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剑平:国内储蓄过剩与大规模资本流入的深层次原因解析

  在我们努力吸引国外储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只有伴随国外储蓄流入,对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否则必将陷入恶性循环。国外的实践经验也都表明,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它归根到底必须依靠国内储蓄和资本。

  因此,如何提高国内资金的使用效率,努力促成国内储蓄向有效投资的转化,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按照发展经济学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以较高的投资水平和储蓄水平为前提条件。因此,如何在原有较低的储蓄水平上谋求较高的投资水平,就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设计的著名的“双缺口模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双缺口模型从国民收入总需求和总供给恒等条件推导出关系式。其中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进口与出口之差为“外汇缺口”。模型表明,如果一国储蓄不能满足国内的投资需求,需要进出口有一个规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这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也就是说,一国可以在不增加国内储蓄的同时,借助于外国储蓄的流入来增加投资,借以摆脱投资水平受制于较低的国内储蓄水平的被动局面。实际上,目前已成为发达经济的许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均依靠外国资本的流入使经济持续增长。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利用外资或依靠外国储蓄来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双缺口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它成为了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矗中国的外资引入也就是基于双缺口模型这一理论基础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1997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已达3483.48亿美元。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西方经济学中一个跟双缺口模型相关的假说称为债务周期假说。假定一国刚刚开始与现代世界产生联系,该国只有较低的资本存量从而低产出水平,储蓄也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从国外借入资金以加速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此时该国从封闭经济进入债务周期的第一阶段,此时有相应的实际资源向国内转移。其后随着外国储蓄流入及其利息、利润汇出的变动,该国依次经历其他几个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对外政策。从中国目前总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中国应该正处于债务周期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亟需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促进国内资本形成,提高积累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条件下中国却仍大规模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是双缺口理论和债务周期假说所难以解释的。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存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因而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国内存在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特点看,中国应该正处于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债务周期假说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是我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内在动因。然而,自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国内的储蓄过剩。在此期间,除1993年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均超过国内投资总额,致使储蓄缺口为负值。分析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增长情况我们看到,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已由1990年的7034亿元增至1997年的46279亿元,年均增长31.8%,而同期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长率也只有23.7%。1997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高达41.2%。与此同时,除1993年外,其余各年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皆高于新增贷款,而且这一存贷差的规模也正在扩大,储蓄存差已从1991年的341亿元增至1996年的3117亿元。

  与储蓄过剩相对应的另外几个现象,一是外贸项目连年巨额盈余条件下外汇储备剧增,至199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399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二是国内资本的大量流出甚至外逃,1990年至199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出分别高达1491.04和 351.44亿美元,两者相加共达 1842.48亿美元。这一数值已接近同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与此同时,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目快速增长,并且积累了非常之高的累积额。这表明,中国在努力吸引外资流入的同时,国内资本却以各种方式流出甚至外逃(根据Brendam Brown 的研究结果:在那些容易引起资本外逃的国家里,资本外逃经常被隐藏在国际收支统计表现为负数的大量“错误与遗漏”项目之中)。

  上述种种现象似乎都说明了一点,即中国已出现了储蓄过剩。由经济学原理可以证明,中国的经常项目连续多年顺差以及国内的大量资本外流,正是这种储蓄过剩在国际收支上的表现和反映。然而,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条件下中国却仍大规模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是双缺口理论和债务周期假说所难以解释的。

  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多次浪潮。一般来说,导致一国资本流入的因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外的供给因素,一种是国内的需求因素。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流入也同样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九十年代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流向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投资的多元化,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促进了资本流动。中国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了稳健的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年增长率达两位数,国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市场变得对国际资本更具吸引力。更多的外国资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这是导致中国资本流入大规模增加在供给方面的原因。然而,从国内的需求因素来看,中国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的需求动因何在呢?

  我们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分四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1、有效投资不足

  经济发展过程中跟国内储蓄有关的三个阶段是:

  足够的国内储蓄--->储蓄向投资转化--->投资变为有质量的产出

  上述三个阶段中,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应该说,中国目前已经摆脱了低水平国内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那么另外两个环节呢?

