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中国近代工业化失败的三个原因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一章。书稿的其他章为:政治路线与文化思想;反传统主义:民主与科学;反传统主义:奴隶史观;革命的现代化。作者在来信中说:“这部书稿的目的是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中国革命遭受了空前的挫折,于是想到中国革命和中国社會主義的摇蓝--中国近现代史--中去看一看革命的源流。”我们将分章节连载这部书稿。

          中国近代工业化失败的三个原因:         中心国家、王朝周期与日本崛起的影响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为旗帜。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持论的立场多有变化,但反传统话语的激烈性格始终如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20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想的根须深植于19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历史因果。具体地说,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以19世纪后期以来在原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框架内的现代化运动屡屡受挫--这一严峻的现实为前提的。可以设想,假如中国在19世纪后期通过洋务运动,在同治中兴的景气中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借此完成了中国近代史课题,即摆脱日益深重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之命运--犹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么可以断言,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便不可能主导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的空间,正如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大致走了一条与传统相妥协与调和的道路那样。因此,中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层面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便成为理解意识形态领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中心国家

  1、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罗马教庭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统一则过于短命。在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由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所分割。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这是统治階級力量薄弱的表现),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

  中世纪后期,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崛起,商品经济也趋于繁荣。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一方面挑战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另一方面则着手翦灭境内众多封建领主的地方势力。 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 引人瞩目的是君主与商人階級的联合:“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階級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为商人階級的成长壮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权的消灭为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所资助的海外冒险事业,则为商人階級获取了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原料和人力(奴隶)资源。早期探险者们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们故乡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是无力向他们提供海外冒险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扩张事业在使西欧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财富源源流入西欧,使一个商人-资产階級在教士、王权和贵族阶层之外迅速成长,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权观念随之诞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階級政治革命,为同期稍后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准备了社会政治的条件。商人-资产階級曾经由王权所庇护,现在则反过来吃掉了王权。[2]

  上述发生在中世纪末叶民族君主国内部的中央政权、封建领主和商人階級三者间的政治斗争,在欧洲范围内,直到19世纪才以商人-资产階級上升为社会唯一的统治階級而告结束。然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政权和商人階級的政治角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尽管结局在中国大相径庭。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之谈。简言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王朝,一方面是传统封建制彻底瓦解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强权(先是秦,后是汉)与地方割据势力(先是战国群雄,后是同姓异姓诸王)之间长期的政治军事较量。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进一步削弱封建诸侯王国,地方割据势力终被彻底清除,皇权-官僚階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宣告完成。与此同时,通过西汉中央政府实行的土贡制度、官办工业制度和禁榷制度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贾”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亦遭致命打击。[3] 就这样,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階級不仅统一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剩余。

  从战国到西汉,皇权-官僚階級两面出击,在横扫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也长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皇权-官僚階級之所以长期坚持抑商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反过来,有关的意识形态偏见之所以能长期绵延不绝恰恰是由于这些政治经济因素在深层发挥着作用。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商人階級不仅聚敛钱财,富可敌国,而且跨地区、跨阶层,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在平时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会经济秩序,并腐蚀各级官员。而在历史危机时刻,商人階級则可能脱颖而出,与皇权-官僚階級争夺政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多次都有商人階級(例如盐商)参与组织发动,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商人階級在中央集权制度看来,无论是对其经济剩余的垄断,还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控制,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皇权-官僚階級要维系自身的统治,抑制商人階級的成长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政治经济层面建立大一统格局之后,皇权-官僚階級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罢绌百家,确立了儒学的支配地位。因此,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长期分裂局面不同,经过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階級三方的上述角逐争斗,中国社会历史性地导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种极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造就两千年辉煌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前提条件之一。强大的皇权-官僚階級不仅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权力和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且垄断了意识形态话语,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与此同时,它也成功地整合了全社会各种资源,从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并抗击来自北方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南下攻势,[4] 维系着辽阔的强盛帝国,在它一次次解体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复,使之避开了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命运。

  2、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与欧洲封建制度在整合与动员社会资源能力方面的差别,可通过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海外冒险的比较而得到生动的说明。

  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5] 船队在到达东南亚各地后,又驶抵印度,并远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最后一次远航时,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各种工匠、水手、民工等2万7千余人,共乘大船63艘,其中最大的船长44丈4尺,宽18丈,可容一千余人,是当时世界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有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货物。

