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卡

  提到中国经济减速,更多的人在议论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盲目地增加内需是否可行?本人建议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

  环境污染每年使中国经济损失巨大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今后20年间,至少有这4种因素在驱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制约因素也不可视而不见。举例来讲,大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已严重地制约了汽车的产出。三大汽车厂为何生产能力过剩,与环境和空间的制约密不可分。概括地说,中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资源消耗为代价换来的。到今天,环境和生态的承受能力正在达到极限。譬如水污染的问题,全国70%的河流污染严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业首先遭到了关闭,继之是太湖地区的污染企业。长江的年排污水量为130多亿立方米,水质已严重恶化。下一个治理的将是长江沿江污染企业。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在1998年不得不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砍伐。《中国经济时报》曾报道过河北邯郸市的例子,1993年邯郸市国民生产总值约360亿元,而当地滏阳河流域污染对工农业造成的损失是7.5亿元,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为9亿元,对环境质量造成的损失为15.4亿元,损失总额高达32亿元,约占当年GDP的9%。这就是说,如果将环境和资源成本计算进去,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入不敷出。

  由于靠污染环境发展生产代价太大,贵州省截至1998年底在5年的时间里关闭了“十五小”企业12000余家。1999年国家和各地更是加大了治污力度。可以说,1998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按传统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增长多少就被治理成本抵消多少。以产值为目标的发展观是最不科学最愚昧的增长方法。环境治理前些年是欠帐,今后几年是要帐的时候了。中国需要寻找全新的发展道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思路,再也不宜盲目地追求产值,不宜盲目地提倡高速度,高增长。

  中国还有可开发的土地吗?

  中国是人口众多、土地狭小的国家。空间制约主要表现在交通和住宅上面。交通堵塞和拥挤影响了国民对汽车的消费,由此连累了一大批机械工业。土地紧缺使城市住宅难以向郊区发展,市内地价昂贵,每亩价格五六百万元。平民大众消费不起。商品房大量积压,由此影响其他商品的消费。加上对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空间制约已成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患。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向郊区大片发展,与落后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观念有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不是紧缺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地使用问题。搞那么多开发区撂荒在那里才是浪费。多批点土地扩大城市范围,集中人口是应该的。看来城市是扩大了,占地增多了,但农村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应增加了。两者相较是合算的。

  中国非常像日本。战后20年间,日本的土地价格上涨了50倍。到了80年代,日本东京的地价大约是美国大城市地价的100倍。土地昂贵是整个东亚国家共同的现象。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中国在这一时期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好土地供应政策和实行土地商品化,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的土地问题在许多方面处在一种模糊状态。譬如城市人到乡下买地建房子的问题,不是本地户口的人有没有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农民有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不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便难以发展。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空间环境比50年代建国初期恶化了许多,我们再也没有北大荒可以开垦,边远地区也已经人满为患。因此有人提出“朔天河工程”,建议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向北方调水。以每年调水2500亿立方米计算,可以向西北地区移民上亿人。先不说这一工程设想的财力可行度如何,国家安全问题也需要考虑。一处水坝被炸坏,下游数亿人的生存便受到致命的影响。因此,这一设想恐怕要像天上的一轮美丽画饼被搁置起来。  重复建设,浪费了多少?

  中国这些年来重复建设或说过度建设十分严重。因此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例如,陕西北部的长庆天然气田,投资50亿元,设计年出气量为13亿立方米,但现在下游只需要不到3亿立方米。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天然资源闲置。投资成本的回收遥遥无期。珠海机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投资几十亿元,年客运量设计能力为1200万人,可1997年只有70多万人,相当多的设施浪费。至于说房地产,积压和过剩也是惊人的。上海的写字楼空置率高达70%。全国积压商品房继续增加,到1998年9月底比上年增加27%,估计现在已达到9000万平方米。这些积压的商品房由于设计款式问题、施工质量等问题,可能已成为过时的劣质产品。积压到一定时候需要降价处理。总起来说,在全国各个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估计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来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正常的经济增长。

  中国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工业能力过剩有多严重呢?《经济日报》1月21日的一篇文章透露:

  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有一半左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全国棉纺能力1991年就达到3882万锭,1992年决定压锭改造,但1995年反而增加出300万锭。

