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无主之悲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天下的所有权是非常明确的,正如《 诗经。小雅》中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由于天下归于皇帝,但凡贪污腐败,均被视为对皇家财富的不法侵占和对皇权的伤害,被统治者严厉惩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家庭,深知官逼民反的原因,《明太祖实录》中记录了他的总结:“昔在民间时,见州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

  因此,为了维护皇权,朱元璋痛杀贪官污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比如,挑筋、阉割等法外酷刑,对于民愤大的贪官酷吏,则找技术精湛之人当众对其剥皮,而后填充上草等,制成人体标本,置于官府内。朱元璋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天下是他的,贪污就是抢占他的,惹百姓愤怒,就是要动摇他的统治根基。

  到了清末,哪怕最腐败透顶的时候,也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天下归于满清贵族。所有权非常明确。在财政最紧张的时候,清政府不得已允许买官卖官,即“捐纳”。

  由于天下的归属权非常明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朝的卖官制度还是相当令人感慨的(参考阎崇年先生的考证):

  其一,所有待售官职一律明码标价,公开竞争,童叟无欺。比如,1774年(乾隆年间)规定:四品道员银16400两,四品知府银13300两,五品郎中银9600两,五品同知银6820两,六品主事银4620两,七品知县银4620两,八品县丞银980两等。

  其二,卖官收入统一交户部,而非个人腰包。

  其三,所售官职很多都是虚职,并没有实权。比如,中央级官吏,像吏部(相当于组织人事部)的官员由于涉及官员的考核、任免等核心问题,严禁“捐纳”,以保护官吏队伍的“纯洁”。至于四品道员以上的官职,由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同样严禁“捐纳”。地方上,则严禁总督、巡抚、布政使这类官职的“捐纳”,只有道员、知府、知县以下才可以。

  其四,卖官有严格限制。比如,只有战争、河患、灾荒、开荒、海防等五项才可以“捐纳”。

  相比之下,中国某些时期的卖官泛滥,与清朝相比其实是自惭形秽的:暗箱操作、所买之官皆是实职、钱落入个人腰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所有权明晰这个基础不复存在了。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所有权属于人民。如果人民直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即官员来主政,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官员,并且,在重要问题上,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问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个体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能实现时,就成了一个虚化的集合体,换句话说,当官吏的产生、监督和罢免,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时,所有权归属这个前提实际上是空置的。

  由于所有权悬空,就意味着,皇帝不再是一个,而是变成了一个集合体。任何人,都不再把普天下之物视为自己的财富,而是通过掠夺、侵占的方式,转移到自己名下,据为己有,或者为了安全直接转移到国外,如此,才被视为是真正归自己了。同样,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当私利与民族之利纠缠在一起,又有何胜算可言?

  这是这个时代与王权时代的区别。

  因此,很多强势者都在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的掠夺行为寻找一个美丽的借口,在这个旗帜之下,行强盗之事。看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历史,那些暴君、刽子手,无不是打着差不多的旗号为非作歹的。从斯大林到齐奥赛斯库,从萨达姆到金日成再到红色高棉的恶魔们……

  那些以人民为旗号的人,所做之恶往往都是罄竹难书,因为,在所谓的为人民的旗帜之下,任何反对者,都被上升到了人民敌人的高度,或者栽赃陷害、彻底搞臭,或者借机虐杀,而在这种口号下的杀戮,就相当于把邪恶变成了捍卫正义的行为,是可以没有任何底线的。敢于讲真话的张志新烈士,正是在这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被惨无人道的虐杀、凌辱的。而那些被愚化的所谓人民,在大部分沦为奴隶时,也有一小部分成为作恶者中的一员。

  为什么中国某些时期的贪污腐败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行?并且,更疯狂地将所收刮之财富转往国外?正是所有权空置的必然结果。所有权空置,意味着,普天下的资源、财富其实是无主的,这种现状是助长腐败之风肆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同样,普天下的人也是无主的,他们的权利由于失去诉求和表达渠道,沦为被掠夺和凌辱者。

  《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本段原文引述):“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这是无主时代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权空置,即便是像刘志军这样的人,也不得不通过抓阄的方式,来选择中标者。由此导致两个恶果:高铁事故频发;惹恼抓阄中失利的人。

  在这种机制之下,即使有个别官员不作恶,想为民众办点实事,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他不能敛财就不能升迁,甚至不能守住自己现有的职位——现实中,一些廉洁的官员往往更容易被栽赃陷害,因为廉洁能干的人反而被贪官一族视为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干部选拔、任免机制的金钱化、家族化,加速了社会的堕落和腐败的蔓延。

  我认为,只有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才有法制,才有廉政的可能(我强调的是可能性):

  一种是王权时代,所有权非常清晰和明确,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充分的法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与有限的民主(广开言路,积极纳谏)。

  一种是在民主机制之下,民众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各级官吏,并通过这些代理人,行使权力,使得普天下这个所有权的归属,变得非常清晰,即属于每一个国民。官吏或者议员,只有尽心尽力为民众服务,才能获得选民的任何,延续自己的权力。在这种机制下,法制、民权、民生、民富、环境、保障等等,必然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

  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任何有利于民众的东西都是奢望。改革在政府领域的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民众权利与政府官员权力的对接,让民众决定一切,从而,彻底解决所有权空置这一根本性问题。而改革在经济领域的推进,等于在所有权空置的前提下发展,必然造成财富分配机制的畸形——这几乎是所有权空置之下的必然结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直言: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此所谓忠言逆耳。

  无主之悲,悲于所有权的空置,也悲于一个时代的堕落。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屹立于世界之巅,也曾经历无数苦难,近百年来的屈辱史,流淌于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疼痛。中华民族要想复兴,需要解决所有权空置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公民提升自身素质。试想,在一个很多人为了牟取私利,甚至不惜在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伤害同胞的环境之下,在一个很多人为了方便积极去行贿的大环境之下,还有什么问题能够推进呢?从自我做起,坚守良知和道德底线、维护正义、敬职敬业、爱护我们生存的环境,不做行贿、欺诈、造假之事,让这个日益恶劣的环境慢慢别再如此加速度地滑下去。

  一切从做好自己开始!

  草于2011年8月2日

  来源:http://shihb.blog.sohu.com/180122075.html

  作者:时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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