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流:中国当代人口代际论

  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力量不是别的,正是它的人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观察一个国家少年的状况便可知这个国家五十年后的兴衰荣辱,正所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因此,当我们讨论当前中国的诸多问题和现象时,答案往往需要从中国人口中去找寻。

  当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然后进入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时至今日,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人口更替绝不是简单的年龄变化,而是文化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更替。五十年前中国社会教给少年的和今天的少年从社会大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祖父辈们不理解儿孙的行为习惯就跟如今的青年对父辈们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可思议一样,而它们——正是这些时代强加给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正在或即将影响中国的命运。

  来自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证据显示,个人的社会价值观一般形成于青春期,即10岁左右到20多岁这段上下15年的时间间隔,如果以这段时间内青少年所受的时代教育为标准来划分中国人的年代的话,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的人口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人是出生在建国后15年以内的人口,即50-60后,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社会教育可以完全的用一个“红色”来形容。可以想见,当他们正在小学和中学求知时,学校和社会随时随地给他们灌输的是毛泽东语录和那些一味追求飞跃式、运动式发展的思想,诸如“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粮食亩产上十万斤”、“白卷英雄”等等这些都是这一代人栩栩如生的社会教材,加之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不但学习这些所谓的階級斗争理论,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思想,那种大跃进思维、形式主义、斗争主义观念便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普遍较低;由于无节制的生育,这一代人往往面临着过度竞争的压力,因此,为了让自己胜出常常不择手段;由于文化革命的误导,他们缺乏对于知识和科学的尊重,从心底里藐视商业文化;由于缺乏知识和科学,他们满嘴的都是华而不实的“官腔”。可以说这一代人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一代人。

  第二代人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即所谓的70-80后,也许70后和80后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从大的时代背景上来看,他们大抵应该属于同一代人的。这一代人一方面毫无选择的接受共产主义的学校教育,而另一方面却与日俱增地受到市场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洗涤,响彻在他们耳边的社会口号莫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注定了这一代人有着一个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社会政治现状的默认,一方面对于现实的不满,但从骨子里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学会了适用主义,政治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最多不过一个名字而已,而唯有资本、生产力、财富和社会福利才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比较50-60后,他们缺少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但他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务实主义者,他们更多地是脚踏实地为自我工作,而不是心怀大志地畅谈祖国的未来。

  第三代人便是90后,或许部分80后也算在内的,这一代人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社会,他们从小着迷的东西已不再限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很可能是韩剧或日本动画的粉丝,也或许迷恋于某个国外的明星或球队,自从他们学会写字始,他们就跟网络结下来不解之缘,他们的语言“庸俗”而“时髦”,“非主流”是这一代人的标志。他们的行为或许时常夸张到让前几代人不可接受的程度,但他们已经开始学会追求自由和个性;虽然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家庭压力让他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但他们却有着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这种反叛意识在畸形的社会面前常表现为较高的青少年犯罪率。比起前两代人,他们也许显得“娇生惯养”、“不学无术”,然而,不得不说他们是中国当代以来最具创新意识的一代人。

  至此,笔者必须指出不同年代的人口本没有优劣强弱之分,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事迹,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而且具体到个体,差异或许更大。然而分析每一代人成长的时代背景对于理解不同年代人口的集体人格和社会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社会就如一个大舞台,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登上舞台成为主角的一天,每一代人也都有他们拿手的一场戏,而这些戏曲又是如此风格迥异,就如铿锵有力的京剧和激情澎湃的摇滚带给人不同的视听一样。那么如今的中国唱的又是哪一曲呢?

  根据中国人的职业年龄结构,掌握社会核心权力的群体一般在40到60多岁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都是由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组成的。照此推算,中国当代第一代人口(50-60后)应该在1990年左右到2020年左右占据社会舞台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眼下中国的真正主人正是那些在“红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口。而这一代人的集体性格——如上所述,普遍受到大跃进思维、形式主义和斗争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方方面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追求规模和数字,于是中国有了并将继续的GDP崇拜;他们喜欢形式主义,于是神州大地有了无数滑稽可笑的官场秀和庆典活动;他们致力于跨越式发展,于是我们进入了“高铁时代”;他们着迷于运动式发展,于是我们有了“重庆模式”;他们不择手段,于是我们有了山寨经济和毒奶粉,凡此种种,他们的个性无不以一种让后代人不可思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我们唯一期盼的便是他们的表演能够早些闭幕。同样的推算,中国将于2020左右迎来实用主义的第二代人口(70-80后)主掌国家命脉,届时中国将进入一个务实型社会,中国的经济也将由劳动密集型结构转变为技术型的结构,而政治体制也将因此有所改变,然而却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因为这一代人注定是不会把政治变革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们的集体性格告诉我们他们将回避这个话题,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满意。我们所能期盼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福利将在这一代人手里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改变中国政治结构的使命极有可能落到第三代人的肩上,即2050年左右,届时多党执政在这一代人看来也许已经顺理成章,虽然他们如今看起来还很稚嫩、脆弱,然而当他们在追求自由和反抗压迫的过程中日益成长起来时,他们将是这个国家第一代实现多元政治的公民,他们也许会把中国带向一个真正强大的未来,而不是如今这种虚假的崛起。

  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将影响一代人的成长,而这一代人又注定要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左右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正如汹涌之大江波涛叠起,社会之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为每一次更替的到来做好准备,为我们的下一代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培养自由、独立、坚强之品格的社会环境而努力。

  何流

  海德堡

  2012年6月14日

  作者: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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