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美国非裔抗议的深思

  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全国纪念日。这次纪念日可热闹了,由于美国在去年经历了弗格森事件等许多起黑人被杀害事件,今年美国的纪念日有了非同往常的意义。今年1月19日,美国多地出现了颇有规模的游行活动,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的执法不公,呼吁重拾马丁·路德·金的精神,兴起了一股热潮。

  2月份又进入了美国的“黑人月”,尤其是第二个星期,就是美国“黑人周”的纪念日子,于是又激起一阵少数族裔人群特有的荷尔蒙的上升,高呼:“我们要正义”。

  2014年的美国社会可谓极不平静,尤其是在下半年,社会怨恨的热潮汹涌澎拜,数次沸腾起来!在发生了多起白人警察与黑人平民对持并将黑人开枪打死的事件之后,几乎每次进入司法程序都是以免于起诉涉案警察为结局,且因警察大多为白人的族裔,于是引爆了美国国内的最强族裔与最弱族裔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许多城市里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以控诉美国司法体系(以白人为主体构成)的不公。抗议活动呈越演越烈之势。这也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针对种族和司法公正问题的抗议活动。这也迫使各级地方和联邦政府官员作出回应,并将执法、司法部门置于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去年累计的引发冲突事件有:

  8月9日,曾被报警的雪茄烟劫匪嫌犯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街上行走时,与一名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发生肢体冲突,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连击数枪身亡。

  11月20日晚,纽约市华裔警员梁彼得在一幢黑暗的公寓大楼楼梯走道里击毙黑人葛利一案。

  11月22日利夫兰市有一个拿着玩具枪的12岁黑人小孩米尔·赖斯被警察怀疑是真枪而射杀。

  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大陪审团作出决定,枪杀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免于被起诉。

  7月17日,警员潘塔莱奥与多名同事在纽约斯塔滕岛区街头试图逮捕非法贩卖香烟的埃里克·加纳,在逮捕过程中被警察强力扼倒在地后窒息死亡。12月3日斯塔滕岛地区检察官丹尼尔·多诺万宣布,潘塔莱奥被免于起诉。

  12月3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又发生类似案件,一名白人警察在一名黑人布里斯本对峙中将药瓶误认为枪支,而开枪击毙了后者,在当地再次引发连锁示威抗议。

  12月8日午夜佛罗里达州一名白人警员麦卡锡开枪,打伤黑人嫌犯巴尔蒂。

  12月23日晚密苏里圣路易斯郊区的伯克利发生一起警察枪杀非裔青年案。

  12月20日下午纽约市2名警察在巡逻车里遭嫌犯枪击头部致死,这事件让纽约市长白思豪与警方的不睦关系正式浮出枱面。

  12月30日晚上。在美国媒体要求下,警方近日公开当日拍到的片段。片中显示,警员戴斯与同袍把车截停后,命令车上人士举高双手,又指如果他们打算拿出任何东西,将会死亡。

  36岁黑人男子里德此时已举高双手,并不断称自己不打算去拿甚么,但却要离开车厢。正当里德踏出车门时,虽然他已将双手举得毕直,但戴斯及其同袍仍朝里德开了至少6枪,将他击毙。戴斯及其同袍事后已经休假。而当地活跃分子则要求警方将该案交予州检控官调查。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的美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演变成全国性大骚乱。

  看来,这2014年的确是美国社会的异乎寻常的骚乱迭起、民情鼎沸之年。

  再联想到前年,2012年佛罗里达州黑人青年马丁遭白人、西语裔混血警察齐默曼枪击死亡事件,这事件本身已经在美国社会酝酿了足够的民粹,于是激情蓄势待发。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种族纠纷事件促使联合国表态。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表示,美国应该对本国警察野蛮暴力行为和多起射杀手无寸铁黑人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提出起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专门发出呼吁,要求审查可能对非洲裔美国人存在歧视性影响的法律。

  从街头游行示威的汹涌澎拜之中,人们可以见识一番美国的民粹主义情怀及其国际社会背景。

  1)开放社会的多元化。

  美国社会就是多元化的典型,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意见完全可以自由表达,那怕是极少人群的政见,只要合符法律程序。如今街头上频频展现少数族裔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呼天唤地。但是人们必须知道,这只仅是“多元”之中的“少元”而已,少数几个“元”可以尽情而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激进甚至较为极端的主张,这就是美国政治和民族文化的“多元”特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美国底层群体的民粹主义得以大力张扬,并造就了美国社会的族裔之间政治力量的张力。

