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毛泽东有权只受颂扬、不受批评吗?

  论今天中国人褒贬不一的激烈,恐怕没有能超过对毛泽东的评价。歧见深过代沟,见仁见智对峙。除了史实暧昧不明之外,亲历者的个人爱憎,常常掺入其中。褒贬历史,先得弄清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好话、坏话,都属于感情话,在哲学上,叫做价值判断,属于主观范畴,允许各执己见。但探求真相、假相,才是探求理性,哲学上,叫事实判断。史实是个客观的、唯一的,不能不归依,不能不服膺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评论毛泽东所依据的,应当是史实真相;官方论定,或民间争拗,都不足以左右史实。早年所谓治史的党性原则,更不应左右史实。说白了,所谓党性原则,就是想让历史按党性原则来发生,可能么?

  评论对象不能不是人,因而,人性的利己性,也就成了评论对象。我不会因为革命领袖成为公共决策者,成为政治人,就认为他改变了凡人的经济人本性,不再趋利避害,不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布坎南早就告诉我,不能说,一个人在市场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到了官场,就会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指望人性随场合而彻底改变,那是儒家学说的理想,是无法被验证的空想,也是中国人对每代领袖的幼稚奢望。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都会选择趋利避害,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这是指公共决策方面,不是仅指政治人会贪渎无度。领袖自身利益,可能会背离国家公共利益,才会有分权、制衡、限任、轮替和监督、弹劾的必要。这样评论革命领袖,才不至于有失公允。

  毛泽东去世时,8亿人如丧考妣。此前唐山大地震有逾24万人丧命,没有哀悼仪式,甚至没人知晓真相。民众似乎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化批邓斗争”。当年举国哀悼毛泽东时,亿万民众真的泪雨滂沱。人们觉得大地震死人再多,也无法与毛泽东的逝世相比。那年月,为革命牺牲光荣。奉献生命,会受表彰、庆贺。“有命不革命,要命有啥用”的口号,喊得民众已麻木于死人。然而,毛泽东的噩耗,却是晴天霹雳!民众有天柱将顷、从此无处寄生的哀哀无助,我身边不断有人昏厥在默哀队伍中,被抬出去急救。

  那年头,教堂弥撒或清真礼拜,统统被禁,早请示、晚汇报是唯一的类宗教仪式_____ 多年的造神、拜神运动,早已超过“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的历朝历代,将毛泽东塑造为“比天大比地大”“比爹亲比娘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亿万民众,则编成班、排、连、营,以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做他的好战士为天职,以当他的红卫兵、红小兵为荣,以每天围绕太阳运转的“向日葵”自喻____太阳陨落了,向日葵还怎么活? 教皇死了,另选一个罢了,全球信众“情绪稳定”,没觉得是世界末日。失去了毛泽东,中国民众却感到天塌地陷、百身难赎。由此可见,中国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与迷信,非同一般宗教。

  当然了,今天看来,当时的举国震惊、悲痛,也有其建立在虚妄上的真实:“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个人威信上”(鄧小平语)。大地震死伤众多,民众还能“化悲痛为力量”。 而毛泽东一人离世,民众只能哀痛,没有力量能改变什么。然而人亡政变,此后中国的转向,证明革命领袖的去世,是个“改朝换代”的拐点;也证明民众的悲痛,正是哀哀无助、无计可施的表现。当年,民众待宰羔羊般举国大恸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当时不敢说出来的预感:有大事要发生,但不辨祸福!已有史料披露,毛泽东自己曾预料会身后大乱,甚至会发生内战。看来,他既清醒,又高估了自己______明白自己留下了烂摊子,高估了追随者的力量。

