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中国应当学习美国对日外交

  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于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日美同盟从1951年建立开始至今已经有62年时间,必须承认如此长时间的大国同盟关系得到保持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对日外交的成功。美国为什么能够让一个敌国改造成盟友,并且保持如此长的时间呢?与此相反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虽然经历友好的时期,但是风浪不断,而当前更令人忧虑。

  对中国来说在开展高声维护主权的外交斗争同时,是不是也需要冷静考虑对日外交策略上的得与失,美国处理日美关系的经验应当值得我们学习。

  美国的低调但高效的对日外交

  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选举中战胜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后,在外交上转向重视亚洲,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建立不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民主党高级官员则表示中美日是正三角关系。这些都曾经让美国十分担心日本的走向,但美国政府对日外交并没有出现高调批评日本,而是显示了充分的耐心,巧妙地争取和利用媒体和日本民众,悄然但坚毅地遏止日本国内反美势力,最终不仅让鸠山内阁倒台,而且成功做到了让日本民众心甘情愿认识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国对日外交的秘诀就是在公开场合低调避免直接批评日本,给日本留足面子,争取日本民众,但在关键问题上对于日本政府则寸步不让,通过日本民众的压力来抑制反美情绪。

  首先,美国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后民族主义中具有反美的成分,在对日外交中始终强调日美同盟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从日本的民族主义来说,欧美的冲击造成明治时期日本的心理的扭曲,对于欧美物质文明的崇拜和自身的自卑是日本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起点,这些当然也成了日本赶超西方,脱亚入欧的动力,直到最后这种民族主义激发了战争的冲动,打破白人统治,建立东亚新秩序等等。

  在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冷战中事实上成为美国的属国,民族主义中天然地有了反对美国的成分(当然也有崇拜美国的部分),这就构成了日本在战后随美又反美复杂感情。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在对日外交的公开场合始终非常注意不给日本民众造成殖民者或者战胜者的印象。早在1952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外交》上撰文就强调“日本参加日美同盟是日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美国的强求。”而60年后当约瑟夫·奈在被问及鸠山由纪夫提出对等的日美关系的时候,他一脉相承地回应道“日美同盟是双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提出废止。”换言之,他们要告诉人们的是日美同盟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

  第二,美国不在公开场合批评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政府,但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对日本晓以利害已达到自身的预期目的。鸠山由纪夫执政后在冲绳普天间基地转移问题上把以往日美谈判的结果放在一边,提出至少要迁移到冲绳县外。按理说美国方面应当会相当恼火,但美国政府,总统和国务卿没有在任何的公共场合批评过鸠山的上述言论。但是通过媒体放出鸠山对奥巴马承诺“请相信我”的报道,结果鸠山在自己设定的随后期限前没有能够解决普天间问题,结果是日本的民众失去了耐心,支持率迅速下滑。鸠山也落得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遭到日本国内的口诛笔伐成了破坏日美关系的“罪人”,整个过程中美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不仅毫发无损,相仿还得分。鸠山以后的民主党政府则很快吸取教训,停止了谈论中美之间再平衡,也不再提及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America-free EAC)概念。

  第三,把日美之间的具体问题同反美运动的可能联系进行预防式切割。日美属于不平等同盟,双方之间的分歧矛盾不少,一旦被放大就容易同民族情绪中的反美因子相结合变成反美运动。同样在冲绳的普天间问题上,这一个问题虽然分歧较大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同鸠山的“疏美外交”姿态相联系,而仅把它定位为一个孤立事件。

  第四,美国利用日本重视形式的特点,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日美关系的不平等,让日本民众更加容易接受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奥巴马执政后首先会见的是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尽管实质内容并不多。前国务卿希拉莉当时首访亚洲也选择日本作为第一站,尽管她有更多的话题同中国谈。2013年1月,日本外长岸田访美,希拉莉讲话中指出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并且反对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比以往美国的表态都要进一步了。但是这是希拉莉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一刻了,说成是空头支票也不为过。

  中国高调但弱效的对日外交

  日本民主党在日本属于中偏左政党,重视亚洲外交,该党执政后日本内阁成员首次出现没有一人参拜靖国神社,和按理说中日关系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应当得到改善,然而结果却是降到了冰点,当然民主党没有执政经验肯定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难道中国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反省的地方吗。同美国相比,中国对日外交的最大不成功在于高调但却弱效。

  首先,中国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民族主义中反美是主要的,却人为地默认日本的民族情绪的反华性。日本民族主义对外激烈的一面反美或者更加广义的反西方,反中反韩不是主要的,或者说即使有所表现事实上根源是反美的,只不过反美不被允许,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宣泄。中国却把日本方面对于历史问题上的政治家“失言”,狡辩,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同日本反华民族主义划等号,然后便是各界各部门各单位纷纷高调表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结果是批判声隆隆震耳却没有实质效果显现,更加糟糕的是这样的高调反日表态让中国失去了日本民众和民意。

  相比起来,美国同样对日本的部分政治家的历史认识有很强戒心,例如第一次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曾否认慰安妇问题发言,美国没有铺天盖地的反日表态,却通过议会立法方式谴责和警告,并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重要人士参加国会听证会,其中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美国这样做既没有伤日本民意,而且安倍之后发言明显收敛。

  第二,中国在公开场合高调批评日本领导人,很难起到震撼作用相反造成日本民意严重受损。例如在“购岛事件”中,中国官方媒体批评野田前首相为“小偷”等表述可以理解,但在外交上确是不妥当的。作为选举产生的日本行政首长被国外如此批评,选举他的国民的感受又将如何呢?攻击式的语言在外交上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怀想起当年毛泽东时代反苏反美反霸的气壮山河的文革外交多么“解气”,但是这些都不是决定最后中美中苏外交走向的因素。中国外交需要更有深度才能同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

  第三,要把中日之间的具体问题同认为日本整体右倾反华严格区分开来。中日之间存在的钓鱼岛争端的确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判定日本已经开始整体右倾和全面反华,一旦这种认知形成,就会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假设,这样的认知将会导致相应的对应措施。日本是不是整体右倾化和反华不能够以个别的政治家言论为判断标准,也不能以是不是修宪为标准,日本的宪法战后制定后一次也没有修改过,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修改了59次,法国27次,美国六次,韩国九次。

  日本之所以不容易修宪是因为在日本“修宪等于修改第九条”往坏的方向修改的固定观念很强,反过来说日本国民的和平主义力量仍然很强。另外,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有修改宪法的权利,并不会因为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反对就放弃,中国真正担心的话第一是自身实力不断增强,第二是在外交上晓以利害让日本了解到修宪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不是高调反对日本修宪。而那些因为“购岛事件”中断民间交流无助于事态的缓和和解决,只会损伤中国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第四,对日外交要注意避免大国主义,公众要提高表达不满的水平。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不是能够平等对待其他国家,中国的周边国家变得越来越敏感,日本更是首当其中。可能在中国看来,日本就是美国的属国,因而才有评论认为日本是“二、三流国家”、“美国走狗”等说法,但中国需要认识到建立同盟是日本战后理性的选择,是国家的一种活法,用中国的语言是要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公众在表达不满的时候,决不能使用暴力和侮辱性语言,据报道日本的右翼虽然也举行游行但却禁止使用民族歧视性语言。

  国家的主权,安全必须要坚决维护,但如何维护是一篇难做的大文章,中国已经不是30至40年前那个贫穷落后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国了,中国的外交,国民的素养和经济模式一样都需要相应地得到升级才能适应现在世界的期待,对日外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重要试金石和风向标。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泻大学副教授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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