  美国的多元化国情实况显示,对于现今发生的多起族裔警民冲突,白人和其他族裔的绝大多数人群大多认可司法和执法的现状,坚持程序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多年前发生的迪亚洛枪击事件之后第5年,昆尼皮克大学做过民调显示,纽约警方获得纽约人整体达69%的支持。(1)

  美国主流人群认同司法体制,但是在现今的“黑白冲突”中大多默不出声,这倒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探讨。游行示威再怎么地热闹喧哗也只是表达出于少数族裔人群的观点和立场,而这不能上升为至高的全社会的道义诉求,惜乎!遗憾的是某些媒体却大肆炒作起来,紧密跟随民粹主义的声调大声合唱。质言之,不接受美国的陪审团作出的决定的只是少数人群而已!大声站出来直抒己见的并不代表社会的主流民意,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极容易误导他国民众,尤其他国的底层大众。譬如在当今绝大多数国际媒体的偏向下,对于第三世界一些反美愤青的激励,尤其对于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兴风作浪,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的主流社会现今有了一层深远的忧虑:对于一群品行低劣冥顽不化的人来说,外在的威严的强制性的压制是唯一的有效手段,可威慑住恶劣的品行。可是现今扰起了一阵喧闹:这“外在的威严的强制性的压制”就是“种族歧视”,就是不公正,需要消除——如此一来,美国的治安形势将会严峻起来!

  笔者居住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艾尔姆赫斯特,这个社区以居民族裔的分布极其多元化而著称,然则就在这高度多元的社区里,居民普遍不欢迎真正的“无产階級”群体入住。去年中期,新上任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决心要为低层的劳苦大众多做些实事,于是将该社区里一家经营不佳的泛美酒店改造为永久的游民收容所,结果激起了泛美酒店附近的大批华裔居民的多次抗议集会,笔者也积极参与其中。这里的居民们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无产者”牵挂太少,就意味着外在有效的制裁威慑不力,再者,彼等内在德性既欠缺、又智商低下,必然难以领悟起码的道德良知。用中国的俗话说,真正的“无产階級”就是“托底棺材”无疑,无牵无挂,无知无识,才无所畏惧。彼等若有朝一日获刑进大牢,也许是还不算是蠢的“谋生”之道。那么,美国社会中,真正的“无产階級”涵盖了哪一类最广泛的族裔呢,大家凭生活常识全都明白。

  然而参与过抗议集会的华裔居民却被纽约的英文媒体批评为有“种族歧视”倾向,在我看来,这种问题的吊诡在于:在当代西方政治的语境里,在社会的公共空间,种族之间在精神特质上的种种差异性被看成是一种语言禁忌,识时务者为俊杰,纷纷避而不谈,唯恐触及“雷区”,如此则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将人的内在的良知遮蔽了起来,从而得出的结论往往为似是而非!居住在艾尔姆赫斯特社区的华裔居民,自知自身安全性受到了危害,于是被逼迫了只得去直接“触雷”,权充“排雷”标兵吧。

  且说,美国司法中的小陪审团和大陪审团制度全都是按照规定程序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其有明确的按社会族裔结构大体成比率的分摊,代表着美国社会中的主流和大多数人群的意见,这本身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民主特质,有别于欧洲大陆的法系,民主化更为浓厚,当然这里边也有民粹的成分,因为陪审团人员都是法律的外行。民主社会的结构稳定性得大大依赖于中产階級,而美国的中产階級非常强盛。因此,尽管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尖锐,只要稳住大群体的中间阶层,便可稳住社会。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大多免于涉案的警察起诉,就是反映了美国上中产階級的价值取向:人们更为担心的不是警察执法是否过头,而是担心于不怎么守法的人群减弱了外在的威严的法律制裁。

  人是有缺陷的生命,由无数缺陷组成的社会也必有缺陷。与任何社会无二致,美国当然有自身的社会之病。凡是民主政治的运作都是靠选民的票数来决定的执政结局,民主选举必然要与底层的大众紧密联系上,大众当然也应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力,但若来自底层的声音过于强烈,则增添了民粹的分量,从而消融了民主政治中精英的分量。按照人类宏观社会成员的智商的概率分布曲线,大多是呈现“钟形”的,通常情况是,低级智商的成员略微多于高级智商的分布,也就是说,钟形曲线不是严格地呈高低之间分布以对称的形状的,高智商人群在选票抉择上并不呈现强者。总之,这种以“数量”来决定胜负的机制天然地消融着“质量”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先天的拘囿所在,而这种难点一碰上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族裔矛盾关系来抉择的,更是增添了困境。

