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

  1976年,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学习中文。

  在那之后,我在中国居住过、工作过,以及访问过一百多次。作为学者、外交官、商人、国会议员和总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种种变化展现,也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了这些变化。我的结论是,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有益于中国和全世界的。

  目前,中国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让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可以脱离贫困。中国刚刚成功地交接了领导权,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的35年中。

  这些变化最终成为可能,都是因为鄧小平的战略决定。同样也因为有着一个和平、稳定、共同富裕的地区和全球环境。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挑战也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为未来维护这种国际环境。

  我此次撰文有两个目的:第一,从不同国家的角度来讨论地区和世界次序的未来;第二,基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探讨勾画一个在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美关系战略路线图的可能性。

  北京如何看这个世界

  我相信中国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也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

  首先,我相信中国现在的世界观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核心地位作用形成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明确拒绝了完全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根本责任是保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意味着对西藏、新疆和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会采取强硬姿态,也意味着会坚决维护在有争议边界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下个十年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种模式的转变在过去的五年计划及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中都提到过。中国认为经济成功依赖于经济的国际化以及更接近全球市场。但是为了经济能够成功转型,中国仍旧需要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

  第四,中国仍然需要保证其长期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安全性。

  第五,尽管经济目标明确,以及中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渴望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环境,但事实上中国与许多邻国关系很不融洽。这种情形出现在东北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同时,中国也认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联盟和战略伙伴模式的一部分。

  第六,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其“遏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国认为这一政策的意图是阻挠其和平崛起。中国不接受“中国威胁论”,强调据历史记载,即便在过去强大的时候,中国也未曾侵略过其他国家。中国主张应在共同利益原则上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第七,中国的世界观也是由其历史经验所引导的,包括其近一百年对外屈辱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恢复昔日荣耀是中国一种本能的渴望。

  第八,中国对二战后由盎格鲁-撒克逊胜利者所创建的世界秩序表示不满,不接受对其在人权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多边指责,也不接受对其与朝鲜、叙利亚及苏丹等国家间关系的指责。中国不认为这些指责是公平的,这源于其长期坚守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国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及“国家主权”应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组成部分,主张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原则是由这些长期性原则主导的。

  最后,尽管面临与联合国体系的不适应,中国还承担了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要向联合国做出更多贡献的压力。中国强调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已在世界维和及南南合作等方面做了更多努力。

  作为一个外国人,试图从北京的角度审视这一地区及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上所说的这些,显然是有缺陷且不完整的。但是我相信,对从中国视角认识当今地区及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机遇与困境,提供了一些看法。

  华盛顿如何看中國和世界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

  华盛顿眼中的世界与北京的看法不同,因为美国同样深受其历史经历的影响。

  美国认为自己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战争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自己为“鲜血与财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美国建立的战后秩序维持了全球和平。这种战略稳定对战后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美国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冷战后,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在过去20年中,全世界及美国本身都视美国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看法或许会让北京感到奇怪。美国认为其扮演的全球领导角色,意味着在拥有特权的同时,也是一种负担。

  美国深受“9·11”事件的影响。在过去10年中,反恐战争主导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深刻影响了其对自己在未来全球角色的看法。

  美国的经济自信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危机过去5年了,美国仍未完全从这场危机中恢复。很多人都在讨论,导致这场危机的金融及经济模式是否对未来是合适的。但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对于美国经济自信的压倒性的观点,认为经济复苏及恢复将会发生。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作为经济及军事超级大国已经走到终点。

  这就是美国审视中国崛起的基本思维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力量认识十分清醒,它同时也非常注意中国的虚弱之处。美国对中国在过去三分之一世纪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深表敬佩,同样非常尊重中国人的勤奋努力和工作精神,尊重中国在全国奠定经济基础设施的战略步伐,也尊重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与中国一样,美国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表示疑问。它质疑这一模式对环境的影响,同样质疑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固执态度,以及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坚信民主是普世价值。美国在这一情况下,强调了什么是“美国例外论”。亨利·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观念。“美国例外论”是美国认为自己有道德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民主思想,出于这一原因,民主与人权将继续成为美中之间争论的焦点。

  在亚洲,美国相信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美国注意到中国是亚洲多数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已将其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的范围,扩展至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但美国同样担忧地发现,在东海及南海的边界地区,紧张程度正在不断上升。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在本地区最大的顾虑是朝鲜的核计划。没人可以低估朝鲜近期远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政治及战略影响。这集中了整个地区的关注——尤其是华盛顿、东京及首尔,但同样包括更广大地区,也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在遏制朝鲜核武器计划问题上做出更多努力,因为该计划意味着对地区长期稳定的根本挑战。

