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从内参看到的中国贫富差距

  城乡之间:揭开大陆贫富差距的真相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是近年来,连国务院内部资料、报告都不采用那些数据,社科院和各大专业院校几次组织的局部、片面和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也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意识形态作祟和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关于这一点,郑家享在1995年1 月的《内部参阅》中的《转规期经济与统计失真问题》有详细描述。

  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临危险边缘

  本文只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隐秘性资料,和只有中共特殊高干才有机会看到的《大内部参考》和《内参清样》中,发掘其真实的一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作了一次严格的PPS 抽样,从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作出的计算,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低收入差之比)为0.434,同时按城乡家庭收入分组计算基尼系数为0.445 ,这组数据表明,中国的贫富查距已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正常的安全线。

  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Best)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Normal)正常状态,但超过0.4 就算(Warn)警戒状态,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Danger)危险状态。该中心按照“五份等级”的测算方法测出:中国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 ,最富裕的20% 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而根据美国90年代的同样数据:最贫困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6%,最富有的20% 家庭收入占社会的44.3% ,显然,中国的贫富差距甚至大于被她历来斥之为“贫富差距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另外在几次民间组织的类似调查中,老百姓的感觉与基尼系数不太一样,调查人员反映:中低收入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而高收入家庭往往打折扣,他们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深怕遭“收入来路不明”调查)。据熊海滨在《经济潮》总第三期《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中介绍,这些包括各大院校、地方社团、学术机构在内的调查组织,在做了充分的统计之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可怕的0.59!

  階級剥削:农民是最大牺牲品

  自中国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由于权力階級内部对少数既得利益团体之特权没有限制,城乡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极为罕见的“二元社会”等级制度。按出生地不同、强制性终身化分的“种性階級”,毫无社会保障的80% “农业人口”的贱民,和寄生式的20% “非农业人口”贵族。“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特权官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严酷的階級差别和利益对立,階級之间不但社会地位、等级不同,甚至不能通婚、交友!形成真正的“階級隔离”和“階級歧视”。据大陆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非农业人口”制造的工业产品,与“农业人口”制造的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而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 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 !也就是说,那些五分之一的贵族每年从五分之四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 的劳动成果。

  这种状况只在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才稍有好转,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村的境况又每况愈下,到八八年和九二年在城市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整个经济运作就是通过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间接进行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下,又面临了晚清和民国四十年代那种全面破产的境地。据大陆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 “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鄧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份额的65% 降到八五年的42% ,至今已降到37% (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萎缩,才导致大陆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为. 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家图陷阱”现象),也就是说,总数占20% 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 的社会商品!看看这种人为的階級差别达到多么触目惊心的程度!更不用看农民的收入状况了,据北京社科院的保守说法:上海市民平均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十倍,收入不足以温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七、八千万以上。况且这种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进一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迅速扩大,越来越远。

  马太效应:城市贫富两极分化

  八十年代末引发“八九学运”的官倒、腐败问题,的确成为社会公众愤怒的焦点。1989年的一份内参《教学研究资料》中《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对当时的脑体倒挂、利益不均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但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分配不公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官倒、官商和企业主作为高收入主体进入了“通过非正常市场手段至富的人”行列;二是农民和国营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三是高低收入阶层悬殊对八十年代来讲,真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况正成为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定时弹炸。据1995年3.13期《内部参阅》郭继严、杨宜勇在《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中,从国家统计局内部资料显示:从1986-1992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 ,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而后者收入通常没有透明度,所以增长率远不止于此数。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月工资为325 元,而其他经济类型职工人均工资为477 元。更严重的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全国有100 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还有400 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据冯同庆在《内部参阅》1994年12.19 期《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喻利新、刘朝恽在《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和对策》中披露,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 个县市15万居民生活资料抽样调查,推算出处于人均月收入低于103 元,即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 万户1200万人。据有关方面透露,企业亏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有、集体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贫困人口数量由占城镇人口的5%上升至8%左右,九四年已达2000万以上,至今已越3000万。而据95.1.12 新华社的消息:近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猛增,已达180 万人,是上年的十八倍及前七年的总和。这些贫困人口有三大特征:一是收入低少、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二是物价上涨,难以承受;三是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据九六年民政部统计,近几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 亿,优抚对象4000万人,孤老病残人员5000万人,总计2.3 亿多人。然而,大陆民政部坦承:有限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面对庞大的贫困群族,民政部也无能为力。

  权力金字塔:财富集中在哪里?