  政治舞台上,“话语权”无非是个掌握权力制高点位置上的代言人及人代言,在此发出的声音无非就是嗓门特别洪亮,具有摆布的操控的震慑他人的力量。街头示威抗议之所以大呼隆的高潮迭起,似乎就是为了抢占政治制高点的一个既简单又直接的手段。“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这个道理浅显通俗简单,导致了底层人群尽力去张扬自身价值,大大凸显自身,以便获利多多。现今的美国社会中一定数量的底层人群懂得了张扬自身的有效方式,热衷于此道,于是乎,街头民主纷纷出笼,这也是国际政治左倾势力大力发展了的一大背景。

  2)对代议制宪政的不信任。

  发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者通常认为,上层社会的精英们不会真正关心下层群众在人权、经济和社会福利等种种问题,因而存有腐朽的倾向,解决之道是僭越代议制政客们的施政,凭任自己的生活常识诉诸于“公平”的情感,让社会上更多的公众知道。为此需要走上街头直抒己见,才算是痛快淋漓,才能够扭转对于己方不利的“颓势”。

  当今美国的许多媒体称,现今的许多游行示威,反映出的是执法机构同少数族裔的相互不信任,几乎形成“危机”。这“危机”的深层映射了底层的劳苦大众对于知识精英的反感和排斥。底层的人士总是认为平民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而后者总是自私自利,不考虑平民的利益,从而违背了正义的立场,认定精英们所占据的国家司法机构这个工具需要复原起公正来,重点用以照顾全民(实质是为底层)的福祉和权利。

  现代的一些大型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地采用代议制形式。在民主国家,尽管政客们常说自己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现代社会总是高度“分殊化”(韦伯的用语),大众之间的利益和观点各不相同,尤其是超大型的国家,如美国,又是种族多样性的社会,分歧既多又杂乱,极难达成一致性。在代议制民主实践中,形式上的控制机构和实际的控制机构不一定和谐融洽,民众在形式上所该享有的权力,而实际能够行使的权力较为有限,于是常会产生出不满来,代议的议员们的承诺与实际表现也许并不一定会相一致。被推选出来的政客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尽管作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化的考量,业必定需要权衡各方的力量和利益,作出各种协调的政策,但总是难以顾及各方。底层人群从民粹情结来看,政客们只顾及有钱人的利益,尤其在司法界,高智商的专业性人士居多数,当然更多地为白人所占有,而这天然地为非洲裔人士所抵触。

  同时,只要存在着一些高度精英化的社会行业,也必然为高度民主化的社会中的底层人士所“极化效应”而自发产生出的抵牾来,这也是民主社会中,民粹主义总是能够稳站住自己一席之地的缘由。

  3)群氓行为

  激情四溢的街头政治是典型的群体主义行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道,对奴隶来说,独立的自为存在着的意识是他人的真理,而对奴隶来说不是本身固有的。奴隶的意识就是依赖性,是无甚精神性的“自我”的存在,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

  在尼采看来,奴隶,下等人、末人等等,作为具体的个人,其权力意志统统低下,无法做出个人独立意志的决断来,奴隶们最渴望的是同情,其个人行为总是倾向于合群从众随大流,个人行事动辄混迹于社群之中,隐秘自身形同羊群行径,大大依赖于群体的力量来实现自我。

  先哲的精辟之言合并起来考察。作为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的落伍者通常就是职业素质欠缺,来源于“自我”意志的缺乏,为此彼等需要合群合力,然而合群合力之后作为一个落伍者群体的存在体,依旧不能自立、自为地存在着独立“自我”的群体意志,需要另寻觅依托对象,整合成一个更大的群体,以便让“主人”的群体拖进与自己相“关系”之中,进入自己预设的“消耗战”状态,以期“主人”会让步而达成动态平衡,这就是人们今天常见的美国街头的情景。

  美国社会之所以触发如此盛景,兴旺的民主政治推进民粹生态,基督教的“博爱主义”的深厚背景,兄弟会的平等观念等,都会加速积聚奴隶意识的怨恨,促使下层人群群情激奋起来,以抗争处境社会底层的生态。

  利用群体来打混仗,则是低贱之中的高明之处。将个人的劣根性隐匿起来,只要外套裹上了厚厚的民主——民粹的装饰,打出“歧视”、“不公”之类标语,便可混淆视听,披挂上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与R·尼布尔论述的“群体不道德”现象相类似。

  4)底层情结:回避贡献。

  呼唤结局的平等是现时代最为响亮的“公正”口号,凡是种种民族、种族之间的后天差异性所呈现出来的,均可归咎于“歧视”之因。由此,“反歧视”却成为了最好附身符,可普适于四体不勤、五感不明的人士,弱智者、平庸者、凡俗者、卑鄙者,统统可以滥竽充数,比翼齐飞于文明人所贡献的世界里。