  在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约60年后,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组成了仅有87人的远征船队。远征船队的旗舰“圣马利亚号”长仅12丈,宽仅2丈5尺。但是,这艘小旗舰与船队的另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相比还要大一倍。哥伦布船队与郑和船队在规模上的这种差别,缩影式地表明了欧洲刚刚崛起的民族君主国与当时中华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

  与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中国不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政治权力和社会生产的剩余被罗马教廷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公和封建领主所分割,而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结构, 在使中世纪后期的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享有较大生存空间的同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原因之一),也造成了欧洲在长时期内政治上软弱无力,经济上则无法积累大量的社会剩余,因而难以动员足够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使得西欧在中世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西欧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是古代文明中心的边缘或外围地区,而中国在各个方面则堪称古代文明的中心和典范。这一历史事实早已为扬弃了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史学界所承认。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现在,即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6] 而另一方面,“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7]

  萨米尔·阿明是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把现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外围(边缘)概念系统地用于解说古代社会的状况。阿明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列为成熟的纳贡制社会形态之一,把奴隶制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欧洲和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地区等,均列为欠发达的外围地区。他的结论是:

  前资本主义形态,不问其种类如何,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形态(纳贡制形态)和一系列外围形态(奴隶制、封建和贸易形态)所组成的。……围绕两个很早出现的充分发展的纳贡制形态的中心,即埃及和中国,以及后来出现的第三个中心,即印度,各类外围结构逐渐形成并相互间沿着动荡的边界建立关系。因此,人们可以列出地中海和欧洲各外围地区(希腊、罗马、封建欧洲、阿拉伯和奥斯曼世界),黑非洲,日本,等等。[8]

  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物产、社会经济剩余、丰富的文化创造和高度复杂的行政组织,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向周边辐射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在亚洲地区,“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只要自然条件许可,这种模式就忠实地再生产出来:在越南、在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在朝鲜。”[9] 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一个区别是,由于技术的限制,中心国家与众多外围国家不可能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国际经贸体系,它们之间主要是一种政治和文化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中心国家-外围国家的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例如在中国,中国-四夷观念几乎同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久远。[10]中国的皇权-官僚階級把国内的纳贡制度象征性地延伸到国外,册封藩国并接受定期朝贡,形成了中国学者所谓的“东亚封贡体系”或者日本学者所说的“华夷秩序” 。 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前后,这个“东亚封贡体系”或曰“华夷秩序”也臻于极盛: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亦即欧洲西部的葡萄牙亲王亨利刚刚着手筹备航海探险事业之时,或者说,比巴托罗缪·迪亚士到达非洲大陆南端还要早一个世纪左右,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11]

  作为古代世界无与伦比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实体,中国长期处于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高居在这个国际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其皇权-官僚階級长期坚持“国际统治階級”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以一统垂裳的姿态君临四方。封贡关系或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模式,是他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唯一承认的方式。欧洲近代国际法中各国在法律上彼此平等的思想,对于中国的皇权-官僚階級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3、然而,就在明王朝维系着幅员辽阔的东亚朝贡体系之时,从14到15世纪,在意大利境内,那不勒斯王国、罗马教皇辖地、佛罗伦萨共和国、米兰王国和威尼斯共和国由于彼此实力旗鼓相当, 而只能维持一种 “均势的状态”(balance of power),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这一新国际体系不断向整个欧洲扩大,包容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国30年战争结束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欧洲国家体系(European states-system)正式形成。这个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新的欧洲国家体系形成之际,也正是前述各新兴民族君主国从事海外扩张和东西方贸易,建立其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时代。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一步步逼近东亚,西方与东方两种截然异质的国际体系和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远在东方的中国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中心国家,以其富饶的物产,对于欧洲殖民主义者来说,一直神话般地扮演着其海外扩张之终极目标的角色。欧洲早期海外冒险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1492年,哥伦布首次做横渡大西洋的远航,即随身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契丹(中国)大皇帝的国书--从此亦可知其探险的主旨所在。但是,真正通过开辟新航路到达东方的却是葡萄牙人。1597年,万斯科·达·伽马率4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绕过好望角首次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明朝以来中国史籍称古里佛、古俚或古里)。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先后在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中国史籍称柯枝国或固贞)和坎纳诺尔建立商馆,接着占领了果阿。1511年,攻灭了明王朝的“敕封之国”马六甲(中国史籍称满剌加、麻六甲等)。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港。