  当前,奥巴马政府已寻求重新定义其重返亚洲战略的五种方式:一、所谓“再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二、美国参加东亚峰会;三、美国支持扩展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日本在内,很可能也包括中国;四、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主导下,对亚洲各国展开活跃的双边外交;五、延续布什政府的对印度战略接触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的目的是向该地区显示美国计划在21世纪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实力。

  美国意识到全球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洲,同样意识到全球战略重心将随之转移。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认为自身对这种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大西洋[9.62 1.37% 资金 研报]到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同样认为自己过去对巩固亚洲海洋及大陆的战略稳定做出了很多贡献。反过来,这被看做是亚洲经济在近数十年来取得成功的基础。美国同样认为,其与日本和韩国的条约,阻止了这两个国家在面对朝鲜的威胁时变成核武国家。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认为自己在巩固亚洲战略稳定方面,未来依然会发挥核心作用。而且,上述措施已在亚洲多国受到欢迎。

  亚洲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看法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经济及战略的未来并不仅仅依靠中国和美国,东亚峰会有18个国家。在东南亚,中国的崛起被看成既是经济机会也是外交政策的挑战。

  中国经济正与东亚大部分国家深入地融为一体。如果中国经济明天停止,则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后天就会陷于崩溃。

  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对中国却心存疑虑。例如,中国是否会寻求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呢?保护中国在海洋领域的利益会不会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元素?中国是否打算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去改造当今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亚洲国家目前在问的问题。

  直到2010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接触都一直平稳前行。但从那时起,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关于南海领土问题的声明表示了关注。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在这些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

  东北亚边界问题也随着日韩紧张突显出来,这导致了这一地区外交紧张的升级。一些人认为,两位新任领导人——韩国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供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基于我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以及自民党的内部政治和安倍晋三所处的地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上,我严重关注日本一代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也关注日本将在一些有争议的岛屿上安装气象装置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对日本这一举动可能作出的反应。在关注这些国家的情绪和主流舆论的同时,我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研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没见过如此危机的情况。

  如果亚洲要有一种不同于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那么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亚洲的未来方向

  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

  世界该如何一起细致地描绘出共同的未来—— 一个不是基于冲突的未来。

  2012年年底,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国家经历了三次完全不同的选举。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将担任这一职位到2016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除了上述两个职位,他还将担任中国国家主席。2012年12月16日,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安倍晋三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日本首相。这是自2001年以来的第八位日本首相。考虑到自民党在日本下议院的绝对优势,他很有可能履行完他的4年首相任期。

  我认为亚洲的未来前途,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4年中北京、东京、华盛顿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有两种宽泛的战略路径供我们选择。

  第一种我称之为“战略漂移”。在这种模式下,北京、华盛顿、东京只是简单地寻求“管理”每一个发生的事务。这既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也是一种被动反应的战略。随着几方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事务的管理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事务管理很可能逐渐超过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种战略路径,是战略合作当中的积极战略。关于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争论是,双方缺乏信任,有人认为在合作之前必须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我相信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的。建立信任的唯一途径是承担有效的合作项目并成功地完成它们。如果那样,信任就能通过合作与成功得以建立。

  我相信华盛顿方面有兴趣利用下一个4年的时间,来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我也小心观察到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所谈到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特别是与美国。

  这一点习近平在2012年2月访美期间特别强调过。中国方面特别强调,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过去欧洲那种旧型大国关系。旧型大国关系基于霸权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随着冲突和战争而结束。

  相反,习近平在美国时提出,与美国的新型关系应当包括不断提升的战略信任、逐步加深的互利合作、日益增强的全球事务合作与协调以及互相尊重各自核心利益。2012年7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一个论坛上提出,一个国家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必须让他国发展;寻求自身安全时,必须让他国安全;寻求自身生活得更好时,必须让他国生活得更好。

  我认为这些概念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很有用的。我因此也相信,使美国和中国在战略思维上走到一起的机会是存在的。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需要建立一个未来5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路线图。缺乏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对于战略转型来说是真正的危险。这样一个战略路线图不仅可以为两国政府提供基本的组织原则,也会提供实际的工作程序。

  中国人经常抱怨美国的政策是不连贯的,不仅在一个总统任期内,也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美国则经常抱怨中国政府说的和做的不同,和没有完全履行中国在军事上的接触与承诺。一个美中战略路线图会帮助消除这些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我建议未来这个路线图要包含七点。

  第一,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应当经常会晤,并且带上他们各自重要的助手。这些人之间应当彼此高度熟悉,但现在并不是这样。这种实质性的会晤每年应当有三到四次。

  幸运的是,G20峰会、APEC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以及可能的东亚峰会)提供了定期接触的机会。但这需要围绕长期框架议程(即战略路线图)有一个实质性的半天或一天的接触,而不是仅仅在发布会议公告和研究事务处理当天的会面。这些定期的两国峰会可以放在2013年下半年举行,而在上半年应当达成定期峰会在双方首都分别举行的协议。

