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从《共产党宣言》看“红”的本质和“唱红”的危险性

  一

  一个地方诸侯倡导的“唱读讲传”活动,在执政党90岁生日之际,终于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各行各业,各个单位,从咿呀学语的儿童,到满头银发的老人;从大、中、小学的学生,到党政机关的干部;从私营企业的员工和老板,到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五教的神职人员,全都提起嗓子,直起脖子,放声高歌。一场红色风暴仿佛又要在中华大地上掀起。

  在“红歌”蔓延之际,对“唱红”的质疑之声也响起来了。许多“反右”和“文革”的亲历者,开始向我们讲述这些“红歌”唤起的惨痛记忆;而“唱红”的发动者则告诉我们,它可以“提振”人们的“精气神”。那么,由“唱红”开发出来的巨大精神能量,究竟会将中国社会带向何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红”?而对“红”的本质的理解显然必须到红色经典中去寻找。

  在这次“唱红”晋京的各种表演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将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组织起来,用8种语言高声诵读《共产党宣言》。相关新闻描述:“激昂的音乐声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丹麦语、弗拉芒语,8种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语言,分别从8个方阵中爆发出来,响彻在现场的每一个角落。”这已成为“唱读讲传”的经典节目,在全国各地不断循环演出。

  假如说“唱”是感性地传播红色文化的“精气神”,那么,精确地理解它的精神本质则需要“读”。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高经典。《资本论》通过创立反市场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力图证明资本就是盗窃,资本获得的利润全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共产党宣言》则以磅礴的气势,凝练的语言,在直截了当地宣布红色革命目的的同时,还传神地表现出它全部的精神气质。确实,要以最快的方式去把握“红”的本质,没有什么能比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更恰当的了。

  当“唱红”已发展为当下中国意识形态中的重大事件时,我们非常愿意响应“唱读讲传”发动者的号召,读一读这部经典中的经典。当然,不是表演性地集体诵读,而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默默地阅读,因为,只有这种“读”法,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地去理解1个半世纪以来席卷了整个人类的那场红色风暴。

  二

  那么,在这部震撼世界的经典中,是怎样表达红色革命的核心诉求,它的世界观和精神气质;它所掀起的红色风暴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重申这些诉求又会产生怎样的精神和现实的影响?

  在逐一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宣言》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至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1]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階級同归于尽。”[2]

  “但是,我们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階級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3]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敌对的对立。”[4]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6]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

  “让统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

  红色革命的全部精神都浓缩在这9句话中。马克思以洞察人类历史的全部运动逻辑和终极归宿的宗教先知的激情,发出了“消灭私有制”的雄劲号召。他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的階級之间生死搏杀的历史,被压迫的階級只有有勇气组织起来,用暴力推翻和消灭压迫階級,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推动社会的前进。

  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他在那个在流水线上被磨损和被盘剥的群体身上,看到了对整个社会执行武器批判的物质力量。而他此后的毕生研究,仿佛一个巫师在锻造自己的魔笛。通过让这个群体最充分地感知自己的被剥削和被压迫,感知自己身上的伟大能量和神圣使命,通过向其展示浴血奋战后的美好的乌托邦远景,马克思对全世界的无产者吹响了自己的魔笛。

  《宣言》正是袭击了全球的红色风暴的发端。可以说,100多年来,世界各地纷纷建立的红色政党、红色军队、红色政权,以及作为暴力革命衍生物的各种形式的激情汹涌的红色文化,都只不过是1848年初,那个德国小伙子头脑中的澎湃的先知激情和狂热的革命意志的“摹本”和延伸。

  柏拉图将现实存在的事物,看作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宣言》中所宣示的红色革命理论,和此后众多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理念 — 摹本”关系。在认真研究共产主义革命史后,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些杀人如麻的革命领袖是如此地蔑视几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全部法律和道德文化,如此地蔑视人的财产和生命,但却全都将《宣言》看作是一字不能更易的圣经,看作是自己可以用来全面否定和彻底重造现存世界的威力无边的神圣武器。他们相互间不断指责对方还不那么马克思,并努力在行为中使自己更马克思。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凯恩斯的感慨,真正可怕的,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是那些在书斋里被锻造出来的理念。

  三

  世界各地被马克思的笛声所俘获的人们,组织起专门用来实现马克思指引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政党和军队,他们不仅仅用暴力去推翻现存的政府,而且用暴力去进行全面的社会重造,他们用暴力去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階級,消灭一切不愿意进入马克思设计的乌托邦的人。