  西方在海外冒险事业中,以从美洲掠取的大批金银,通过新航路换取东方的丰富物产。以此为起点,全球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和旧商道的废弃,介于东西方之间、以远途贸易立国的阿拉伯文明走向衰落;中国和印度保持自给自足的原状;欧洲则稳步上升,成为世界范围的统治階級。

  继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西欧诸国也开始了海外扩张事业。到16世纪末,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葡、西两国的海上霸权让位给了后来居上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在西欧诸国通过海路开始向外扩张之后,沙皇俄国也从陆路向东推进,并翻越乌拉尔山脉,于17世纪征服了广袤的西伯利亚。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早期,它们曾被有效地遏制在当时尚且强大的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在海路,1661年,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被郑成功击败于台湾--此后直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从海路对中国的入侵被延缓了近180年;在陆路,1685年,康熙派军攻克雅克萨城,肃清了扩张到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势力,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沙皇俄国的南进也被阻止了大约170年。当时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火器和航海技术等方面占据优势,并控制着许多海外殖民地。而当时的中国则拥有巨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拥有高效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伟大的文化传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这种暂时的平衡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被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

  1793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期,英政府派遣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 ey)为特使,以庆祝乾降帝80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并允许英国派公使长驻北京。英政府的要求被清廷驳回。当时的《乾降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这样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12]

  这种以上国自居、轻蔑外邦的“国际统治階級”立场,由于有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一历史事实为依据,因而成为整个皇权-官僚階級世界观念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这种囿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一以贯之,到鸦片战争时期毫无改变,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洞悉夷情”的开明派大臣亦不能例外。禁烟之后,林则徐在照会英王的《喻英吉利国王檄》中写道:

  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者,赖有此也。[13]

  甚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皇权-官僚階級仍不肯放弃这种“国际统治階級”的立场。咸丰年间,理藩院仍要求俄国使节普提雅廷按照贡使礼节到午门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法联军之役后,英法公使要求驻京,咸丰帝甚至有意以全免英国商品关税为条件,换取英法撤销该项要求。1861年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后,清政府为维护天朝皇帝至尊无上的形象,仍拒绝其觐见清帝。

  前已指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体系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实力均衡”政策为三大支柱。中国皇权-官僚階級的“世界统治階級”立场以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为依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4]扩及东亚的时代,既悖于理,又输于势:一方面与近代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观念和“国际法”原理相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已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军事力量,而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无法与列强保持“实力均衡”。同时,骄矜虚妄的“世界统治階級”立场使皇权-官僚階級妄自尊大,麻木不仁,长期无视西洋文明由于工业革命而获得的强势地位,因此不能及时学习、引进西洋文明的有益成份。

  历史的悖论就是如此。 向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变只有在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它的薄弱环节)才最易发生。封建主义的欧洲由于中央政权(无论是罗马教庭,还是神圣罗马皇帝)的软弱无力,因而无法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致使在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国王、诸侯及领主们之间,存在着可供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生存和发展的异质的社会空间。当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西洋贸易及东西方贸易蓬勃展开的时候,巨额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使一个商人-资产階級便迅速膨胀起来。同时,不断拓展中的海外殖民地又提供着异常广阔的市场。资金加上市场,使更新技术以提高生产能力的要求历史地摆在了欧洲社会的面前--由商人-资产階級主导的工业革命便应运而生了。与此相反,中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备和强大,致使皇权-官僚階級垄断了社会的全部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促使中国长期居于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心国家地位的同时,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階級的自由发展,使中国社会难以从内部自发地过渡到近代工商文明。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国家地位而形成的国际统治階級的立场,又使中国的皇权-官僚階級在东亚封贡体系内固步自封,在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扩及东亚的时代,对根本变化了的世界局势长期不能形成客观的认识和判断,久久沉浸在“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马克思语)中,致使赶超欧美列强的工业化战略被一再延迟。

