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为什么中国用钱买不到好感?

  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已经超过两个星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导火索,该协议全文共4章24条及2项附件,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多于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的64项,开放程度甚至高于对WTO(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水准,涵盖行业类别之多、开放力度之大,用海协会会长陈德铭的话说就是:“在大陆已签署的类似协议中,前所未有”。但就是这么一个大幅度让利的协议,台湾人却并不领情,不仅学生占领立法院,台湾TVBS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该协议的只有35%,反对的则有42%.

  看起来一片好心,大笔一挥银弹滚滚,但对方非但不领情,反而质疑你包藏祸心,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对台事务上,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情况也差不多。2003年香港经济因为沙斯(SARS)的影响一蹶不振时,中央政府开放了“自由行”,签订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挽救了香港经济,并让香港成了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但时至今日,这一系列惠港措施却成了离间两地人民感情的催化剂,在香港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再放眼中国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却勒紧裤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會主義小兄弟。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了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而当时中国人的年均收入才200多元,这样慷慨大方的结果却是反目成仇,越南更是跟中国兵戎相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战费开支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中国对朝鲜可谓仁尽义至,但朝鲜对中国的不尊重却是世人皆知。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到任何西方国家访问,几乎都携带着大笔的订单和经贸协议,对方的欢迎仪式也总是异乎寻常的热烈,但中美、中欧、中日关系却再也回不到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而在那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跟今天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外妄自尊大,不愿平等地对待别国,却又面子大过天,只要对方恭敬有加,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给予物质上不计成本的馈赠。直到今天,这种心态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但现实是,中国花了大量的金钱,很多时候也能赢得表面的风光和形式上的尊敬,却得不到对方发自内心的好感和亲近。今天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是很多国家的最大债主和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不仅在世界上没有几个靠得住的朋友,而且很多时候,那些得到中国最大优惠和照顾的地方,也是对中国最反感的地方。原因何在?

  首先,中国的援助和优惠政策,很多时候并没有让普通人得益,而是更有利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香港回归以来,惠港措施除了让旅游、零售等少数行业得益,让大地产商赚得盆满钵满以外,普通港人受惠有限,却要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大量内地游客涌入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对台政策同样造就了旺旺、鸿海、顶新等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民众的平均薪资却在近十年间不进反退,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降至2万2000台币(折合918新元)。由于个人利益是具体的,而整体利益是抽象的,香港人反自由行、台湾人反服贸,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国际事务上,由于中国的援助和贷款等并不附加条件,在一些内政不透明的国家,客观上就可能会被腐败的政客所盗窃和挪用,无法惠及普通民众。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其他国家援建或承办的工程,都要求使用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建材,当地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2013年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说,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额,在2003年至2012年间增长逾500%,达到近5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内还将有更多工程动工。但该文同时也引用了圣基茨和尼维斯(The Federation of Saint Kitts and Nevis)旅游与交通部长里奇斯凯的话,字里行间流露出加勒比海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共同担忧,这位部长表示:“如果台湾为了某个基建项目,向你提供贷款或无偿援助,它会根据项目本身的价值作出决定,而不会坚持让你引进他们的工程师或工人,将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安插到我们国家。”

  其次,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做法,实际效果不见得好。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如果你每天给一个乞丐1块钱,偶尔有一天不给了他就会怨恨你;从来不给乞丐钱的人,偶尔有一天给了1块钱,乞丐反而会感激。这种心理学上的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中国一直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但问题是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慷慨援助,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美国的援助很多都附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美国的盟友却遍天下。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另外,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在他国内政出现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时,客观上就成了助纣为虐,会自损形象,导致作茧自缚的结果。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遭遇的尴尬就是明证。

  第三,中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上的糟糕手段,使得对外的很多甜蜜的宣示缺乏说服力。此次台湾学生对服贸的抗议,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学生、民众对中国的想象。这些想象当然有不理性和妖魔化的成分,但又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过去大陆政府的作为,日积月累之下,就成为难以打破的刻板印象。香港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从理性上承认香港经济离不开自由行,但在“陆肆”、李旺阳等事件的背景下,港人已很难对中央政府的善意全盘接受。这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甚至恐惧,不是连战、梁振英多访问几次北京就能化解的。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官方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寄托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上,而上层建筑、信仰和价值观领域则危机重重,乏善可陈,无论是儒家、共产主义、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无法起到精神支撑的作用。至于官方津津乐道的“和谐”理念,在现实层面则沦为不惜代价地维稳和压制不同意见,同样缺乏感召力。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就成了中国最能拿得出手和最得心应手的对外政策工具。不计回报地大把撒钱,很多人也觉得不妥,认为中国应该树立让世界认同的国家理念和价值观。道理是没错的,只是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像样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又如何指望它在海外能一夜之间变出这一套来?还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政府对外凡事打哈哈,遇事不出头,不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但这同样是中国在国内奉行的“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投射。一句话,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往往不过是其国内行为的延续而已。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作者:赵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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