  人类社会似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一批信仰狂热,意志坚定、干劲十足和无法无天的人,他们的行为不受任何人类既成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而只服从自己内心的神圣信念,他们称自己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红色风暴所到之处,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直至整个人类,无不因为消灭私有制还是捍卫私有制,分裂成二个敌对的阵营,进行生死决战。红色革命将整个人类浸入血泊(红色)之中。从《宣言》的发表到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整个人类直接死于共产主义实验的总人数超过了一个亿,而我们中国人又占了其中的大部分。

  确实,除了耶稣之外,还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够如此深广地撼动整个人类,因此,马克思当之无愧地被西方学者评选为在过去一个千禧年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但是,也从来没有一种思想的影响力,最后对人类会变得如此有害和酷烈。所以,《宣言》又在各种对人类最有害的书的评选中名列前茅。在最近的一次评选中,  美国“人事”杂志(Human Events)邀请著名学者,评出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结果,《共产党宣言》以74分,远超第二名《我的奋斗》(41分),第三名《毛主席语录》(38分),而高居榜首。

  《宣言》翻译成中文只有19000多字,不到20000字,而在现已被历史彻底证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1亿多生灵受难的起因,都可以追溯到这场风暴的发端之处。算起来,马克思写下的这部威猛无比的红色经典中的每一个字,最后,都导致了5000多人的死亡,其中至少有3000多个是中国人。

  这部红色经典,同时也是一部死亡和恐怖的经典。“红”色也就是献祭给一个虚妄的乌托邦的,流淌成河的无辜牺牲者的鲜血的颜色。

  四

  中国是在全球共产主义实验中,死难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在红色风暴中受害最深的民族之一。但是,中国人却至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民族造成的重伤巨创缺乏最起码的反思。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执政党至今没能完成自身的政治哲学的转型。

  早在2007年,中共17大召开之际,笔者就在劝导执政党尽早实行政治哲学的现代化转型的文章:《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以下简称《正名》)中指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裂。

  一方面,30多年来,执政党通过各项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使中国社会从红色革命带入的绝境中逐渐地走出来;但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党的权威受到质疑,利用政治惯性,又宣称自己依然高举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结果,执政党就将“消灭私有制”和“保护私人产权”:“階級斗争”和“和谐社会”:“专政”和“法治”,这些截然对立的政治理念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高高举起。

  当然,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执政党必须对共产主义实验对中国造成的灾祸加以批评,但由于党指导思想中存在的分裂,这一批评又是极其肤浅和不实事求是的。党将一切灾祸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二个“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晚年在“文革”中的错误。认为毛泽东(晚年)和“文革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重新恢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

  这是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一是中国在1949~1978,30年间,遭受史无前例的折腾和灾祸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二是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复兴之路,究竟是由于背离,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目前正处在制度变迁十字路口的中国来说,只要对这二个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就明晰了。

  对于“文革”的主要责任,不在林彪、“四人帮”,而在毛泽东;前30年的罪错,不仅仅在“文革”,还必须追溯到大饥荒、反右和“三大改造”,已有许多人加以论述,并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论者们往往仅止于将前30年的灾难主要归因于毛泽东的个人错误或道德品格。

  其实,导致前30年史无前例的巨灾大祸的根本原因,是整个民族,特别是执政党对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的盲目和狂热的崇拜。回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魔笛首先俘获了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又通过知识分子俘获了青年学生和劳苦大众。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只不过是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毛泽东只是在1920年,看了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后,“階級斗争”这个理念才进入他的心灵,开始生根发芽。而只是在进入马克思的魔咒之后,毛泽东才觉得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毛泽东一生的最大特征是以最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最灵活的操作手段,去实现党建立之初的基本信念。他通过无情的党内的斗争[10],和暴风骤雨式的階級斗争,最后,一丝不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在建党、建军,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时是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三大改造”时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到了“文革”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的观点则正好相反,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夺取政权的经历相比,“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和“文革”,更加考验和彰显出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真诚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打江山、坐江山是中国所有传统的英雄豪杰的梦想,看到共产党势力大,就入股其中,这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在坐稳了江山后,依然不怕折腾和风险,坚持继续革命,不断地用马克思的理想改造中国,这才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

  “文革”后期,在定性林彪是“极左”还是“形左实右”的问题上,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连一贯对毛泽东俯首帖耳和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在私下里骂了粗话:他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也就是说,周恩来私下里也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极左的错误。而毛泽东则认为刘邓是党内走资派,林彪是形左实右,周恩来是右倾投降派,从而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后继乏人而忧伤不已。

