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俄勘界给南海纷争的启示

  中国在经历30年经济快速增长后,不仅没有赢得世界的普遍尊重,反而成为世界防堵的对象。尤其是周边国家,因为领土纠纷、边界纷争,大有狼烟四起、四面楚歌的意味。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成长的烦恼”,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受欢迎的一员,需要从历史上汲取养料,而中俄勘界工程,最具典范意义。

  在过往300年,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国家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建构,先前不规则的“丛林法则”渐渐被摈弃,弱肉强食,凭借武力征服开疆拓土,渐渐失去了合法性、正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成立,战后秩序大致确立,凭借武力征服另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再可能,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20世纪末的伊拉克战争,都表明国际正义不论怎样很难动员,但试图武力吞并另一个国家的行动,都必须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不可能得逞。

  新的领土争议或许不会再发生,但在过去300年中也遗留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在与中国有关的历史问题中,最要者莫如中俄(中苏)之间的领土纷争。在我们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中,长时期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在我们的骨髓深处,无不认为沙皇俄国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大量土地。

  尤其让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痛心的是,1858年《瑷珲条约》,让沙皇俄国夺取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1929年,苏联利用中东路危机出兵占领了黑瞎子岛。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俄国人最不是东西,中国命运最苦,在近代不仅遇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且与俄国、日本两个“恶邻”为伴,全世界对不住中国,而日俄两国尤甚。

  日本的话题暂且无论,而中俄之间,严格意义上说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中苏关系,最为微妙。理论上说,中苏两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属于“自家人”,遇事好商量。确实,当两国关系尚好的时候,领土纷争,边界纷争,都属于可控制的风险,毕竟两国都属于一党政治,一个领袖说了算。

  但是,等到中苏两党决裂,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苏两国在各自边境陈兵百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可能动用核武器的军事冲突,都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前两个所要对付的就是苏联,后一个就是向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喊话。

  假如中苏关系得不到缓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今天的中俄、中哈(哈萨克斯坦)、中吉(吉尔吉斯斯坦)、中塔(塔吉克斯坦)五国边境仍将继续陈兵百万,中国四面受敌,不要说今天无法与日本争夺钓鱼岛,更没有办法与菲律宾、越南争南海。中国今天最大的庆幸,是适时消解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人300年来一直视为“北极熊”的俄国,终于被纳入一个可预见的规则之中。

  中俄关系的改善,不是因为苏联解体,苏共终结,而是两国领导人顺应时事,识大体,既尊重历史,又关照现实,为两国,也为世界赢得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部环境。

  在苏共存在的很长时间,中国政府一直期待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甚至代表中国政府在1964年宣布,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近代以来中俄两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中国更看重的,无疑是让边境地区的居民过上安宁生活,让中国从边境撤回大量不堪重负的军队。

  然而,在一个广义的“冷战时代”,中苏不可能单独媾和。直至1980年代冷战格局开始松动,戈尔巴乔夫、鄧小平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倡导“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边境谈判重启,甚至经过苏联解体、苏共消失,这一和平趋势都没有受到影响发生逆转。1991年,中俄两国签署东段国界协定;三年后(1994年),两国又就西段国界达成妥协与谅解。这两份文件的签署,将中俄两国边界纠纷的98%予以解决,剩下的2%,就是两国关于黑瞎子岛、银龙岛的争议。

  又经过几年艰苦谈判,两国2001年达成《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决定平分黑瞎子岛;2004年,两国就东段国界剩余问题达成补充协定,规定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归俄罗斯;银龙岛(塔拉巴罗夫岛)归中国;黑瞎子岛(大乌苏里斯基岛)一分为二,中俄两国各占一半。至此,困扰中俄两国300年的领土纷争、数千公里边界纷争,终于在和平气氛中,不动一枪一炮,没有人员伤亡,大致和平解决。

  中俄两国领土纠纷、边界纠纷的和平解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意义不仅为今天的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诸国的纠纷赢得了回旋空间,实在也提供了历史经验。今天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纠纷,其难度、其广度,都远低于中国与苏-俄的纠纷,中国能够与苏-俄达成妥协,也一定有办法、有力量、有心胸与亚洲各国达成共识。

  其实,现在所有的领土纠纷、边界纠纷,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遗留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并非那么不可妥协不可谈判,只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土著着想,以人民福祉为重,任何难题都能克服,天下没有化解不了的恩怨。

  中俄和解、边界安宁是中俄两国对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过去60多年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外交成绩单。然而可怪的是,这样的贡献在国内几乎成为禁忌,主政者似乎也羞于向人民邀功。这种怪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一直奉行的狭隘短视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是执政者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素来主张,历史问题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边界谈判一定要交给拥有地理、历史知识的外交家。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任何将专业性问题付诸大众,煽动民粹,到头来一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作者: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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