  既然有了道德上的“甲胃护身”,坦然可以大胆上街煽情闹事,搬弄是非,于是乎,世道浑浊,瓦釜齐鸣,带上“民权”面具高调大唱:我也应该要做个“美梦”,这种心境可用中国谚语描绘为:“穷人思食熊掌,俗子欲得西施。”质言之: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却刻意要遮掩贡献的意义。

  人类的进步是靠创造性的贡献来实现的,因而,个人的价值应由贡献来呈现,荣誉和报酬应正比率于贡献和创造,而不应迁就于能纠缠、会胡闹的赖劲。须知:无所奉献,焉能索取?

  JF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20日作演讲道:“我亲爱的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我亲爱的世界人民,不要问美国能为你做什么,问我们大家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什么。”

  肯尼迪的讲话凸显了义务价值的重要性。在正义的天平上,需要辨证地放上义务(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和权利(美国能为你做什么)于二端,显然,义务是不可或缺的。可见,突出义务的观点,是与伪善主义声张的“公正”、强化的“平等”、猥琐的怨恨、私利的复仇,相制衡的。

  讲到“贡献”,最为敏感的事情是“负贡献”,即某些少数裔群族具有鲜明的特高犯罪率,由此造成了美国社会发展数字的拉低,市民安全系数的降低,人民生活水准减低,而治安成本高企。前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坦然承认,美国社会中非洲族裔的犯罪率特高的现象。这就是“负贡献”的实施,这不仅加重了美国的财政支出,而且败坏了美国的民风民情。

  前不久,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在关于美国警察杀死非裔的电视访谈中,就大胆直言非裔社区的问题。他认为,在美国有93%的非裔被杀死是由非裔自己搞成的,否则白人警察不会到场来处理。朱利安尼的话语含蓄地暗示了白人警察处理非裔案子特多的理由,进而,非裔并无骨气来重视起自身的弊病、亦无勇气来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讲话的反响如何呢?朱利安尼的讲话被媒体批评为是涉及种族歧视的“失言”。

  今天非裔价值观的张扬显然是与他们的先辈们做奴隶的不幸经历密切相关。

  然而纵观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人们得知,非洲黑人社会出现文字还是晚近的事件,而且是在来自于外界文明的语言文字(如,含米特语言)传入之后与自己母语的结合体,或者干脆使用欧洲的文字语言。在外界的文明传播至非洲大陆之前,非洲大陆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部落,它们之间攻伐杀戮不断,胜者吃掉对手,败者进入他人胃肠,与霍布斯所描述的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状态”差别不算太大,却与西方同时期的文明差距甚远甚远。在非洲原始部落里,奴隶制度是大量存在的,苏格兰探险家Mungo Park在深入到非洲尼日尔河流域做了大量的观察之后如此说,“我猜想,在非洲的奴隶与自由人之比几乎是‘三比一’。”(2)

  西方的文明极大地是西方人创造的成果,此外犹太人还贡献了一神宗教给西方,非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当然也是黑人自己创造的。头脑稍微正常些的即可得知,西方对于非洲的影响太显著了,今天的非洲大陆上大量采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然而,非洲对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如何呢?唯一显著的地方,就是在学会了“反殖民主义”之后,纷纷将西方先进文明的创造者、统治者和管理者们统统赶回老家去,于是非洲与其他各大洲之间的文明发展程度始终保持着很大的差距。然而要知道,“反殖民主义”也是西方人首先搞起来的,由西方人来推动的。

  在现代性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较量中,东方古老的价值观“不患寡而患不均”再次换发了生气,与中国的舆论相类似,在西方的媒体上,基本格调是“宁左勿右”,“平等”同样是一种强硬有力的制衡力量,它咆哮着要磨平各种精英傲气、钝化创造性伟力。现代性的平等观念恰是缺乏历史和全人类的含量的,它只是在人类时空坐标里的最临近距离内作贴身的“攀比”,这恰是小人心境的投射。

  5)末人当道,权力颠倒

  末人当道表明了社会正义的严重缺失,之所以如此,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由多种因素造成了对于生命意志的扭曲和悖逆。

  尼采认为,一切生命的生存都是在求权力的意志,这观点被他用于批判立场的出发点。他认定,基督教其实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僧侣的权力意志),然而它却是一种扭曲的权力意志。何谓扭曲的权力意志?尼采作了两个方面的解释。首先,作为一种价值,基督教是反生命的,从而是颠倒的和颓废的;其次,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是虚假的。