  历史证明了,和以往每次毛周之间发生路线斗争时毛总是正确的一样,这次毛又对了。沿着刘邓的路线,中国终于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现在知道这一点已不足为奇。佛教偈语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毛泽东作为一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英明之处在于,在“包产到户”、“集贸市场”这些最微小的因中,就如此真切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果。因而,坚决要求用階級斗争的雷霆手段,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林彪虽然将红旗举得比谁都高,但毛看出这只是一种权斗的策略,毛在世时,他已敢向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叫板,毛死后,林搞掉文革派,在经济上右转只是时间问题。而周恩来以他的个性,则必然会向刘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投降。[11] 所以,站在《宣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文革中的各种似乎不知所云的“政治帽子”,其实顶顶所言非虚。

  有人因为毛泽东喜爱残酷无情的斗争,而认为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只能说明他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完全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我们看到,毛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階級斗争的历史”,以及“階級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观点,几乎只是原封不动地重申了《宣言》中的论断。[12]是《宣言》第一次公开地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么一个危险的思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只有通过用暴力消灭敌对階級的方式才可能实现。正是这一思想开启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祸乱之门。

  凡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迫害了“老一辈无产階級革命家”,而认为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应该忘记毛和刘、邓等党内当权派的分歧是从争执农村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开始的。一边是捍卫绝对公有制和集体劳动的“人民公社”;另一边则以数千万人的死亡为由,要求恢复单干,搞“三自一包”,[13]沿着这条路走,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复辟。

  毛泽东认定饿死人只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不能归因于共产制度,因为凡不这样想的,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不管饿死多少人,也绝不能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理由。毛认定刘邓他们不是能够走到红色道路终点的真正革命者,而只是漫长的红色征途中,一段路上的“同路人”。

  为了走共产主义道路,党消灭了地主、资产階級,强制剥夺了全体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镇压了试图对此说三道四的知识分子。为了朝这个红色理想飞奔,至少已公开杀掉了几百万的挡道者。现在,当这个党的最上层的当权者,当他们彻底剥夺了全体人民之后,却自己开始想走回头路时,他们应该不应该成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对象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红色革命的逻辑,非但应该,而且消灭他们是每个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这些“革命家”们,都曾在读《宣言》,唱《国际歌》时热血沸腾,他们高举着红旗,毫不犹豫地将一批又一批的牺牲者送进坟墓。还是同样的理想,同样的旗帜,同样的逻辑,同样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手段,这个嗜血的乌托邦,现在要把他们自己送上祭台。

  举个实例来说,1934年红军长征前,为了防止泄密,周恩来主持处决了数千人。这些人有的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有的仅仅只是因为知道某些机密。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自己差一点就被“保密”(处决)了。而且,周恩来在领导中央特科时,处决了无数的背叛者。假如,周恩来的杀人是对的,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周恩来的迫害:在预知周会投降走资路线,背叛共产理想的情况下,果断采取预防措施,用阻扰癌症治疗的方法,让周死在自己前面,就非但完全正确,而且还显得相当仁慈。因为,他毕竟还为周保留了面子和名节。

  六

  通过上面这些论述,我们想要说明:为什么我们会将《宣言》称作是死亡和恐怖的经典,为什么红色文化必然会堕落成一种最恐怖的犯罪文化。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狂妄地将自己最廉价的滥情幻觉,当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宣称任何思想上的异端和行为上的反对者都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必须用无情的专政手段来加以消灭。同时其提出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理想,又是如此的不切实际和荒谬有害,随着实验的深入,连原先信仰最坚定的人,只要稍有良知和理性,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放弃共产理念,而一旦他开始这样做时,自己也就沦为了专政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地一无例外地全都变成了血淋淋的绞肉机。这架机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不断地加速运转,一直要到将革命的发动者们本身也卷进去绞碎之后,它的转速才会缓慢下来。

  在这场極權政治的绞肉游戏中,只有像毛泽东这样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约束的人,才能将红色革命的逻辑和自身无限的权力欲乳水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一批一批地送进革命的绞肉机。

  确实,在前30年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事件: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革——,每个都是毛泽东拍板的,许多还是他力排众议后做出的决策,但是,尽管如此,假如我们将这导致数千万中国人死亡的巨灾大难,仅仅归因于毛泽东的个人品格,那么,我们就远没有找到灾难的根源。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不缺乏草菅人命的暴君,但是,他们杀中国人的数量,都远不能望毛泽东的项背。这是因为他们只是杀人,却不能用一种“理直气壮”的杀人劫财的理论,征服全体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