  历史地形成的国际统治階級立场构成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因素。

             二、王朝周期

  1、妄自尊大的国际统治階級立场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因素,在洋务运动之前发挥了主要作用。如前所述,这种立场由于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史长期形成的结果,因而带有某种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的性质。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是不足以使庞大的皇权-官僚階級放弃中心国家的立场和幻想的。

  然而, 经过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的经验教训, 清政府从中央(奕诉、文祥)到地方(曾、胡、左、李)的实力派们,已清醒地认识到欧美列强在军事和工业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学者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此时变成了他们的共识。但是,就在清政府的部分实力派开始有限度地放弃原有立场和幻想的时候,从本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加入进来,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第二个因素。与国际统治階級的立场相比,这第二个因素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多经过长期政治军事斗争而建立。由此执政的新一代统治階級由于残酷环境的长期磨砺和汰选,大多具备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并对国情民情有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因此,他们大多能在王朝建立初叶励精图治,采取一系列奖励农桑、予民休息等有效政策,通过恢复经济,以巩固新王朝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经过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土地与人口这一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亦得缓解,因而也为社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客观条件。

  然而,当王朝的鼎盛期过后,一方面,在社会上层,统治階級日益因循苟且,官僚系统腐败锈蚀,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社会基层,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批贫困人口流离失所。与此同时,随着王朝鼎盛期内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日益挣脱皇权-官僚階級束缚的商品-货币经济则从上、下两方面推动着王朝的瓦解过程:一方面,商品-货币经济催化着朝野上下土地兼并的进行(各种商业利润投资于土地),致使流民剧增;另方面则腐蚀着庞大的官僚机器(官商勾结,贿赂公行),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当上述过程逼近某一临界点时,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任一环节的脆裂,都将启动蓄势待发的社会大动乱。由此,群雄逐鹿的历史活剧再次重演,其结果是另一个王朝的诞生。

  因此,一方面是皇权-官僚階級统治能力的缓慢退化(这是社会权力重新分配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关系的日益紧张(这是土地与人口矛盾的实质)。二者从上下两个方面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衰落和倾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在战国时代的这句名言似乎是对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的一个预言。

  2、从1644年入关到1861年兴办洋务运动,满清政权已维系了217年。从中国历史上看,国运长久的朝代中,两汉分别延续了231年和195年,唐持续了289年,两宋合计319年,明延续276年。到19世纪中叶,按照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满清的运祚可以说已接近尾声了。

  实际上,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到乾隆末年就已江河日下。中央政府的情况可从财政状况见出:康熙时,府库存银5千余万两,雍正时6千余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以前增至8千万两。而到乾隆晚年,由于各项支出以及官吏贪污和乾隆的铺张挥霍,库存已告匮竭,赋税所得,年剩仅2百万两。另一方面,乾隆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已极严重。据史料记载,北京的旗地被旗丁卖掉者已过半数,旗地每亩租银从清初到乾隆末年已增至十几到二十几倍。土地迅速向豪门显贵之手集中,例如,怀柔郝氏占田至“膏腴万顷”,宠臣和坤占田8千顷,广东巡抚百龄到任不足一年,占田达5千顷。因此,至嘉道两朝,社会动乱便接连爆发。川楚白莲教起义,河南、北京等地天理教起义,新疆维族起义和张格尔叛乱等相继袭来,直到爆发席卷大半个中国、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规模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深刻程度。因此尽管遭到镇压,但这场农民革命却导致了满清王朝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大调整大改组。因为,正是由于在太平军面前满清八旗军和绿营军望风披靡,湘军、淮军才得以在体制的边缘集结和成长,从此开始了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诸领域的不平衡发展, 导致权力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 中央政权的这种“空心化”过程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孤军作战,南洋舰队和陆军坐视不救,以致出现李鸿章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怪现象;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北京沦陷之际,东南各省督抚却做壁上观,实行“东南互保”(实质独立)政策;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满洲亲贵众叛亲离,中国历史终于迎来了20年军阀割据的局面。

  如前所述,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备和强大一直是中华文明居于古代社会中心国家地位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历代王朝的兴衰其实质也就是中央政权的兴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时代,强大的中央政权更是不可或缺的整合全社会力量的中枢。在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分散的民间力量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才有能力统筹全局,实施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赶超战略。这既是19世纪后期德、日两国的道路,也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经验。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是应清政府对内对外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匆忙上马的。

