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用民富国强驱逐国富民弱

  国富民弱还是民富国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富国强是公平、高效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中国走的是国富民强之路。这条路从民国开始一以贯之,所谓国富就是国家掌握财富分配权并最终掌握财富,所谓民强就是民众拥有新文明观与强健的体魄,梁启超的“新民”甚至文革中的“文化”革命,就是民强的极端实践。

  我们之所以走上国富民弱之路,根本原因在于对政府的无限信任和彻底依赖。

  政府掌握大宗财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5月全国财政收入单月超过1万亿元,同比增长34%,1到5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68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349.67亿元,增长32%.这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出3000多亿。虽然今年货币相对紧缩,企业赢得预期下降,显然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享受社会财富大头由来已久。引用一组公众耳熟能详的数据,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占GDP比例之低,财政收入增长之快,令人瞠目。

  国富是表像,实质是大政府。政府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政府所掌握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修建的基建工程需要几十万亿的资金,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也需要上万亿的资金,政府以占用财富的方式为大众服务,何罪之有?

  此论似是而非。政府在财富占用上具有钢性色彩,滚雪球效应的自我壮大过程,很难想像政府部门会主动下调运营费用,即便是中央提出也会在各部门、各地方的扯皮中消泯于无形。

  由于政府事无俱细面面俱到,导致公务员人数与行政成本节节上升。我国公务员报务考试人数说明了一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象地说明公务员铁饭碗再次受到追捧,而市场受高等教育人士冷遇。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指审查合格,下同),2009年为105万,2008年为80万,2007年为60万,2003年8.7万——7年间,希望通过“国考”成为公务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16倍。

  公务员人数上升不仅占据了中国优质的人才资源,还使行行政费用大幅上升。根据胡联合等人的研究,按财政支出功能分,1978—2006年二十八年间,我国预算内行政管理费从52.9亿元快速上升到7571.0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行政管理费指数从100(本文所指各种指数均以1978年=100,以下省略)上升到3300,即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率13.3%.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数从100上升到1334,增长12.3倍,年均增长率9.7%;国家财政收入指数从100上升到789,增长6.9倍,年均增长率7.7%;国家财政支出指数从100上升到830.7,增长7.3倍,年均增长率7.9%.从1978-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增长倍数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倍数分别多19.7倍、25.1倍、24.7倍,行政管理费年均增长率比GDP、国家财政收入、国家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高3.6个百分点、5.6个百分点、5.4个百分点。

  公务员太多、太能干,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行政效率低下九龙治水、八个部门治一头猪的现象层出不穷;二是公务员队伍自觉驱逐一切可能威胁到公务员队伍含金量的组织,比如NGO组织,或者把各个行会协会办成退休官员俱乐部,完成从入仕到退休之后的市场退路的一条龙体制。

  自成依赖、互相印证的结果是,NGO组织的脆弱使政府部门更加理直气壮地增加人手、增加拨款,眼皮子底下的现实就是如此。

  国富民弱导致官僚队伍庞大,寻租空间大增,衍生出的结果是在民间财富蛋糕中分配极不均衡。按照世行的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位居全球前列,必然导致治安成本上升,倒推大政府的出现。

  就目前而言,国富民弱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内需经济的建设,近两年,刨除奢侈品之外的国内消费增长乏力,从今年一季度开始,随着汽车与住房消费的下降,消费增长疲态毕显。根据央行6月16日发布的二季度储户、银行家、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城镇储户过物价持续不满,房价过高仍是居民物价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74.3%的居民认为“过高,难以接受”。根据银联的统计数据,通胀上升时期,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消费必然下降。我们口头倡导内需社会,但在实际上却以政府消费与企业消费取代了居民消费;以政府管控的企业投资取代了民间投资。

  国富的结果不一定好,民弱的结果一定不好。百年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内讧外侮,将中国捺入国富民强的既定发展轨道中,如今依然成为主流。而这一主流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观念不符,显然与公民社会的理念相背,显然与法治社会的原则悖离。有市场、有法治才有民富,有民营才有真正强健的民族。

  新民不在于观念,不在于灵魂深处的革命,不在于以颜色区分敌我,而在市场的产权基石。

  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叶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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