  毛泽东每次大规模杀人的时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但另一方面,他又使其杀得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念,这正是他能够一次又一次力排众议,战胜政敌的根源。中国共产党起初正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构建起来的,夺取全国政权后,又用强行灌输和消灭异端的方式,将馬列主義尊为不容异议的圣物。

  由此,党不仅仅自己,而且将全国人民都强行带入了马克思的红色魔咒之中。所以,当毛泽东念动这一魔咒,斗死饿死几千万中国人,并蹂躏摧残党本身时,不仅仅全体人民,而且党自己对此也变得完全束手无策。

  综上所述,鼓吹階級斗争、暴力革命,煽动绝望的无产者的民粹主义激情来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导致中国1949~1978,30年间惨绝人寰的灾祸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正是通过念动马克思的红色魔咒,才能够掀起一次又一次群众运动的狂潮,才能“继续革命”,不断地将階級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不管是在用暴力改造中国社会,还是用专政的铁拳摧毁党内走资派时,毛泽东都丝毫没有偏离馬列主義,相反,他总是从这红色魔咒中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和豪情。

  从“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一个逐渐地给红色魔咒祛魅的过程。就如,我在《正名》中指出的,“階級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978年执政党停止“以階級斗争为纲”,就是拒绝再按马克思的魔咒跳舞。从此,废除“人民公社”,开放市场交易,引进私人资本——,开始了全面挣脱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改革开放进程。

  一言以蔽之,60年来,由于共产主义幽灵的附体,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祸,这一祸乱的悲惨性,不仅仅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崩溃,几千万人在自相残杀和饥饿中死去,还表现在对民族文化和道德精神从根基上的摧残,从精神上看,中国人有史以来还从未在整体上沦落到如此卑贱和野蛮的地步,只是在开始挣脱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魔咒之后,中华民族才逐渐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七

  也许,有人会这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辩护:虽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个乌托邦,但是,中国人在这个乌托邦的召唤下,构建起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政治组织 —— 共产党,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战乱,垄断了全社会的暴力,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国家。另外,在后30年的威权统治中,共产党又利用其政治上的强势,构建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其它的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却发挥了它的非预期的作用。

  对这个辩护,我们的回答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宪政民主主义,才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合乎正道的哲学基础,因为,在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垄断暴力,更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暴力的使用合乎法理。在前30年中,中国人在一个完全蔑视法理的極權政府下,遭受的苦难,特别是精神上的蹂躏,远大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对人民的伤害。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中,尽管也会有许多弊端,但不管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人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都会远好于毛泽东统治时期。

  而后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正如前面已论述的,首先要归因于对红色魔咒的挣脱和对市场经济的拥抱,至于执政党至今为止在其指导思想中还没有完全祛除馬列主義的影响,这非但不是繁荣和发展的原因,相反它为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健康发展留下了无穷的麻烦和隐患。

  共产主义这场红色瘟疫对中华民族来说,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由于执政党的讳疾忌医,虽然,整个社会肌体经过艰难调养后开始恢复健康,但这场热病的病根却没有完全铲除。因此,气候适宜的时候,难保不会旧病复发。在这次的“唱读讲传”活动中,我们看到,这些红色病菌又开始活跃起来。

  那么,最近中国的政治气候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得红色病菌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可以从参与“唱红”的群众;积极组织“唱红”的地方当权者;和鼓励“唱红”的中央执政者,这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积极参与“唱红”的群众,大多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極權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社会中的不公正以及精神上的压抑和孤寂,通过“唱红”这么一种雄壮的集体性的情感宣泄,他们得以克服自己的无力感、压抑感和生存焦虑。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来说,这同时还是一种要求激进地改变现实的呼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抗议之声,通过“唱红”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对会比较安全。

  对于倡导人们“唱红”的地方诸侯来说,一方面,通过组织群众大唱“跟党走”的方式,向中央表忠心,显示自己在精神鼓动和控制模式上的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将“唱红”和“打黑”联系起来,将更严密的精神操控和更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使用结合起来,以构建一种更强大的極權权力。而这一切,又是一个本来被边缘化了的地方当权者,为了向中央权力挺进,而进行的一场政治冒险。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下,只有中央的执政者才能真正地决定党的意识形态的走向,因此,红色风潮的重新泛起,总根子是在最高决策层。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面的“唱红”归根结蒂是为了迎合、讨好上面。

  我们看到,自从鄧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第三代执政时期,都刻意淡化红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少将煽动人们的革命热情作为执政的要事,那么,政治情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最高决策者变得如此热衷于重温党建立之初的激情和信仰呢?