  无疑,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可惜尼采的时代是处在进化论的初创期,当时包括尼采在内所有的学者都对于生命进化论含义并未有完整和深入的洞悉。尼采以夸张而极端的批判精神全盘否定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尼采一方面批判了基督教扼杀人的创造性生气,另一方面,对于人作为万物至尊的由基督教来抒发的超越性的特质,同样具有进化意义的实质,却被尼采否定掉,导致高端人性的遮蔽。

  欧洲自近代历史以降,国际政治普遍奉行的是“均势策略”——遏制强国,同时各个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此起彼伏,由此导致了国际政治舞台层面上以“超人”为主角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超人国家”大伤元气,强国、大国的权力意志开始衰落,尤其是在上一个世纪,以欧洲为主战场,爆发了二次超大规模的战争,欧洲列强的元气大伤,实力大减,尤其是作为超人思想和超人意志之发源地的德国实力大大损耗。超人国家的损耗的格局无疑会影响到当今国际政治的面貌来,于是小人、末人的道德观念充斥在整个世界的各种政治场合。当今的世界同样充满着大国的博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认定“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饱受均势政治的牵制,倍受道德上的指责和谴责,这似乎就是担任超级大国而责无傍贷的“罪过”,具体的表现就在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种族歧视”有多么严重?!

  以我的理解,生命永远是处在进化之中的,进化之中的生命都是具有“在”的状态,“在”是由生命的意志来主导的,生命意志的“权力”又颇具统摄力量,是对于进化之“在”有着特别的呈现一面,即优胜劣汰,尤其是对于爬在生物进化阶梯顶峰的人类而言,更为如此。因为人在经历无数的优胜劣汰之后,天性习得获得了先天性的遗传(拉马克),在人的基因上留下了最深厚的烙印,于是,人身上积聚了最多的生命“重演律”过程(海克尔),积淀了亿万年的“自性”和“阴影”(荣格),成为精神分析学中的“潜意识”(佛洛依德)。这样的“权力意志”超越了尼采的观点,就是人类的正义观的内在缘由,其立论的生物学基础就是“优胜劣汰”!

  譬如,在男娶女嫁的价值观上,就有着生命通则的进化论趋向,那就是男女之间“嫁高娶低”婚配模式,这就是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规律的选择机制,是亿万年来积淀成为恒定不移的内在于人类心田中的“阴影”(荣格),在现代社会生物学中,对此有着严密的博弈论意义的理论论证。以实际例子为证,笔者在美国呆了整整五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在美国有哪位华裔的女性出嫁给非裔男性的一例。在自由世界,在性爱婚配的选择上,完全是由个人意志自由抒发的领域,才得以见得人类“权力意志”的正常舒展。

  可是,当进入社会政治中的族裔纠纷时候,这进化论意义的“权力意志”就受到人类当今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意志从多种的当代政治意志方位来进行遮蔽、干扰,常常会隐晦不彰起来,按尼采的说法,现代人就是在精神上匮乏诚实性,骨子里缺乏绝对的自由,从而示以“懒惰的和平、怯懦的妥协”(尼采:《反基督》)。颠覆了权力意志的“颓废”的价值世界。在我看来,为政者道德上的勇气不足,而过分执迷于世故练达,由此造成了人类社会价值观的极大混乱,乃至对于正义的颠覆。就如上述的蔑视贡献的“平等”观,即为一例。

  二十世纪法兰西学院派的思想家在结合了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思想以及索绪尔将“言语”和“语言”、能指与所指二分法之后,提升为“语言的权力意志表达”的意思。正如福柯说:“话语绝对不是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与禁令交锋的地方恰恰说明了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 因此,在政治舞台上语言所展示的并非是“中性”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权力”的呈现。

  去年底的时候,纽约市警察工会的发言人指出,过去一年,有七十多名警察在执法时被打死。最近这些年白宫从来没有派人参加过殉职警察的葬礼。——这是为什么的呢?就是因为当今的权力意志是强势在于社会底层这边,因为底层的“弱势”方成为语言上的“强势”,因为语言上所宣称的“弱势”,恰是成全其“造反”的正当性理由,便推理成为真正的道义上的“强势”。

  譬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人权高专办)5日就美国地方法院大陪审团对在纽约涉嫌扼杀黑人男子的白人警察免予起诉的裁决表示关切。人权高专办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高专办对该裁决“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而这个机构会对每年有许多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场合被屠殺表示关切吗?当然不会,因为缺乏权力意志的引导。