  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此为标志,洋务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洋务运动是一场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兴办和移植近代国防工业乃至一般工商业,并相应地发展西式文化教育的“自强”运动。它以“采西学制洋器”为号召,史称“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以近代西方科技和工业文明为传统的皇权-官僚階級的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质支撑。这个实质也是“中体西用”的真正内涵(见下章)。这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运动在起步之际,正值英法联军刚刚退出北京、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尚未平定的内忧外患时期。这种内忧外患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和中央政权衰落。因此,早期工业化的许多重要项目均由各地方督抚分别推动,缺少总体战略和统一规划,因而限制了其规模和层次。在洋务运动的各项举措中,只有京师同文馆由总理衙门直接创办和管辖,其他诸如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矿务局等,均由地方经办,各自为政。超出地方权力范围的事宜便难以实施。例如修铁路,1867年秋至1868年初沈葆祯、李鸿章便已建议中国“自行仿办”,但毫无结果。1874年受日本第一次侵略台湾事件震动,李鸿章再向奕诉“极陈铁路利益”,奕诉虽亦以为然,但是却谓“无人敢主持”,乃至于“遂绝口不谈”。

  中央政权的衰落突出表现为皇权的软弱无力。 在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内,“乾纲独断”的皇帝本人在行使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同时,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符号象征功能。特别是在中国,能够与各种纠缠、阻碍现代化的传统势力进行抗衡的最大力量只有皇权。然而,清末的同(治)、光(绪)、宣(统)连续三代皇帝,都是冲龄即位,皇权软弱无力,朝政长期把持在对世界大势茫昧无知的那拉氏手中,从而使晚清的上层权力格局除满汉间的隔阂之外,又增加了帝后间的猜忌和倾轧,中央政权由此进一步削弱。

  可以设想,假如西方工业革命提早150年,或者中国历史推迟150年,那么,当鸦片战争袭来之际,则正当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台湾郑氏政权之后,国势臻于极盛时期。也就是说,假如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与中华文明相遇之时,刚好是一个王朝的鼎盛期,而非衰落期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就可能要重写了。

           三、日本崛起的影响

  1、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东亚的历史必须从正反两方面予以评估。

  在近代,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始终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拥有先进的物质技术、资产階級民主政治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其先进性的取得和维系又离不开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夺与压迫。列强从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所掠取的巨额利润,不但为经济技术的更新换代源源提供着物质基础,而且也滋养着一个日益壮大的市民-资产階級。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两面性也传递给了近代中国,使后者的社会变迁具备了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一个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帝国沉沦为殖民地。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仅仅是上述两种变迁过程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一个不稳定的、暂时的、过渡性质的形态,其发展前景或者是一个依附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外围的殖民地社会,或者是一个独立自强的现代新型社会(即两个中国之争)。我们应当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双重性质,从中心与外围的互动性质,来全面、辩证地理解整部中国近代史。

  远航而来的西方列强带来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激发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运动。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手段更新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关系以及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系统的根本变革。因此,洋务运动的这一步,是迈向近代社会的。

  中国传统思想不特重技术,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扩大规模与降低成本的需求均不急迫;同时,也由于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相对稳定--这与航海民族随时面对变化莫测的大海和海盗侵袭的环境根本不同,因此后者围绕航海活动,不得不发展诸如造船、航海术、测绘和铸炮等技术,以及天文、数学、物理等知识体系,并带动其他相关技术和学科的发展;中国传统不重技术,还由于知识阶层通过科举考试,被制度化地引向官僚集团(“学”与“仕”的密切关系),普遍丧失了对“器”的兴趣;当然,中国传统思想不重技术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力密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组织全社会的人力资源。因此,尽管中国古代社会曾有多项自发的技术发明,除众所周知的罗盘、火药、造纸术、活版印刷外,中国的技术和发明在古典时期相继传入西方的还有水力轮式碾磨机、水力冶金鼓风机械、水力纺织机械、耕畜挽具、风筝、铸铁、瓷器、船尾舵、运河船闸闸门等等--尽管如此,但中央集权制度组织动员大量人力资源的机制,却一再弥补、掩盖了在漫长时间里各项技术的停滞不前,使技术的发明因缺少动力而受到抑制。