  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党的权力的运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这特别体现在党使用暴力的方式,越来越得不到人们的认同。官民之间猜忌的加深,使每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随时会酿成重大的群体事件。维持最基本的日常秩序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时刻担心党对社会的控制会全面崩盘的最高决策者,总觉得党的权力还不够大,对社会的控制还不够严,总想到党能够不受约束地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早期活动中,去汲取更多的豪情和力量。

  “红歌”是新極權主义者在追求極權权力的危险和黑暗的歧路上,为自己壮胆的口哨声,对在各种不断升级的挑战面前变得惊恐不已的当权者来说,当他听到周围红歌声四起时,就会欣慰地觉得,党还依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党的权力还依然运作如常。

  八

  为什么在执政党的统治下,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人们对党的认同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抵触和厌恶之情不断增长?事实上,党所面临的是所有将经济增长看做是合法性源泉的威权政体都无法逃避的宿命。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而且是一种人格独立的精神性存在。

  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具有强迫性的匮乏性需求往往会占据人的主要精力,而人越是从匮乏性贫困中摆脱出来,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尊严的渴望就越是强烈。我在《正名》一文中曾预言,一旦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中国社会将进入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执政党的自我认同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逐渐成为引发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核心根源。”

  这个时期现在已经来临。过去,党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一种非民主的威权权力在促成经济增长方面,与其它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的高效率。而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由于一个警察、一个城管的滥用暴力,而引起的成千上万的人的围观、抗议,甚至暴动,全国的维稳经费早已超过了军费,由于人们的厌恶和不认同的增长[14],威权政体在中国已不再是高效的,而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浪费、低效,并每时每刻地滋生出新的冲突和灾难的政体。

  对于一个有着宪政民主远景的威权政体(比如台湾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韩国威权统治时期的政权)来说,人民追求人格尊严和政治权利的意志的增强,会自然地推动国家政治改革的步伐。但对中国这个由極權体制蜕变而来,并在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中残留着大量極權政治逻辑的特殊的威权政体来说,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

  对国民党来说,它的创始者孙中山早就描绘了还政于民的宪政远景,因此,国民党进行民主化改革,只是对自己创始之初的政治哲学的贯彻和践行罢了。而对共产党来说,即便是改革之后的共产党,还依然宣称自己最终要率领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尽管连自己也已不再相信),而现在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初级阶段。而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全过程中,党始终必须对人民保持牧领式的统治。假如在这么一种政治哲学的指导下,那么,人民追求尊严和权利的呼声,对党来说,就是亡党亡国的噩梦。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威权政治和極權政治的核心差异之所在。前者在压制民主诉求变得成本太高时,就会试图改革,通过对某些权利加以制度化承认的方式,来寻求新的政治平衡;而对極權体制来说,它只有通过恐怖手段彻底征服和消灭人们的自主性后,才可能运转自如[15].因此,在極權主义者的词典中,只有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

  现在,当党国的权力运作在人民不断增长的对尊严和权利的追求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时,长期以来在刻板的意识形态话语掩盖下的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分裂,不可避免地显性化了。在有些人认为应该通过改革承认人们的某些权利时,另一些当政者则以極權政治的逻辑,要求坚决镇压自由化倾向。

  而当党国领袖在需要大规模动用强制力来遏制某种社会倾向时,就会觉得原有的按既定程序运作的机构太无力了,他渴望通过全面动员来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唱红”和到处兴建马列学院一样,都是希望用重温党创建之初的信念和激情的方式,来增加党的政治意志和战胜、消灭敌人的斗争勇气。

  然而,自欺地想用在精神上回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增加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可能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因为在近30年间,党自己在行为上已彻底背弃了创建之初的基本信念。

  在目前的中国,高声诵读《宣言》中的理念,究竟是向谁宣战呢?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数亿人民已开始拥有股票、债券、房产等私人资本,每家农户也都拥有私人的农业生产资料。弘扬《共产党宣言》,就是向每个中国人的私人财产宣战,向已将保护私人产权写入《宪法》的现存的国家政权宣战。根据目前中国的《刑法》,那些鼓动别人诵读《宣言》,大声宣称:要“用暴力推翻(保护私人产权的)全部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人,已不折不扣地犯下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6]

