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飞:《婚姻法》修订三大误区

  5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关于婚姻法律诞生了。1950年4 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5 月1 日颁布施行。

  即使是在那个严肃正统、缺少个人色彩的年代,《婚姻法》的颁布带来了超越婚姻本身意义的喜悦气氛——废除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提倡自由结合……应该说,这是一部真正将中国人的婚姻带入现代社会的法律。

  一部法律,即便是很成功的法律,半个世纪后也的确到了修订的时候了,时代不同、形势不同、最重要的是,主角也不一样了。

  ★焦点访谈:瞄准结婚还是瞄准离婚

  1950年的婚姻法承担了除旧立新的任务,它的历史使命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已宣告结束。按照一位当年制定法律的专家的话,婚姻法立法15年后,就已到了修改的时候,立法重点应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到全面调整和发展婚姻家庭关系上来。但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使修改婚姻法的事情一年一年地拖下来了。

  也就是说,新《婚姻法》从关注“自由结合”到现在的瞄准“婚姻和谐”并非没有道理。包办婚姻和尽管在80年代以后有一定回潮,但已经不是“历史的主流”,而买卖婚姻,则更多地体现在拐卖人口的犯罪中,理应放在刑事专项治理的范围内。

  但现在对于离婚的讨论已走向了另一个盲区:提倡结婚自由,限制离婚自由。这一方面和传统观念有关,同时也是形势使然——“包二奶”的陋习带来的是对背弃婚姻行为的憎恨,进而发展为对解除婚姻本身的心理排斥。

  事实上停下来思考一下就知道,“限制离婚自由”这个说法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严格地说来,中国人并不拥有所谓的“离婚自由”。离婚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并不自由,因为要过“千难万险”——社会舆论、亲友“劝说”、法庭调解,甚至连开离婚证明的老太太也常常会苦口婆心地开导上两句“再考虑一下吧”。

  分析一下现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真的是要限制离婚,社会舆论的“软作用”也要远远超过制度规范的“硬作用”。从建国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离婚率一直保持在可以忽略的水平,但此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数字开始连年“飙升”,要知道在此期间尽管有法律操作方面的松动,但“开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再努力联想一下,婚外恋和包二奶的天时地利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舆论压力大,最多只能“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要”了。

  我们曾经为“婚姻自由”奋斗了多年,要知道,这种自由不仅要从法律上实施,也得从观念上贯彻。直至今日,“婚姻自由”还不能说已经江山已定,更重要的是,许多人忽视了离婚也是婚姻的一个部分。

  ★舆论误导:中国的婚姻危机有多严重?

  “数字出官”说的是行政腐败,而“数字出法”可就有制度腐败的味道了。自从《婚姻法》修订成为热点以后,很多人开始研究“中国婚姻现状”,并且公布了一系列的数字,但却几乎没有人真的对数字负责。

  无疑,立法者也是人,而且随时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人。他们会受到各类数字的影响,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机器,况且修订本来就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27.5% 的人认为新婚姻法最应当规定的是一夫一妻制?10% 的中国人有婚外性行为?33% 的家庭有暴力?……这些数字如果成立,恐怕中国的民事法庭只够应付离婚案件了。要知道在美国,有婚外性行为的数字也不过13% ,笔者比较相信这个数字,因为它来自于盖洛普,并且具体说明了抽样人群、样本大小、问卷地点和误差可能。“10% ”这个数字有点让人怀疑自己周围都是“伪君子”。

  再拿这个33% 来说,费劲找到原文后才发现是“根据调查,在2.7 亿个中国家庭中,30% 存在家庭暴力”。但在核实了该调查数据的出处后,才得知是前来某群众团体投诉的妇女有30% 是出于家庭暴力原因。投诉者有多少,似乎和“2.7亿个中国家庭”难以相提并论。再一转载,又增加了不少水分,成了33%.如果秉承这一“优良传统”,那这一段的标题就应该是“三分之一中国家庭暴力泛滥”了。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舆论监督不对,事实上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媒介都应该关注。对于婚姻法的讨论也绝无不可,甚至观点偏激也是常理,但是对于提出的论据务必要“苛刻”一点。数据偏差带来的危害想必无须多言,要知道,我们并不需要一部超越现实的法律,而是要让中国人的婚姻生活真正和谐地存在。

  舆论监督不仅是对法制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舆论本身提出的要求。如果多一点争鸣,少一点炒作,那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善莫大矣。

  ★求全两难:道德规范与规范道德

  没有一个社会离得开道德规范,对婚姻的忠实无疑也是个道德问题。新的《婚姻法》现在就站在雷池一边:要不要以法律手段来规范道德呢?

