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郭沫若是怎样走向坠落的

  建国后的文人中,表现最多也最让人诟病的是郭沫若。鲁迅之后,当局把他奉为“另一面旗帜”,于是,需要“旗帜”表态发言的时候,郭沫若也就自然责无旁贷了。

  原本郭沫若就是一个有从龙追求的权欲中人,他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然而,形势比人强,到了解放后,他连这点傲气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权势的妩媚。

  这种妩媚当然首先表现在他对强权人物无微不至的歌颂上。譬如在《我向你高呼万岁 》(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中,我们的大诗人这么热情澎湃地对独裁者歌颂“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而在《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一诗中,他又这么写到:“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象静穆的丛山峻岭,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其实,在当时形势下,特立独行几乎不可能。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与毛泽东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毛泽东劝戒的记载。相反,毛泽东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毛泽东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它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更要命的是,在涉及到民族大义之际,郭沫若也往往站不稳立场,而一味奉迎权势。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2010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这就不仅是妩媚了,而就是知识分子的失格。

  (文章原写于2010年11月)

  作者:信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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