  而且,8千万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平均地看积累了远比一般民众更多的私人资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他们应该首当其冲地成为暴力革命的对象。所以,对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来说,他不学马列、不信马列还好一点,对马列学得越精通,信得越虔诚,他的价值观就会越紊乱,政治意志也会变得彻底瘫痪,因为,现在除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指出的党内走资派(利用权力寻租获得了巨额私人资本的权贵家族),实在是找不到更为合适的革命对象了。由此可见,到处宣扬红色革命的理念,去煽动开发人们的革命激情,不仅仅对整个中国社会,就是对执政党自身来说,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九

  也许,有人会说,“唱红”的倡导者并不是真的要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的要发动一场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红色革命。他的“唱红打黑”只是试图将暴力的运用和群众性的狂欢再次联接起来,为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党的極權权力注入新的激情和活力。

  是的,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在全球衰萎,和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重新拥有私人资本的今天,即便“唱红打黑”的倡导者获取了党的最高权力,也很难想像他会去发动全面剥夺私人资本的共产革命。但是,通过向人民承诺立即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用雷霆手段打击贪污腐败和不法资本,在群众狂欢中,党可以领导一场国家社會主義性质的革命[17],在这场革命中,随着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的崛起,党可以重新恢复在改革过程中衰退了的对社会不受法律约束的全面控制。

  当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公有制的信仰破灭之后,但依然相信个体必须彻底消融到集体之中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相信党和领袖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在集体狂欢中崇拜暴力和鲜血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自然而然地向国家社會主義演变。[18] 而在对伪历史规律的理性信念幻灭之后,后者会更加诉诸于非理性的狂热和赤裸裸的暴力。

  目前的中国就面临着某种类似的情形,通向共产乌托邦的铁的规律已不再被人相信,但是党的领袖集团中的许多人还依然想死死抓住绝对的权力不放。所以,在整天打打杀杀的红色影视和“打江山、坐江山”的红歌中,我们看到,党的意识形态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非理性的激情和暴力。

  正在这时,“重庆模式”出现了。它一边用“唱红”来鼓励、胁迫每个个体放弃个性化的情感和独立的理性判断,将自己完全融合到一种歌颂党和领袖的集体性情感之中,通过动真格地给予群众福利保障,动真格地重拳打击黑社会和贪官污吏[19],来引发民众“跟党走”的激情;另一边则以被其操控的群众性诉求为依据,以超越法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和镇压,藉此彻底地重新分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且凭借恐怖大大强化了民众对权力的普遍和绝对的服从。

  结果,和中国的其他地区相比,重庆的地方政权拥有了大得多的使用暴力来实行专政的能量,重庆的党的书记也拥有了更大的極權权力。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中国的其他地区就一定不会走上重庆的道路。

  所以,“唱红”不仅仅只是一种荒唐落伍的过气的政治行为,它事实上是用复辟的形式,来进行的一种極權政治的创新。它利用“红”在现存意识形态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利用共产主义和国家社會主義之间天然的亲缘关系,为党的专政注入新的动能,从而在目前制度博弈的关键时刻,抵御宪政民主力量的冲击,快速推动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的全面法西斯化。这才是以“唱红”为标志的“重庆模式”的最大的现实危险之所在。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唱红”也有它的好处,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可以当“反面教员”。当党将其指导思想中的矛盾和分裂掩盖起来时,人们就不能那么真切地认识到其创建之初的理念的荒谬和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让極權主义的热病发出来,我们才可能找到治疗它的方法。

  由于極權主义的基因深深地植根于党得以构成的理念之中,植根于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之中,清除和化解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不能根除红色魔咒对执政党的精神控制,那么,在新的现实下,它必然会演化出極權政治的新变种。

  假如执政党的政治哲学不能顺利地实现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型,那么,在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时,党本能地会用極權政治的逻辑来加以应对,从而将整个民族和自己都带向深渊,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也必将因为缺乏价值观明晰的顶层设计而失败和流产。同时,只要党始终高举马列毛的旗帜,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将他们的思想写入教科书,强行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必然是蛮横伪善和荒谬扭曲的。

  总而言之,只要不能真正摆脱马列毛红色魔咒的精神统治,那么,中华民族不管是在政治制度,还是文化精神上,都不可能顺利地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现代民族。

  2011-7-26(全文完)

  作者:许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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