  左倾势力的壮大是现时代的世界性情状。现时代的国际政治在形式上同样带有左倾的,特别是民粹主义的色彩,毕竟世界上居大多数的国家还处在发展之中,那些国家国民的大多智商相对较为低下,他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理解就是凭直觉,看待问题也只是停留于表面的现象上,然而恰是形成足够多的、在数量上有着明确表证的声响,却明显带有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于是人们不难理解,最近联合国人权机构对于美国种族纠纷事态的表态,因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运作也是靠大多数国家的投票来进行民主决策的。

  去年在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高潮时期,大批的西非黑人来到美国寻求避难,结果在去年晚些时候,美国移民局批准了总共4000名西非人士合法进入美国留居。另外,多少年来,古巴、海地、波多黎各、牙买加等地的大批黑人进入美国寻求好生活。正如电子器件二极管在通电后电子只能单向流动,相类似地,外国与美国之间的黑人移民潮流也只是单向流动,人们没有听说过,呆在美国的黑人因为人权的原因要离开而奔走他乡的。

  且看有关统计资料,今天生活在美国的非洲后裔,他们的平均寿命是74.27岁,而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也只不过是78.74岁,相差并不大;与此同时,今天在非洲的原住居民,他们的平均寿命大约为59岁。(3)

  全世界的人们很少听闻到,更鲜有政治评论说,上述的黑人主流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或者说得缓和些,存在着没有像美国那样严重的“人权”问题。所以在此悖理就来了:没有严重“人权”问题则怎么会促使大批黑人离走,移民去充满“罪恶”的美国呢?好比一个电路中若无电压差怎有电子流动?答案就在于权力意志被倒置:当今谈论“人权”的话语权,很大地掌握在“末人”口中,而“末人”的首要价值观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6)怨恨情深

  哲人指出,怨恨是与一个人的能力微小再加上攀比心理密切相关的。

  尼采认定,基督教传统社会中人分二大类,主人、上等人、超人,或者是奴隶、下等人、末人,他们之间评介事物明显有区别,前者是:“好与坏”,后者则是“善与恶”(参见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前者是“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后者的人生道路是“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按照尼采的思路,前者“权力意志”充足,因此有理想,自由度也高深,因此需要的是凭个人的能力去做事情,由此需要的是,具有能力区分出“好与坏”来;而后者由于“意志”脆弱,听任基督教的传统以陈腐的过分的道德教条去宣泄,以修士的隐忍来发乎仇恨和嫉妒:“善与恶”。从怨恨精神内生长出来的这种“公正”是为仇恨、嫉妒、猜忌、怀疑、积怨和复仇服务的,只要遇上发泄的机遇,作为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好与坏”的公正就会失效,取而代之以苦大仇深的腔调“善与恶”。这正是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谱系学》中所阐释的“奴隶道德”。

  当今美国是基督教传统占主导的国家,基督教价值观对于国家政治的面貌和市民的风貌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尼采的视域里,基督教的教士们发乎仇恨和嫉妒是以期来世的图报,现世待做的事情只是“积聚”恩情。而今美国的下层人士发乎愤怒,是期望着现世就来填满整个世界的凹陷,由此达成的就可认为是“平等”和“公正”无疑了。

  法律规则的制定和法律程序的操作都是需要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士来执行,需要的是对事情进行“好与坏”的鉴别,只有具备鉴别能力强的人士才可录用,当然地是白人的族裔居多数。庸人们常说,法律是冷冰冰的,缺乏人性感情色彩,这就是只辨“好与坏”的例证。因此,底层人士常认为法律是有偏见,用于法律鉴别的方法及结果被认为就是“恶”的性质。于是采取情绪化的“善与恶”对策来抗衡之。

  靠嫉妒来获得怨恨的情愫,由此,这种道德只能是低等人用来阻碍高等人的虚构事物。怨恨情结大量积淀促使妖魔化优越階級的属性,耿耿于怀与同辈们比较上的自身劣势,假如这个发乎怨恨情结的階級出于自身低贱秉性时,通常就如此。《论语》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盖因小人之属性,其自身人格低下又超越情怀阙如,乃试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人格低下的手段来整合低贱与高贵的属性,打成一片,等贵贱,泯差别,妄想一笔勾销今世之罪孽。

  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一旦有种族之间的冲入事件便大大预设了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凡是一涉及非洲裔的黑人,便大有题材可以炒作,盖因“无产階級”的优越性所显示:永远具有道义上的绝对高度,占据在压制性的“正义”的高地上,通过激愤的途径来多多鼓吹“弱势”在己方,以此为大前提从而论证冲突之中的己方行为的“合理性”。发生在美国街头的抗议活动有数次演变成为暴力的发泄(4),跟法律去较劲,对撞对碰,这就明证了这种“民权”名义的伪善德性。在此,该用孔子之言告诫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美国上层階級,普遍认定现代的社会须由法治来界定社会人际关系属性。遇上人际纠纷,首先得考虑服膺法律的判决。最近针对发生的族裔纠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罗伯茨表态:以忠实法律为圭臬。

