腐败每年为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有500 亿元。中国公车除生产用车以外估计有二、三百万辆。这些车总价值达6000亿元左右,每年用车支出和损耗至少1000亿元。其中至少500 亿元是不需要的,是腐败造成的。中国是个穷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七、八百美元,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这么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公车?就是为了少数当权派和特权人物的享受,当权派们有意造成:1 、国家对公车的购置、拥有、使用从来没有像样的制度。2 、对公车造成的铺张浪费听之任之。公车私用普遍存在并且不被视为违法违规。3 、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想方设法动用各种公款、行政收费款和各种各样的款项买车、租车、借车。4 、扩大专车使用范围。5 、争用豪华车。6 、中国机关机构庞大,人员特别是官员多如牛毛。机构多,人多公车也多。6 、规定离退休官员待遇不变甚至升级安排。7 尽最大努力进行单位级别升级。8 、以车行贿和以车受贿。结果造成大量的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各级权力机构,包括最低的一级,都有小轿车和面包车,有的还不只一辆。一个权力比较大的单位,只有几十人却有十几辆车;很多亏损企业,贫困县拥有多辆小轿车,已不是什么新闻。于是公车成了私车,很多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及其子女、亲友,很多司机都开着公车上下班,办私事,甚至出去挣钱。

  使用汽车主要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在中国则把拥有和使用公车看成享受、待遇和可以摆阔气耍威风的工具。大庆的所谓改革是把非法腐败变成了合法腐败,用不用车,用多少次与与行政级别和职务无关,不能借机为当官的大幅度增加收入。如认为领导干部工资低,就调整工资,这与公车改革没有关系。大庆的作法会造成工作低效率。

  公车腐败一定要打倒,应采取如下措施:1 、在全国大中城市,所有权力机构和国有单位,除少数特别单位(如公安局等)以外,因有出租汽车,可以不配置公车或很少配置公车。需用车,可以租用出租汽车,依照制度在群众监督下实报实销。2 、没有出租汽车的地方乡镇和偏远地区,可尽量少的,适当的配置公车。3 、权力机构和国有单位配置公车,应按严格规定配置和使用,应尽量使用低档车和注意节约。3 、明显规定专车标准,不准使用超标车。正省长、部长以上配专车,副省长、副部长二至三人配一辆车。正、副省部级干部一律不配车,所有退下来的领导干部一律不配车。4 、相应提高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的工资,但不能按行政级别进行补贴。5 、公车私用不但要交费,交费标准要高于出租汽车。6 、所有“借车”一律按行贿、受贿处理。公车私营用按贪污或多吃多占处理。处理要严格,决不搞下不为例。7 、对国有单位现有汽车大部分进行拍卖。8 、精减权力机构和国有单位,包括人员和组成。9 、对使用公车和用车支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专门部门进行检查和处理。10、对因该用车而不用车,影响工作的,同样要进行严厉处罚。

  我可以肯定,在今天的中国公车腐败像其他腐败一样是反不掉的,而且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由于中国没有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制度。面对广大人民强烈地反腐败的要求,代表中国特权阶层利益的当权派们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反抗去保他们的特权和既得利益。陈希同在89年陆肆事件中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执政党、领导人、权力机构不受监督和制约,他们再腐败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和特权地位,他们还会反腐败吗?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绝对的永远的,它就会无所顾忌地媒取一党私利,像中国大陆解放前的国民党一样。如果国家领导人违法乱纪不被弹劾,他就会疯狂地侵吞国有资产,像印尼的苏哈托一样。如果对国家机构不制约,它就会杀人如麻,践踏人权成性,像原苏联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1989年陆肆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曾规定领导干部不准使用外国高档轿车,没有几年各级领导就争先恐后地换用豪华轿车。查了半天,在用车上违法违纪现象非常严重,但最后卖掉完事,没有处分任何人。北京市市里主要领导人的十个“大秘书”向市属单位借了十一辆轿车私用。这比索贿、受贿性质还严重。因为索贿、受贿一辆车,行贿单位不用再担负其他费用。而所谓的借车,行贿单位还要担负轿车的税费,提供汽油,负责维修,承担事故赔偿等。最后也不了了之。所以说,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真正反腐败的。(欢迎交流,我的电邮地址:ggf-ihps@263.net)

  作者:王小宁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社会透视 » 打倒公车腐败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