  第二,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各自需要一个没有争议的联络人,这个人负责联络两国关系。在美国方面,这个人应当是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高级官员,他可以在整个政府内部自如地沟通。在美中关系架构中,美国需要新的亨利·基辛格。在官方领导人会晤之外,秘密管道是必须的。

  同样地,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基辛格。中国体系当中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缺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位可以横跨政治、安全和经济议题的高级官员。这两位联络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对美中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全球方面,美国和中国应当启动一个实际项目,以使当前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做。我们所熟悉的叙利亚僵局,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但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其它问题(比如多哈回合、气候变化和核裁军),美中两国都有兴趣证明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起作用的并能产生实际效果。

  而且,中美战略合作的新阶段,将会使G20峰会在面对全球金融和宏观挑战应对方面更有效率。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恰当功能的G20峰会会变得更加重要。中美两国都应当在潜在的全球合作中确定至少一个领域,并通过双方的努力取得全球范围内的成果。这将让彼此之间以及全世界确认,中美能够使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发挥作用。

  第四,在地区方面,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含这样的原则,即如何在东亚建立一个新的基于规则的安全秩序。我去年早些时候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时提出了这一点,2012年9月在新加坡全球对话中再次谈到。在新加坡时,我提到了应如何建立一个新“太平洋主导模式”。这既不是“美国主导模式”也不是“中国主导模式”,这涉及到与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相关的战略和概念上的语言。

  除了语言方面,“太平洋主导模式”应当包括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别的信心和安全措施,这将有助于帮助解决纠纷和阻止因误判造成的冲突。东亚峰会和东盟+8国防部长会议为完成上述工作提供了一个迅速可行的机制。

  第五,美中两国军方需要更密切的工作关系。目前,在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副部长层面上,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战略与安全对话。这种对话应当提升至部长和参谋总长层面上。这种双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应当在两个军事大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应集中于一个避免和处理海上和空中突发事件的广泛协议上。

  第六,超越政治与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包括一个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日本,以及中国和印度都应在其中。一个真正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会管束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因素,这会帮助这一地区更好地改变。

  APEC 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APEC没有将印度纳入其中。我们现在需要进入地区经济一体化新阶段。东亚峰会可能会发挥作用,因为它包括印度,并设立了一个政治、安全和经济议程。这为中美关系的聚焦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主动的积极工作议程。

  最后,一个新的美中战略路线图应当整合成一个新的中美《上海公报》。自中美上个公告发表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了。那是在鄧小平刚刚推行改革开放时签订的。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奠定美中战略合作基础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因此,中美到了一个制定新的公告的时候了,以更好地适应21世纪新的经济与战略环境。

  让我们一起改变历史的轨道

  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概念化那些能转化成受益机会的问题。然后,需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政策行动项目,从而使那些想法达到实际效果。

  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是在紧急和重要的事务间做出决策。中美关系当前的挑战就是这样的事务。

  我最近阅读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写的书——《梦游者——欧洲在1914年如何进入战争》。这是一个警示的故事,讲述了欧洲如何卷入冲突,结果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帝国解体和文明毁灭。这本书记录了那些欧洲领导人,“对自己的谦逊和理性深为骄傲,但事实上像一个梦游者,在危机面前跌跌撞撞,最后使自己坚信——战争成为唯一的答案。”

  我有时思索,我们亚洲是否很好地反思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来的大规模杀戮。1945年欧洲的结论已经足够了,之后欧洲也开启了新的欧洲和全球秩序。我个人不认为有什么历史决定论者。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创新。外交政策创新的目的是将中美关系置于一个新的战略架构之上。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概念化那些能转化成受益机会的问题。然后,需要建立一套具体的政策行动项目,从而使那些想法达到实际效果。

  战略思维的重新构建是我们的核心挑战。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仅仅得出冲突从长远看无法避免的结论,那么前景可谓一片黯淡。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构造一个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错觉的替代思维,在双方认可的战略框架基本原则下,寻求最大化合作和最小化冲突,我们就能够改变历史的轨道。

  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它的最重要经济伙伴;美国对澳大利来说,是它最长久的盟友。作为澳大利亚一位前总理和前外交部长,我今天的目的是提出建议,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能与这个地区其他更多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将会使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太平洋世纪。

  陆克文

  第26任澳大利亚总理及澳大利亚工党领袖。2007年12月至2010年6月出任澳大利亚总理,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2012年2月27日之后,陆克文只保留澳大利亚国会后排议员的公职。

  作者为澳大利亚前任总理。本文由作者本人以中文写成,特别授权《中国经营报》刊登,感谢芮成钢、雪珥先生的大力协助。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陆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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