  百姓只能悲痛。国家是祸是福,只能由他身边早就暗中较量的接班人,用秘密的非常手段来解决。庆幸的是,领袖的亲信被逮捕,他的“继续革命”被废止,从此,中国告别严酷整肃与贫困禁欲,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不用假设,领袖如健在,“继续革命”无法终结,苦日子还得过着。而他刚一过世,便“乾坤始转,乾坤初转(胡耀邦语),”国家走出危机,民众走向自由。今天,解读8亿人为毛泽东逝世泪雨倾盆,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命运的哀痛和担忧。革命专政体制下,人民是那样无助,除了担忧苦难再降临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真实的悲痛,难道不是建立在虚妄甚至欺骗上?林彪身败的代价,早已是毛泽东名裂,文革破产。早在当年,我们这些红卫兵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了:怀疑毛主席把权争说成是革命,举大旗,斗政敌。领袖死后的政变,戳穿了革命对革命者的恫吓:什么不继续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什么不反修防修,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呀。同样褪色的,还有唱了几十年的红歌,还有红歌灌输给红卫兵的信条:什么“大救星”呀,“北斗星”呀。以为离开了毛主席,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等等。当然,由于大旗不倒、刀子未丢,许多人至今没有这些反省与彻悟。但是,14亿人同时体验的历史真实过程,没法抹去,没法推翻:没有了毛泽东,,国家命运才发生了转折;不搞革命了,人民才不再吃苦受罪了。难道,我们的真实经历不是这样的吗?不这样解释,又怎么能解释,官方和民众一致把1976年当作大悲大喜的一年?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系于一人,一人决定全民祸福,就是个革命专政甚至领袖专政的体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唐、宋的温和专制,还是明、清的严酷专制,历代王朝都是如此,中国社会有着专制主义的深厚传统。唯一令人困惑的是,革命领袖专政,盛行于“人民共和国”内几十年,发生于亚洲最早推翻帝制,创建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几十年后。以革命的名义,重演中国政治传统:只凭“最高指示”,革命领袖就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语)。这一切,能延续至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0世纪70年代,不能不令人大惑,也不能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惊人定格。

  希腊王氅下战将阿喀琉斯,虽然骁勇善战,但始终困惑与特洛伊打仗,不过是希腊王争夺海伦的个人恩怨。也由此,他质疑战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阿喀琉斯一样。尽管革命领袖声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冲锋陷阵的红卫兵,也已困惑与质疑:毛泽东是为个人权位,而策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公共权力握于个人手中,不可避免地公权私用,是专政体制的弊病。个人进退荣辱,置于国家、民族兴衰、祸福之上,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弊病。检验任何个人、党派执政为公还是为私,有着最简便的测试剂,就是看他们是否宣称非我莫属,舍我其谁。凡是宣称替天行道,当仁不让的,就已露出破绽。只有那些功成身退、随时让贤,抱有成功不必在我心态的,才叫执政为公。倘若革命领袖能学华盛顿、林肯那样,以身作则,功成身退,就不会后来的大跃进与文革。由于把个人进退、得失,置于党和国利益之上,革命领袖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对于自身也就苍白无力。

  今天听音乐剧<艾薇塔>中的唱句,不免还让我感慨:“举国哭得昏天黑地”, “没有了他,我们该如何生活?”“毕竟一切都已结束”。“傻瓜们,你们还蒙在鼓里”,“其实你让你的人民很失望”-,等等____当然,艾薇塔(庇隆夫人)民望甚高,而江青一向名声不好,相似的,只是这两对夫妻之间的相互提携和相互辅佐的执政方式。毛泽东去世15年后的一天,毛的旗帜仍然高举,毛被当成“刀子”(毛泽东语)也没有丢,而国人皆曰该杀的被判死缓的毛夫人,却自杀在浴室里。历史的荒诞性,一时使我倍感突兀。我觉得事理被中国人撕裂得太过扭曲:一对夫妻,志同道合,共执权杖,咋结局就有了天壤之别呢?谁都知道,江青是想接班的。如果不是被抓,也可能就接了班。江青深得“继续革命”真传,并效忠至死。她的名言是: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然而,在捍卫革命旗帜的政治策略下,江青替丈夫担了罪责,成了民愤的宣泄口。中国传统文化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和“女人祸水”、“内宠乱国”的现代版本,报复到了这个激烈反传统的女性身上。事理似乎对江青不公,她在丈夫死后,不得不做了维护丈夫形像的替罪羊,而且,至今也没得到谁的同情。我这么说,不是替江青而是替女性说话。她当年被领袖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当成泄愤工具。除了她自己骄横跋扈、伤人过多的因素外,男权化政治文化对女性的不公,难道不是明摆着吗?这里,不仅有丈夫做事不敢承担的问题,更有后继者不敢担责历史真相的问题:不但把领袖的责任转移至林彪、江青身上,还透过批判追随者来转移愤怒,继续维护领袖的旗帜。