  目前我国钢铁生产能力已达到1.5亿吨,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6%,但1996年有29个省市仍在上炼钢项目,平均规模17万吨,远低于中型钢铁企业60万吨的最小规模。全国有轧钢企业7363家,冶金系统只占271家,其余都是地方自己上的,平均每个地市21家,每个县3.4家。

  1995年彩电生产能力已达4467万台,当年产量只有2058万台,利用率仅46%。但当年投资彩电项目又有14个,建设规模为541万台。

  自行车国内需求已从每年3000万辆高峰下降到不足2000万辆,但生产能力却在1995年就达到了8200万辆,并且当年还有16个项目(676万辆的规模)投入建设。

  集装箱生产能力目前已达到148万国际标准箱,大大超过全世界约120万箱的市场总需求,导致40%的生产能力闲置,80%的企业亏损。为了维持生产,只有竞相压价,一只20英尺国际标准箱1992年价格为2650美元,如今已下降到1600美元,甚至1200美元,跌破1500美元的最低成本。尽管如此,1997年又有8家工厂上马。南方某省在8家集装箱厂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又有两处各投资上亿元建新厂。

  目前我国炼油能力已达2.45亿吨,1997年实际炼油量只有1.6亿吨,含硫高的原油提炼能力又严重不足。另外还有玻璃生产能力过剩,水泥生产能力过剩,机械生产能力过剩……低水平的小企业遍地开花。

  这场经济跃进的后果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以致于国家经贸委不得不编制出强制淘汰落后生产设备的命令,通过淘汰过剩生产能力来发展经济。

  在这时,最需要检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善于重复建设,这么盲从。1994年,郑州亚细亚商场最红火的时候,每天要接待的参观人员有四五拨,一拨有时人数七八十人。全国各地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取经学习和模仿。这种文革时期留下的心态和习惯是造成中国经济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都离不开单一性。文革期间是八个样板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上下一个模子一个调。到了市场经济时期,如果还按这种思维模式去经营去建设,非弄出一窝蜂、赶潮流和重复建设不可。所以,今天我们要对重复建设的根源进行深刻地认识。消费者要有个性,企业要有个性,产品要有特色,社会要多元化,避免蜂拥VCD这种现象,减少投资浪费。

  重复建设的副作用是占用了资金浪费了资金,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投资能力,使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得而复失。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已每年约达1500亿元,国有资产的家底日渐消耗。国企连续亏损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国民财富大量浪费。看看银行的呆帐坏帐,其实质是投资浪费的总记录。这一部分财富实物形式已经消失,却仍以坏帐形式保留下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一个国家新的投资能力,甚至容易使决策者产生错误的判断,好像我们还有能力上新项目。这种局面已不能不引起人们严重关注。中国到底要以一种什么体制来搞经济90年代的经验值得深刻总结。

  中国经济的新边疆在哪儿?

  鉴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的减速是必然的。这种减速引起最大的后果是社会劳动力闲置。中国目前城乡过剩劳动力将近2亿人。如果实现将近2亿人的充分就业,可以增加GDP几万亿元。但环境、空间和资源都与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形成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到底照顾哪一方?照顾环境还是照顾人?不管怎样,建立大范围的社会保障来减轻贫困人口的生活压力,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1998年,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2865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3700亿元,增幅达到15%。这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大幅增加,但民间投资有一定幅度的下降。1999年社会总投资能达到多少,还难断定。主要是难以掌握民间投资的变化。这一块由市场和体制来决定的投资约占中国社会总投资的50%,它既反映着中国经济的状况,又反映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能否调动好民间资金为失业者增加就业岗位,已成为当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体制问题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如果那些情况更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摆脱不了谷底困境,那么1999年全球经济将不会有什么起色,能保持平稳的减速也就不错了。从环保角度看,困难国家的人民要降低生活期望值,准备过朴素的生活。这不失是拯救地球和世界经济的一副良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办法是不断调整过时的经济关系,深化改革,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效益。

  最近美国人提出要开拓经济的“新疆土”,像当年开发西部那样开发信息技术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了一片等待人们开发的新边疆。面对这片广阔的沃土,德、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摩拳擦掌正在进行“热身赛”。大家目光都瞅上了网络这块新领域。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有没有可能走捷径赶上欧美发达国家?应当说机会是有的。关键看怎么追赶。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摈弃落后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就会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数百年无缘于工业资本快车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又会与知识经济擦肩而过。

转自社会学研究

  作者:仲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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