  然而,这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性地拒绝技术。只要有助于加强或者挽救皇权-官僚階級的统治,技术当然是好东西。进入19世纪后半期,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的经验教训,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部分实力派排除了朝野顽固派的阻挠,将西方技术与西方价值体系剥离开来(非意识形态化),洋务运动由此迅速展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前期是北洋舰队,后期是汉阳铁厂。

  北洋舰队由李鸿章集团苦心经营,号称劲旅,以北洋舰队为主力的中国海军当时亦排名世界第八。值得注意的是,北洋舰队曾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强烈震动。

  1886年6月,北洋舰队以定远、镇远等巨舰为首,列队从海参崴出发,访问长崎。 在岸上, 中国水兵与日本当地警察偶然发生冲突,双方互有死伤。“一时舆论沸腾,传出日清断绝邦交、清国军舰大举来袭等传说。”当时日本政府与中国妥协,中国对日本受害者偿付一万五千五百日元抚恤金,日本则对中国受害者偿付五万二千五百日元。当时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没有一支敌得住北洋舰队的舰队,被它的威力压倒了。”[15]

  1891年,北洋舰队再度访日,驶入横滨港,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贵族院、众议院议员和新闻记者,显示威容。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当时慨叹说:“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等,值得一观之处颇多。”[16]

  尽管当时日本有人讥之为“驴蒙虎皮”,但就在北洋舰队两次访日之间,1889年朝鲜政府因农业歉收而禁止粮食出口(防谷令),使日商蒙受损失,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并发出最后通牒,后又接受妥协,“这是因为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首相:‘不能默视日本(对朝鲜)的强压’,使伊藤想起了北洋舰队的威力。”[17]事实上,说北洋舰队以其威慑力一度成为中国国力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后盾,是不过份的。

  与北洋舰队顺利成军不同,汉阳铁厂的创办历经坎坷。1889年,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之后,便开始筹办汉阳铁厂。但是,在选择厂址、勘察煤铁矿山和采购机器设备等方面,张之洞在决策时犯下了一系列知识性错误。例如,铁厂应设在近煤、近铁地点,但张为“督察之便”,将厂址设在远离煤铁矿山的汉阳,距大冶矿山120公里,致使煤炭、铁矿石、锰矿石、石灰石等原料都要溯江长途运来,极大提高了铁厂生产成本。再例如,勘察煤铁等矿山资源应是筹建铁厂的先行工作,但张之洞却因缺少科技知识而头足倒置,先购机,后探矿,在不明铁矿性质的情况下,盲目购入属酸法炼钢的英国贝色麻炉。兴建汉阳铁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芦汉铁路生产钢轨。但大冶铁矿含磷偏高,酸法炼钢炉无法除掉铁矿砂中的磷,炼出的钢含磷达0.25%,不符合路轨钢材含磷0.08%以下的要求,致使产品大量堆积。直到后来拆除贝色麻炼钢炉,改装碱法马丁炼钢炉,才生产出合格的轨钢。

  传统的皇权-官僚階級在仓促走向近代大工业生产的道路上充满曲折。同时,这也是“中体”与“西用”之间的逻辑矛盾(参见下章关于“中体西用”的讨论)在现实层面的一次暴露。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尽管“亏折甚巨”,但依靠中央集权制度动员全社会资源的能力,以长远的国家利益为目标,在一段时期内扭曲常规的经济法则--这仍可以理解为实施赶超战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事实上,汉阳铁厂作为亚洲创建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于1894年投产,比日本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即著名的八幡制铁所(1901年)早了7年。铁厂出铁之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西方甚至将此视为中国觉醒之标志。据《东方杂志》所译西报称:“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其虑也。”[18]日本人更对汉阳铁厂做了细致的观察,在一篇报道中赞叹说: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19]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及全球的时代,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期稍早,在性质上亦包含相近内容,即都是皇权-官僚階級企图以西方近代军事和工业技术,为传统的统治秩序提供新的物质支撑。二者各自的成绩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得到了一次检验。从此,即从1894年直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亚洲大陆的扩张,一再地牵制、阻挠、侵占着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成为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远隔重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通、通讯等条件下,西方列强即使凭借资本和技术的优势,也难以完全抑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近在咫尺的日本的崛起,终于扑灭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最后一线希望。