  7)自由与责任相背离

  今天,美国黑人普遍在怀念马丁·路德·金,可惜人们大多未能够搞懂他的精神真谛,甚至连金博士自己是否搞清了正义的灵魂都成问题:“好吧,如果你非要说我是一名指挥,那就要说我是一名追求公正的指挥,说我是一名追求和平的指挥,说我是一名追求正义的指挥。所有其他肤浅的事物都无关紧要。”金在一次重要的演讲中这么说。

  在当代的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里,正义的价值一向都是社会道义追求的最高目标,作为人类“神圣大序”的正义一旦遭受到破坏或扭曲,那么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入“恶”的秩序状态,也就是混乱不堪和多灾多难,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作了详尽的推论。

  一讲到公平、公正、正义,这类事物的基本样态就是“平衡”,平衡的样态展开有多种多样的。譬如,美国人特别讲自由,那么与自由取得平衡的是责任,唯有相应的责任的付出,方取得以社会正义意义上的平衡;又譬如,美国人特别讲人权,那么与人权取得平衡的就是公民的义务,唯有义务的充分施予,取得了平衡,方可达成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公正、正义。

  美国立国的核心国策之一,就是“共和主义”(5),它强调的是“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力”,必须平摊给每一个公民,不分贵贱,可正是在此场合,产生了无可避免、且又始终纠缠不清的难题:既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必须也应该享有完全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可是每个公民所能够作出、并且愿意作出的责任和义务是绝不等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那么如何让社会来平摊给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如何以每个公民的自己都须以的自由和权利的平衡来达成社会的正义?!

  且以中国人熟悉的“安利退货门事件”为例,作为一家全球知名大公司,安利日用品公司其销售在原本上推行是一贯的、普适性于全球的政策,任何地方的客户只要购买了安利的商品之后都有退货的权利,这在发达国家是颇为成功的政策然而一到中国来推行,便发生了尴尬的“南橘北枳”现象,即中国的大批客户觉得有机可乘,都想来转空子、贪便宜——纷纷拿着空瓶罐来索要原价退货。所以鲁迅先生凭他思想直觉早就悟道了:在中国“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费厄泼赖就是指“公正竞赛”。费厄泼赖所能成行的前提是,比赛的各方都是绅士,人格的期待全是高贵且可靠无欺的,可是鲁迅已经洞明,中国人的素质离以“公正比赛”所期待着的尚有较大的差距,为此须要“缓行”。

  当安利公司发现,美式的“费厄泼赖”在中国实在难以成行了,于是改变了无理由退货的政策,这样反而在中国地区销售服务真正达成了“公正”,即权利与义务成真比率。由于中国的客户与发达国家的客户之间有着地理上明确的边界线,泾渭分明,因此不同地区销售不同的政策,施行起来尚无多大的困难。

  现在让我们来看美国的自由和人权政策,由于生存在同一个国体之内,但是在国民素质的人格之间尚有着巨大的差异性,于是真正的难题就出现了:如何在同一国家里的公民之间进行有区别地对待?现代普世性价值观中最为流行的是:无区别、无差别地对待各类族裔人群,可是族裔间的各种差别无论是生理机体抑或是精神特质,都先天地存在着的,黑格尔将区别称之为:“地域精神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表现于各民族的外部生活方式、从事活动、身体的构造和性情,而更多地表现于它们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性格的内在倾向和能力。”(6)中国已故的人类学学者,如潘光旦、费孝通等都承认有区别性,稍具遗传学知识便可得知:遗传基因对于人的后天行为的影响力极大,而基因特质又是与无数代前辈们的习得性积淀相关。——如何去平衡呢?这在当今的美国甚至连深入的研讨都会发生阻力。

  今天的问题严重性就这里,出于高度的自由意识,美国放任公民合法拥有枪支,可是枪支这个家伙可不是好玩耍的,主人稍微不留心,或脾气冒上来了,或歹念陡然上升,这家伙可以立刻断送他人的性命,甚至可以闪念间剥夺执法者警察的生命。因此说,美国警察是个高危职业,绝不夸张。

  可见在正义的角度上,合法拥有了枪支,意味着拥有者对于枪支的使用务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可是人的责任感并非天生的,或从天上掉下的,而是需要学习知识得到的,每个人都能学到足够的责任以顶上自由之用?