  事实上,中国在另外两个环节上都存在对经济的制约。首先,微观经济的低效率,特别是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投资变为有质量的产出这一过程受阻。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全,迫使居民储蓄主要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并通过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然而由于国有微观经济的低效率,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的使用效率极低,并且使得大量银行贷款陷入“国有企业资金沼泽”中。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缺少的不是国内储蓄,而是有效投资。所谓的有效投资,是指能够产生有质量产出的投资。

  在90年代,一方面是国有微观经济的普遍低效率,同时通货膨胀加剧,此时如不对国内储蓄的低效使用加以节制,就有导致滞胀的危险。国家不得不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国内储蓄的低效使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了国内储蓄闲置的上升。

  在国有微观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情况下,为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就需要依赖外资流入等经济增长点。特别是1995年和1996年在国企总体亏损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仍取得了高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中国需要国外储蓄的流入以克服国内储蓄利用的低效率,弥补有效投资不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避免滞胀的出现。

  因此,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原因在于国内有效投资的不足,而这有效投资的不足则是微观经济低效率及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低效造成的。而国内储蓄过剩的直接原因是国家旨在控制通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微观经济的低效率以及国内低效的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造成的。

  2、国内技术缺口

  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受到的制约因素。中国在这两方面已不存在数量上的制约,那么是否还存在结构上的制约呢?实际上,对于一国经济的约束,除了储蓄和外汇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约束,即技术约束(skill sconstraint)。所谓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技术约束,是指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吸收并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发展应该是一种有效益、有市场的增长,尤其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增长。而实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技术和管理是比资本和外汇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我国所最为短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约束。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约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约束。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及管理的整体水平很低,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平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表明,由于我国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单纯引进技术较难吸收和消化,而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借此引进技术则是我们突破技术约束的有效途径。我国是一个有着显著二元结构的大国,既有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又有落后的手工业和农业;有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也有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样的二元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需要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一是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造就新型的管理人才。

  因此,国内存在的技术缺口是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的重要需求动因。同时,由于国内总体上低下的技术及管理水平,使得一部分投资不能通过国内储蓄予以实现,只得通过外国资本流入补充。这种由于技术缺口构成的国内储蓄不能符合投资需求而构成的缺口,是一种结构性缺口。由此而造成的储蓄过剩是一种结构性过剩,此时外国资本的流入是对国内储蓄的一种补充。

  3,引资行为“错位”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国外资本大量流入的另一个国内原因在于,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作为宏观引资主体的国家的引资利益目标与作为中观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及作为直接引资主体的企业的引资利益目标的“错位”,导致其引资行为的“错位”。它最终加剧国内资源的过剩。

  国家利用外资的初衷是弥补国内资金短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家把利用外资提高到了改革开放一部分的高度加以对待,并制定一系列的引资优惠政策。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工作中,行政意识浓厚,大大超过市场意识,追求行政效益甚于追求市场效益,他们对外资产生了一种很强的心理依赖作用。以为只要引进外资,本地区的一切经济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于是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加以对待,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只要是“外资”,就不切实际、不计后果与成本地加以引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一哄而上抢外资的局面,以极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获取了外资的纷至沓来。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要摆脱困境并获得发展,就要有资金投入作为后盾。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国企改革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由解决资金问题引申到利用外资上,有两种“错位”行为:其一,一部分实力雄厚、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从国内筹集到资金,但由于对外资“超国民待遇”所导致的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促使这部分企业放弃寻求国内资金而转从国外融资,与外商合作。这时,外资替代了一部分内资的投入。其二,长期以来,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我国大部分国企效益低下,经营状况不佳,资金短缺现象严重,他们要从银行及我国尚处于雏形阶段的资本市场上便利地筹集到能够帮助其解困的资金是障碍重重的。自然,与外商合作或者“嫁”给外资是他们此时的一个较佳选择。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在内资供给受限的情况下,外资自然乘虚而入了。