  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条消息:大陆居民储蓄总额已达21518.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了101 倍多。人均存款由21.88 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长82倍,年平均增长率达31.7% ,这种财富增长率和高储蓄率世界罕见。然而如此之多的财富为什么又有如此之的贫民呢?钱到底去了哪儿呢?1995年4 月5 号的《中国市场报》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给了人们一些启示:占大陆人口10% 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呈下降趋势,而占总人口10% 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 ,且呈上升趋势。这位资深社会学家预测,这种差距正按每年10% 的速度扩大。也就是说,占中国大陆十分之一的人,却几乎拥有全国一半的私人财富!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如此多的财富呢?据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九十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金融拆借、股票市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完备的法制和贪污受贿暗盘交易中,仅仅依靠绝对权力和假借国家的资金投入,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他们用手中的特权有偿调拨国家资金;勾结特权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大捞“原始股”;批条子、批地、内外串通炒作房地产;受贿批准期货市场的准入证;最近又行起一种上下联手、官商勾结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这就使得只要拥有权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积累部分资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确有聪明才干的人,在几次不公平的投机中迅速爆发。大陆的一百多位财富超过一百亿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大多都是通过这种“非市场手段”,在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他们拥有大陆老百姓不敢想象的财产、豪宅、进口汽车。据大陆媒介报道:最近案发的陈希同、王宝森、周北方等人,任意挪用国家上亿元资金炒股、私用,贪污上百万巨资,拥有好几套别墅、轿车、还公款养情妇。仅周北方一人购买香港半山区最贵的千万豪宅两座!

  朱门酒肉:还能再臭几时?

  在几亿百姓贫困交加、饥肠辘辘,几百万儿童上不起简陋的小学、成为新一代文盲的情况下,看看这些官倒、权贵和暴发户是怎样“朱门酒肉臭”的吧!1993年7 月1 日“广州酒家”推出“黄金宴”,食用黄金从日本高价进口,不到一月就售出一百多席,每席八万至十万;深圳“龙都豪门宴”,每席定价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港币,至今生意兴隆;九四年上海“苏州大酒店”推出“路易十三豪门宴”,头两天以半价优惠,每席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第一天就售出六桌。从九三年始大陆取代美国,成为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年消费量一万六千瓶。同样在中国内地,大量的学龄儿童,因为没有十元的学费,而辍学成为文盲;普通内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不超过一千元;今年最新统计,全国人收入仍然没有超过四百美元;在海南岛,十几岁的从农村的小女孩,在歌舞厅、卡拉OK厅、KTV 贵宾房、大酒店里成为雏妓,供那些“大款”“包养”玩弄。她们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的农村家人等着钱养家糊口。社科院的学者说:这绝大多数都是“公款消费”,干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政经费”每年都有数千亿人民币以上,这是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和的好几倍,也是国家对整个农业投资的好几倍!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建康的经济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到了坏的榜样,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大陆目前的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如果不从关键性的政治方面入手,雷厉风行推动大陆社会改革,摈弃封建官僚体制这一根本性的体制弊端,必然会重步今日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后尘,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南美社会的可怕现实:政治黑暗、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治安混乱、犯罪猖獗、经济脆弱,国家的社会经济也随时会陷入危机之中。

摘自“强国论坛”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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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评论 »

  1. 游客 说:,

    2005年05月19日 星期四 @ 02:13:54

    1

    你有钱送了给穷苦的人了没有,先自己问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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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游客 说:,

    2005年05月19日 星期四 @ 12:46:35

    2

    送,能送多少,送给多少人?为什么要送,拿什么来送

    说话负责任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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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自由之剑 说:,

    2005年05月19日 星期四 @ 23:23:37

    3

    为何超过那么多,还没有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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