  上海一家有影响的报纸6 月15日在“修改《婚姻法》:半数人要求刑事处罚通奸”的标题下,报道了某民意调查的结果,即在回答对通奸、搞婚外恋和重婚纳妾的惩处问题时,54.8% 的人选择了“追究刑事责任”。某市妇联妇女权益部部长提议在婚姻法中增设“破坏他人家庭关系罪”,以法律来约束第三者。

  道德问题法律化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道德规范的失望,他们转而求助于更加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希望这一来可以重新整合婚姻秩序。应该说,善良的愿望是绝对无可非议的。甚至从对法律的基本理解上来说也没有错,本来弱者就会在法中寻求保护。

  但多数法律专家对“依法规范道德”都持否定态度。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姚洋就曾有一个很经典的论断:可以把发生婚外情的人群大体分为“花花公子”和“正人君子”两类,由于二者价值观存在差异,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得出,在中国目前离婚成本(包括经济和社会压力)较高的情况下,如法律对婚外情作出惩罚,“花花公子”可能会放弃离婚,可是“正人君子”总会在感情破裂时选择离婚,那么婚外情市场将出现逆向选择,最终法律惩罚的只是“正人君子”,而“正人君子”正是法律不应该惩罚的对象。

  姚教授的推论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保护婚姻而设立的法律在现实中是对重视和珍惜婚姻质量的人。法律界几近一致的声音是:通过法律来杜绝婚外情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强要为之,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们选择婚姻时的积极性,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的离婚率。专家认为,法律不应该干预道德领域的事情。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一份终身职业,你会不会很随意地就决定下来?必定千思万想,郑重其事。婚姻比职业“神圣”色彩更多,但是糟糕的婚姻也具有更大的破坏性。真的“从一而终”则会让太多的人望而生畏。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表示,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很清楚,一件事应该由道德来管还是由法律来管是很明确的,法律不应该干涉道德领域的事。因此,不应当用法律惩罚婚外情。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早已废弃了通奸法,以前很多国家施行过失离婚法,但现在大多选择无过失离婚法,这是一种进步。而全国妇联建议新婚姻法采用过错离婚法,与世界发展的主流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要让法律“排除婚外情的妨害”就得制订实施细则,这就会让法律过分地深入家庭生活。

  所谓以刑法来处置婚外性行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按照这样的逻辑,见落水者不救者岂不是应该立即处于杀人罪?这样的条文即使制定也难以执行,成为笑柄是小,亵渎法律尊严是大。

  ★编者语:

  尽管含蓄的中国人不喜欢把“爱”和“性”挂在自己的嘴上,但是许多美丽的故事都是我们所乐于传诵的。严格地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美丽故事也是一段“婚外情”,包办婚姻是不合理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是合法的。按照全国妇联的观点,梁山伯是典型的“破坏他人家庭”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了?

  以古非今有点可笑了,但是并不浅薄。因为梁祝的故事和某些人追求私欲膨胀的行为,在法律上看来是“一样”的(很遗憾)。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以条文来区别动机不同但表现相同的行为,特别是还涉及到感情纠葛。如果法律真的可以扫除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为什么不禁止财富相差100 倍以上的人结合,或者规定结婚双方年龄不得超过30岁?因为一刀切固然一劳永逸,但却可能扭曲许多人正常的行为。假如立法后又无法遵照执行,岂不枉法枉人?

  要制订一部全国性的重要法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能跟着一阵风来转。南方有“包二奶”、北方有家庭暴力、城市里离婚财产的确认和划分已成了大问题,而在许多边远地区还没有彻底扫除许多遗留下来的婚姻陋习……这么多问题要“依法解决”,难度不可低估。

沐目摘自“索易:法制聚焦”

  作者: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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