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福布斯刺痛了国人什么神经

  2009年《福布斯》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时隔两年,中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说实话,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的消息,早有耳闻,但并未留意是谁家所为,也没有真把它当回事。因为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研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选取不同的指标,构成不同的指标体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统计结果,这应该是太常见的事。现在福布斯“二”了一下中国,不想却撞到枪口上了。于是,双方便要很认真地较一番劲。

  在社会经济领域做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做国际比较研究,因为各种影响因素太多,太复杂,所以常常只能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将问题简单化、模糊化。但这样一来,最后的研究结果就很容易受到质疑。譬如,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用的方法就是:将“最高法定税率”去掉量纲再标准化后,以简单相加得出来的。这样的定量分析思路使问题简单化,也具有可操作性及可比性。但是,要找毛病,肯定也是一堆一堆的。现在的问题是,福布斯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它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分析这份“痛苦”,窃以为它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其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福布斯的这项研究,并不是特别针对哪个国家的,而且用的都是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方法。从这一点看,应该说它是公平的。如果对此我们平心静气,是否可以这样推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于其他国家,一定是各类税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高法定税率”要高出其他国家,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统计结果,以致被“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吗?

  其二,《福布斯》杂志是以“财富”和“成功”来吸引眼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其实是“替富人说话”的。试想,全都用最高法定税率来构建指标体系,其统计结果应该只与利润高的企业和富裕人士相关,而与中低收入者并无干系。如果说披露这“痛苦”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那显然也是“替富人说话”。然而,吊诡的是,中国的富人似乎对此并无反应,而不那么相关即不那么富裕的人倒先义愤填膺起来了。再问一个为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面对最高法定税率,富人自有应付之策;而远远够不上最高法定税率的社会群体,则对他们面临的非最高法定税率有着切肤之痛—福布斯可能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中国它居然“替中低收入者说话”了。

  其三,其实在以“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序中,中国被“二”,其意义也不大。但如果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一分析各类税负,看看哪些比其他国家定得高了,哪些比其他国家高多了,再想想为什么我们要比别的国家高或高出许多……似乎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有利。毕竟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幅度增长,起码在不明白的人看起来,真有些邪乎。明白的人,包括在媒体评论中提及的专家学者,其实也都早就提出了关于税制改革的意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提出一个建议,今后对国际上所有涉及中国的统计研究,是否都可以取这样的态度:不计较是否被“一”、被“二”乃至被“末”,而是分析研究其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有没有启示,不管这种启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再说,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并不是第一次被“二”,最有名的当然是GDP被“二”。中国政府也很清醒,一再强调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过,也没有人因为中国的GDP被“二”而出来质疑GDP统计“不科学”。还有人以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所以要将中国被“二”的过程作为一种“模式”高调出来……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已经多次被“二”,如今再被“二”一次又有何妨,大惊小怪有失大国威仪。

  由此联想到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女嘉宾和主持人的一段对话,录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当主持人问女嘉宾为什么老用“二”来形容男嘉宾时,女嘉宾回答:“‘二’,从北京女孩口里说出来,就是你很可爱。”主持人旁白:“对,你就很‘二’。”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着有《中国社会福利》、《非营利机构评估》等。)

  作者:唐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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