  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需要有知识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即美德”有其道理。但是这里问题就呈现了:不同人对于知识营养的摄食胃口是大不等同的,营养消化程度也不一样,尤其是对于自由的悟性大不一致。“无知者是不自由的,正因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无知者所表现出的“自由”确切地讲,是一种任性,是非理性的自由。黑格尔论道,“任性和偏见就是自我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

  任性的自由并非只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形式,也可以有“集体”的形式,以“民主”的名义号召整个的族裔群体统一行动,高呼圣洁的口号,似乎就登上了道义的“台面”,却偏偏要掩饰住许许多多任性的自由,譬如违法的恶性暴力案件,在此,责任感荡然无存,究其实质不过是群氓(奴隶)的道德。

  即使采取民主政治的某种形式表达,亦不能任性胡为。美国人格主义者弗留耶林论道:“民主并不意味着一种随心所欲的无约束的自由。民主的基本问题是自我约束。”(《西方文化的生存》)

  的确,自由的施展必须有内与外的强力约束。在西方政治学中,对于自由的原则的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伤害原则”:人是有限的存在(相对于上帝这个无限存在),有限存在必须以有限的自由以限定作为社会之中个人的存在。因此,对于伤害他人的自由必须要加以限制。可惜美国的大部分民众并不认为有必要禁止枪械。

  为什么这么多的美国警察一遇上紧张,首选的动作就是开枪?主因无疑就在于太多美国公民持有了枪械武器。当一名警察去出勤干涉一起抢劫案的时刻,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在紧急情况下若犯一个闪念间的错误或犹豫就意味着立刻毙命。

  根据美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网站统计,2014年度,美国共有126名警察因公殉职,比2013年的102人增加了24%.受到枪击是今年警察殉职的最主要原因,其中56人遭枪击死亡,比去年的32人上升56%.其次是交通意外致死。有52000名警察受到了攻击。持枪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谋杀犯罪率是其他富裕国家的几倍。美国警察射杀黑人青年比率确实畸高,被美国警察射杀的人中大约29%是黑人,但在已确认种族的袭警案件中,杀死警察的凶手有42%是黑人。(7)

  8) 大一统的模糊账

  美国的民意调研、舆论观察普遍认为,今天美国社会中的黑白两族价值观明显分开,尤其是在对待警察开枪黑人嫌犯的事件上。

  我以为,这样的事实本身应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分殊化”的现象(韦伯),可算作是“进步”的表现,可是在权力意志颠倒的语境里,却成为了“落后”的表现,可见是价值观上的混乱。尽管说来,美国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样板,可是只要一涉及族裔纠纷,在舆论导向上,就会呈现倾向性明显的权力意志,即底层价值观的“优先性”,从而占据了道义的高地。

  当今美国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难以解脱的社会之病,此“病”其实反映了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一个高度分殊化的社会,本来就最不适宜、最不应该搞成“大团聚”格局,却偏偏要组成一个大型的超级“大家庭”,即一个号称为“国族”的拥有三亿之众,还要额外负担一千多万非法移民的美利坚“合众”之国家。更何况还得由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来主宰格局,即赋予每个国民以完全等同的权利和自由度,而国民之间的奉献却大相径庭,于是,在此的矛盾凸显为:价值上的无差异性与事实上有差异性。大型的“合众”的理念本质上违背了生命进化、人类社会进步之道!反观当今的欧洲人,日本人,韩国人,要悟道得多,也验证了中国谚语“强扭的瓜不甜”。在“合众”名义下,牵强凑合,内耗激增,族裔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只要认定历史在前进,社会进步的步子总是朝向“质的多样化”的维度,还原以生命进化论,进化的矢量总是朝向树状、伞形来塑造谱系的,并且是优胜劣汰的参差不齐,而现代性的平等论、统一论都是背离此道的。

  可是当今时代,人权至上、造反有理、反殖民、反剥削,是最为响亮的宏大叙事,是舞台上永葆时尚的节目,在这种语境里,学术理论上的“分殊化”只要一涉及族裔间的政治实践便动辄贴上“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标签,从而臭名远扬。且看南非共和国,曾经持有的“分殊化”政策使得其发展为非洲最发达和最先进的国家,然而在国际社会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分殊化”不得不中途夭折,黯然退场,该国的精英分子分奔离析,成鸟兽散,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平民存在的一种“歧视”的标志,南非的国家盛衰史成为一个在眼下流行话语中值得大批判的反面教材,更是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资料来源:略

  施卫江 独立学者 写于 美国纽约

  作者:施卫江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国际关系 » 美国非裔抗议的深思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