  总之,都是辅佐丈夫执政,江青的命运惨过艾薇塔许多。我认为中国有超过<艾薇塔>剧情的悲剧题材,相信也有人有创作灵感。但是,怕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安德鲁韦伯那样的才华,而是这段历史并未解密,对已有史料的评价也犹抱琵琶:不能秉笔直书。反正,我每听到<艾薇塔>的上述唱句,就有“栏杆拍遍,无人会意”的遗憾,但也仅此而已。如前所述,千夫所指“女人祸水”、“内宠乱国”,是古老政治文化的积淀,也是男权社会的蛮横

  1967年6月,武斗就在我家房顶上打着。我们用桌子顶着门,毯子蒙着窗户,全家藏在屋里瑟瑟发抖。没多少文化的母亲悲愤莫名,开始骂“江青这个婊子”:刚批完《海瑞罢官》,谁还敢骂皇帝呢?中国有两千年帝国传统,专制、独裁的实质,就是:“朕即国家”,区别仅在于,是李家的天下呢,还是朱家的天下。别忘了,我们还批判过“林家父子的封建王朝”呢。帝国的法统,“忠君”就是“报国”,不忠于皇帝,就是不忠于国家;批评朝廷,就是批评了国家。虽有“文死谏”的道统,但忠于道统而忤逆法统的臣属,往往下场不妙。专制法统,移植入革命专政文化,演化出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批评领袖,也就是批评了党和国家的默契。明明站不住理,但就是形成为潜规则。这个潜规则,钳制我们已久。事过32年了,谁也不敢如实地批评毛泽东。为什么?因为毛“就是我们革命的皇帝(刘少奇语)”。我写这篇短文,也大伤脑筋,生怕惹祸上身。为什么?因为评价毛泽东会触碰潜规则。

  。革命领袖,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谈论历史,“批评不灭”(单少杰语),可以说,是个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的公理。但革命的政治遗产,仍在继承。党的治理合法性基础,仍需巩固。以党治国的干部训政制度,沿用至今。革命话语解读的核心价值体系,框架仍在。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道统、法统上,维护革命领袖的旗帜不倒,用以维持治理架构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起码。需要淡化30多年来反复涌动的反省和清理。虽然,这是个高难度动作,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随着社会心理的世俗化,淡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基本做到了。这么做的代价,其实也不小。首先是尘封档案,推迟真相的解密,加上“不争论”,刻意不再讨论历史。尤其是,不再反省、检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样一来,也就迁就了稳定预期与当前利益,搁置了经验总结与长谋远虑。理论困惑无法破解,历史经验无从借鉴,政治制度变革也一推再推。而且,我们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被消解。能够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被无奈地放弃。

  当然,作为权宜之计,某种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背离的方略,并不是不能暂行。对革命时代的某些政治遗产,明保暗弃,或明褒暗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这些,甚至可载入政治史并作为特例来研究:一方面,大力纠左,推行曾被毛泽东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护革命的政治遗产与话语体系,不被颠覆,不致于引致全盘否定,带来不必要的危机。为什么,因为领袖个人,还不同于制度;个人不如制度重要。个人可以批评,制度不能不要。而且,即便批评个人,也不可能把帐都算在一个人头上。成败,是大家一起经历的;所以,一路走来,革命是一起革的,错误是一起犯的,责任也得一起承担。互相之间,有了类似“斯德哥尔摩情结”。再说,毛泽东的主导作用太大,“过大而不能倒”,大家全被他们罩住了。对于当年直至现在的许多事,同路人无法恭维,又不能冒犯。批评他,就得批评自己,谅解他,也是谅解自己,维护他,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尽管如此,这道理、那道理,但终究,还得服从一个大道理;就是:任何人,即便是毛泽东,谁也没有权利只受颂扬,不受批评,不是吗?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509419.html

  作者:杨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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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xxx 说:,

    2011年05月28日 星期六 @ 13:40:30

    1

    当然 因为它是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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