  这种原因造成的外资流入最终加剧了国内资源的过剩,这是对国内资源的一种浪费。这种外资的流入是对国内储蓄完全意义上的替代。

  4,外资流入与内资外流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大规模涌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资本大量流出。分析中国资本流出特点时我们发现,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流出中国的资本的波动与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在趋势上存在一定跟随性。具体说来,前者的波峰与低谷均早于后者1到2年。这促使我们去分析流入中国的资本与流出中国的资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大规模流入中国的资本是否可能就是流出中国的资本?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一是观察流出的中国资本与进入中国的外资之间的关系变动;二是考察中国的贸易伙伴与资本往来伙伴是否大体一致。

  从第一方面来看,1982-1996年间,从中国内地流出的资本累计高达2635.5 8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净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的1.56倍,如果把表现为负数的错误与遗漏也算作资本流出的话,那么流出中国的资本则高达 3383.74亿美元。中国1979年以来所实际利用外资累计额 2839.40亿美元。从整个资本流出和资本流入的规模比较看,我们的确无法排除在流入中国的整个外国资本中,有相当大比例甚至大部分属于流出的“内资”回流。再联系流入中国的“外资”与流出中国的“内资”之间的规模变化及其变动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滞后于内资流出1至2年的外资流入是否就是流出国外的“中”资回流呢?

  从第二方面来看,我国内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美国和欧盟。1997年,其在中国内地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9%、15%、15%和14%。从数量上看,中国内地与日本、美国的贸易总额肯定要高于内地同香港的贸易总额,而从流入中国内地的外资看,日本、美国,甚至可以把欧盟也包括在内,它们在流入中国内地的外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贸易额相比,极不相称。1997年,来自香港的外国资本在流入中国内地的全部外国资本中所占比重高达39%,而美国和日本之和也只有20%,仅为香港的1/2,而它们同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则是香港的2倍多。当然,来自香港的“外”资中有相当多的是海外华人资本,尤其是港资之中可能是日资和美欧资本,但透过整个资本来源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如此悬殊差异,我们是否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资本项目和贸易渠道流出中国的“内资”又以“外资”的形式回来了。

  事实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可以从许多其他现象中得到支持。国外不断有研究表明,从中国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有大量企业是从内地流出的中资以“外资”或“港资”的面目出现以享受各种外资的优惠待遇。即便是从欧美和日本流入的资本,也可能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流出的资本。如此等等。

  因此,我们认为,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内的资本。这一部分资本的流出再回流,构成了中国内地大规模外资流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内外资在我国有着不同的待遇。

  分析表明,在我们努力吸引国外储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并导致向国外的流出。

  因此,充分利用国内储蓄,提高国内储蓄的使用效率,促进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应成为我们的首要选择,同时应该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关于中国国内储蓄过剩与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的分析,我们至此得到如下结论:1)国内储蓄过剩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流入的原因,除了供给方面的动因之外,还在于国内的需求动因,具体来说是:①国内有效投资不足,这种外资的流入对国内储蓄既有补充作用,又有替代作用;②国内的技术缺口,这种动因的外资流入是对国内储蓄的一种补充;③引资行为错位,由此而导致的外资流入是对国内储蓄的完全意义上的替代;④大量的内资流出再流回,构成了很大一部分外资的流入。

  2)国内储蓄过剩的原因在于:①由于微观经济效率以及国内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低效,使得国内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造成国内资源闲置的重要原因。同时外资的流入部分地替代了国内储蓄,加剧了这一资源的闲置。这一储蓄过剩是一种体制性过剩。②由于国内低下的技术及管理水平,使得国内储蓄不能满足投资的内在技术需求,必须通过外资流入予以补充。由这一原因造成的储蓄过剩则是一种结构性过剩。

  3)双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已不构成量上的约束,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受到质的方面的约束,这是国内的体制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在充分利用国内储蓄、提高国内储蓄使用效率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对外资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我国经济正处于一种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转化阶段,我们对外资的利用也应从单纯追求数量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目前我国吸引外资应弱化“弥补资金不足”的作用,强化其“吸收先进技术”的功能,通过外资产业结构主体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及管理水平,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最终逐渐减少对外资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因此,提高国内落后的技术及管理水平,弥补国内的技术缺口,应该成为我国今后吸引外国资本的最主要目的。这是提高国内积累能力、逐步减少对外国资本依赖的最关键一步。

原载[国际金融报]

  作者:胡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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