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港台政治“一体化”对大陆的挑战

  最近几年,因为香港特首选举问题,身份政治议题在香港得到了相当地发展,并且逐渐打破了原来建立在民主议题之上的政治格局。可以说,这是面对内地巨大影响力时的自然反应。通过强化自身的身份特征,从而实现与内地之间的区分,并且在香港本地获取更多的影响力和煽动力。

  不要说像香港这样的地方,就算是台湾,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去年发生的太阳花学生运动,或是台湾政治人物在与大陆领导人沟通、回应某些问题时,无不在强调台湾意识、台湾的身份认同。

  简单从文化上看,强调自身的本土意识、身份认同,并非什么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如果过于地强调这种认同,并且把这种身份认同转化成身份政治,频频介入政治议题的操弄之中,那么这样的身份政治,只会撕裂社会,制造群体间的对立、冲突,甚至引发不必要的仇恨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就说过,“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更何况,单一的身份认同,绝对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尽管在一些港人看来,身份政治议题是其作为对抗北京的有效工具。但实际上,越是标签化的政治操作,反而越容易撕裂社会,越不容易达成妥协,越会给对手以强硬压制的理由。从台湾过去的经验上看,即使身份政治在某个阶段,短期内可以提供必要的政治杠杆效应,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身份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撕裂,政治对抗,却可能需要长时间的修复,甚至因为消解了达成妥协的民主精神,而因此阻碍民主的政治的正常发展与社会的良治可能。

  现时,部分极端的港人甚至演绎出“港独”的政治标签来,这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帮助,只会给北京以更为强硬姿态面对香港问题的理由。与此同时,香港政治的这种“台湾化”的趋势,也只会让北京政府对香港问题更加强硬,而不会有更多的宽容与忍让。

  本来,北京有意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并发展出来的民主模式作为典范,让台湾同意展开政治对话,但显然“台湾式”的政治文化已渗入香港,也就逐渐扼杀了这种可能。面对大陆巨大体量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相互“拥抱”,或许是它们面对北京这一共同“敌人”时的必然选择,尽管两者与北京的关系在本质上有着根本差别。

  但无论如何,台湾与香港这种政治的“趋同性”,甚至可以说“一体化”对北京将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时,将不得不更多地全面思考统战问题。过去习惯于将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分别对待处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的自由空间了。

  相较于政策层面上面临的挑战,北京恐怕还将面对着另外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化解这种身份政治所带来的认同难题。无论是对于台湾的“台獨分子”,或是香港现时中极端的“港独”分子,都不宜用简单标签化的方式处理。标签化的方式处理,或许一时可以更为简便地应对香港或台湾出现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却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反弹。他们显然并不会因为这样受到压制而主动消失,反而更加以此为理由,不断操弄身份政治议题。

  对于身份认同问题,只能是通过构建多元化的身份忠诚来化解。身份政治议题之所以可以操弄,在于强调单一化的认知,从而排斥其他身份认同的可能。但事实上,香港的人民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或者说是受中华文化影响、并且认同中华文化的人。因此,在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是,如何重新构建关于“中国”的认知。

  无论对于香港或是台湾,两者从本质上并不排斥中华文化,甚至也是认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之所以对大陆产生排斥,主要的原因在于如何理解政治上的“中国”。对于台北而言,这涉及到20世纪不同政治取向的较量以及历史问题的论述问题。台湾问题,不能仅仅从主权问题上来理解,更需要从政治与历史上来理解。只有这样,才存在对话的空间与可能。

  对于香港而言,现时的问题是因为主权与治权问题上,因为北京的授权与民主选举合法性产生的张力,导致了部分港人从政治上对大陆政制的排斥。因此,如何消解这种内部张力,从而使得香港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对于多重身份忠诚的认可,恐怕更多在于北京如何去解释“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究竟为何种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并且足以包容“两制”。

  总而言之,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虽然在本质上不同,却已经在现时环境下相互纠缠、趋同化。北京如何应对这种政治问题“一体化”的难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思考并解决。简单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绝无应对这些挑战的可能。

  作者是中国广州自由撰稿人

  作者:郑伟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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