  2、在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近代日本作为唯一的例外,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快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这一事实常常被神秘化,以至被人们称作“奇迹”。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萨米尔·阿明指出:

  日本“奇迹”的问题从来没有从中心与外围关系的角度来看。可是类似之处是突出的。在日本所处的地区里,中国是各方面都已完备的模式。……可是在日本,自然条件形成了严重的障碍:全国的封建割据,贸易城市的自主性,这些都限制了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因此日本和欧洲之间虽然远隔千里,却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确实,在日本受到外界震动以前,日本社会并不导致资本主义,但是一旦时机到来,它就安然成为资本主义。[20]

  同样作为古代社会的欠发达地区,日本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有着相近的社会结构。这使它比之于中国,能够更顺利地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作为外围海岛国家,日本历来不得不关注中心国家的有关动向,因此有重视情报、获取海外知识的传统。例如在17世纪初,德川幕府就曾聘用随荷兰船漂流到日本的欧洲人作外交顾问,并保留荷兰商馆,借以收取海外情报,同时以近代地理、军事、医学等为主要内容的兰学研究也相应成为风气。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使日本避开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命运。因此,萨米尔·阿明在讨论日本演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之后,又接着指出:“事实上,如果日本不幸已被结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区(即沦为殖民地--引者)的话,这种演变就可能不会发生。它没有受到这种命运之苦,因为它当时是一个穷国。相反,中国拥有大量集中的剩余,就吸引了欧洲和美国的贪婪。”[2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具有着密切的战略相关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首席代表朴鼎查极其乐观地说:这个条约开辟了“一个如此广大无边的市场,致使兰开夏所有工场的纺织品,也不能充分供给中国一个省的需要”。正是中国以其巨大的国土、人口、资源和经济剩余长期吸引着列强,为东北亚的日本起到了巨大的屏障作用。[22]甚至同在东北亚的朝鲜,也曾受惠于中国这座巨大屏障的缓冲影响。因此,强加给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但迟至1876年才签订,而且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恰恰出自刚刚引进西方文明的日本。

  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互为表里和因果。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日俄战后,日本羽翼渐丰,逐渐侵犯到英国的在华利益,但衰落中的大英帝国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在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开始着手抑制日本,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走向了太平洋战争。只是由于彻底战败,日本才被迫纳入到美帝卫星国的轨道中。

  3、日本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地区被猝然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体系中的。由于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更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从而迫使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赤裸裸的直接军事侵略和占领方式,在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以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经济约束,明治维新以后,一条军事冒险主义的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

  甲午战败后,依照《马关条约》,清政府赔偿日本巨额军费2万万两(后追加3千万两以赎回辽东半岛)。日本利用这笔巨款(收到的是英镑),除了作为日后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外,第一用来抵补甲午战费的30%(7千9百万日元),第二用作扩充军备费用(约2亿日元),第三用来设立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事业(380万日元),第四用作经营台湾殖民地的费用(1千2百万日元),第五用作皇室费用(2千万日元)和为水雷、教育、灾害准备的三种基金(5千万日元)。“就是说,以赔款为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23]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以夺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必需的原料和市场。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施现代化的道路。甚至日本的民用产业,例如生丝和棉纱生产,也是以出口创汇来进口武器和机器设备,以便谋求扩军和培植军事工业。日本的这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亚太地区,直接侵害了英美等以雄厚资本和技术为扩张手段的欧美老牌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

  前已指出,中国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互为因果和表里。就在甲午战后,由于在先前丧失了缅甸、越南、琉球等传统封贡藩国之后,如今又失去了朝鲜,传统的东亚封贡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中国的中心国家观念开始彻底动摇。

  在中国,有关夷夏之辨的思想集大成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学。公羊学以孔子《春秋》为经,它的流行正值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之后,中央集权制度牢固确立的时期。由于中国长期居于古代文明的中心国家的地位,这种思想自然上升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皇权-官僚階級的意识形态,在漫长历史中,成为儒学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念。但是,既然中国-四夷意识是由中心国家的现实地位来支撑的,那么,这种地位的完全丧失,也就使夷夏之辨的观念无所附著了。甲午战后,梁启超通过回到孔子《春秋》的本义,否定了中国夷狄的传统区分。他在为徐君勉著《春秋中国夷狄辨》所做序中写道:“然则《春秋》之中国、彝狄,本无定名。其有彝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面然而彝狄矣;其无彝狄之行者,虽彝狄也,彬然而君子矣。”[24]中国、夷狄不再是固定的专名,而转变为价值评判的普泛概念。梁氏接着说:“《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彝狄。”[25]对中心国家观念的反省和放弃,在当时绝非梁启超一人之私见,而是整个维新士子的共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日两国此衰彼兴的互动关系,中国对自身中心国家地位的这种反省和放弃的议论,在崛起中的日本则相反相成地换成了另一种谠言高论。

  曾任天皇侍读的日本中国哲学权威服部宇之吉(1867-1939)曾说:“儒学之真精髓在于孔子教,然中国于此久失真精神。……今皇国旷古之圣业,着成于再建中国之伟业。”日本近代思想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其名著《东洋文化史研究》中则以文化中心移动说立论:“正如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一样,在现代,文化中心移到了日本,故应将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作为新的中国文化加以酝酿。”[26]这种对传统“中国”地位的觊觎和取代的言论主张酷似15世纪末以后沙皇俄国的“第三罗马”理论,即关于罗马被欧洲蛮族攻陷后,西方文明中心迁移到拜占廷,拜占廷沦陷后又迁移到莫斯科的论述。[27]

  这种觊觎、取代“中国”的思潮是有其现实依据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相继吞并或侵占了琉球(1879)、台湾(1895)、朝鲜(1910)、中国东北(1931)乃至大半个中国(1937),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1941),逐步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包括众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源远流长的东亚封贡体系解体后,日本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短命的东亚国际体系。

  如前文所述,假如不是一衣带水的日本疯狂掠取亚洲大陆,以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模式寻求扩张,那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以廉价商品和雄厚资本为主要手段对中国实行的经济、政治侵略,由于远隔重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难以完全抑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如果说“王朝周期”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质的话,那么,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就更是多种历史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每一次军事扩张都无不带有盲动主义性质。例如甲午战争中,日本已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孤注一掷。因此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说“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并非虚言。假如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有决心打一场持久战,以日本当时单薄的国力,是绝难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种军事上的盲动主义使日本不断铤而走险,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最终导致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覆灭,从而彻底打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模式。

注:

[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页。

[2] 商人-资产階級消解王权(军事独裁政权)的过程在20世纪东亚各国将以另一形式重演(见后文)。

[3] 参看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08-219页。

[4] 反过来,这两者也促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持续存在。毛泽东:“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5]根据明张燮《东西洋考》(1617),明代人以婆罗洲(加里曼丹)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称东洋。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29页。

[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8]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舌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页。

[9]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42页。

[10]于省吾:“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自商代以迄西周,中国与四夷还没有完全对称。自东周以来,才以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相对为言。”见《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11]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页。“东亚封贡体系,包括中国和它周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很久以来就与中国的统治王朝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封建从属关系。”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2]《高宗圣训》卷二百七十六,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266页。

[13]《林文忠公政书》乙集,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第267页。

[14]最早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的似乎是斯大林。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中说:“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附属国。”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9页。重点号原有。这里不但提出了“世界体系”概念,而且还包含了“中心”与“边缘”的划分。

[15]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1页。

[16]转引自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42页。

[17]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51页。

[18]《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七期,转引自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19]《中国十大厂矿记》,转引自同上书,第111页。

[20]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42页。

[21]阿明:《不平等的发展》,第42页。日本学者从另一方面也指出:“19世纪的殖民掠夺主要以矿产资源为主要目的,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贫乏的国家,西方殖民者对其不感兴趣。正由于这样,长期以来,日本不需要用很多的努力去确保它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即本土安全。”见日本《信报》1999年1月18日社论。

[22]远山茂树:“由于日本受培理来航(即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引者)的直接外部压力比中国晚了十多年,统治阶层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不很充分,却能够有了对付它的余裕。”见《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页。可以作为参考。

[23]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27页。上述数字亦见该书同页。

[24]《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25]《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26]转引自沟口雄三:《现阶段及21世纪日本的中国研究课题》,见《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27]15世纪末东正教修士菲洛修斯最早提出“第三罗马”理论,他在给伊凡雷帝的信札中写道:“虔诚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决不会再有第四个。”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424页。

原载[中国与世界]

  作者:祝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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