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我对中国抗战史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七十年了,关于战争的性质,在欧洲战区,早有了盖棺定论,就是法西斯的侵略与反法西斯的反侵略。但在远东战区,情况要复杂得多,今天“亚洲仍在追寻真相”,日本与东亚的邻居之间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正如哲学家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也许东亚地区的政治权利和外交势力的角逐始终存在着种种不确定的多变的因素,就连参与角逐的各个主体的自身内部,都是存在着不确定的多变的政治因素,再加上部分东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封闭性,因此东亚地区战争的历史就成了为各自国家的现实政治服务的婢女,为时政热点而翩翩起舞,殷勤献媚。单从中国的情况看,缺少了言论自由自由和学术自由,使得许多历史问题成堆地积压下来。

  我并不熟谙历史,也不准备去深入探讨和思考历史。在中国生存了近半个世纪的我,所获得的关于中日战争的说法,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上的约定俗成的套话,现在思索起来觉得很多是不靠谱的,凭借自己的良心直觉和初级逻辑就浮现出多多的疑点,丛丛的问题。因此,我在此提出我自己的观点,求教于大方之家,好让历史澄明自身。

  一)中国的实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论调。在此句里,我对于“中国”这个客体进行疑问。在三、四十年代称之为“中国”的土地上,实际上根本不存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统一政府,而且还是众多的割据诸侯在争霸,那么这个国家的统一性和实质性就打了较大折扣,从而只能从文化和历史传承上去理解了。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起兵北伐,在连连攻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徐州、北平等重要城市后,1928年12月29日东北军阀张学良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但是武力的征服却难以服膺人心,更难以建立现代意义的共和制,因而形式上的局面不可能持久。翌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之间便爆发战争,被蒋介石武力压制的各个地方实力派死灰复燃,纷纷举兵反蒋,而战火绵延不绝,成为国内政治情景的常态。短短两年间,先后与蒋对持和冲突的武装势力,除了共产党派之外,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阎锡山、张学良等等,以及汪精卫的广州政府,提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势力,尤其是在日本扶掖之下的溥仪,则更不愿服从了。

  “中国”的特点,貌似而实非,各地的军阀尽管都自称为“中国人”,可是大家同床异梦,互相间连横合众,征伐不已,纷纷以“战国”之中的一国,或割据的诸侯列位,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地盘为上策,而缺乏一颗真正的“中国心”。日本帝国主义也正是看正了这点,采用蚕食方式,区别对待,软硬兼施,分而食之,各个击破,终于大获成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期间里,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有序地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好大地盘,由此获得足够的实力来与余下的“中国”进行全面开战较量,从而使“以华制华”策略得以贯彻。

  由此我们得到提示:以“中华”来指称“中国”,以不突出国家为否恰当?

  二)中国的贡献

  今年中国举行的9月3日阅兵式,规格上有了提升,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想借此来提升自己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美欧日等国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这表明了中国与西方间在一些价值观上尚未有共识。此外,在看待中国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上的历史成就,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也有差异。

  另外,中国政府历来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粉碎日本侵略中国所起到的作用,以此来强化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我们该用客观冷静的数据来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比较。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军队歼灭了的日军占据日军总歼灭的比率太小。

  据日本厚生省于1964年的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而文部省的资料,为 38万4900人。

  据「维基百科」资料: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情况: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总计为2,120,000人:对美英等国作战死亡约155万人,在中国战场死亡约50万,苏日战争死亡约3万人(1945年8月9日-1945年8月21日)。总之,日军被中国军队所歼灭的占总数比率为21%.

  第二个因素是,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未从日军占领区手里夺回一个中等城市。

  第三个因素,中国的抗战所需各种战争物质极大地都来自于工业化强国的供应,反过来,中国的物资出口去支援外国的抗日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没有的。

  抗日前阶段,德国大力提供中国武器物质,并且提供中国许多军事专家,帮助中国训练和军事参谋。德国助中国国民党军队整训了30万精锐部队。

  到了1938年,日本与德国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法西斯国际同盟,于是德国停止了援华。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在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中苏联出动了航空大队来华致远作战。

  1937年至1941年,3665名苏联空军志愿队战士秘密来华支援抗战,先后培训中国航空人员10206名,售华飞机1285架。苏联空军志愿队击落、击毁日机1206架,毁伤日军舰船120余艘,牺牲飞行员236名。「文化报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

  根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的统计,抗战胜利(1945年9月3日)以前对华“租借”主要项目,达8.46亿美元,对中国的“租借”援助总计16.02亿美元。

  第四个因素,日军在中国战场被牵制的数量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73万人,数量和质量均居第一:“南方军”40万人,精锐程度仅次于关东军;「国內军」38万人。「中国派遣军」虽然有62万人,论数量居第二位,但因精锐大多抽调给南方军,质量已大为下降。

  日本投降时的兵力分布,投降時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萬,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內军」合计約550万,占76%。

  第五个因素,中华被日占领区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很大地养肥了日本军国主义。

  我们必须看到,在日本侵华期间,富饶的中国东半部地区的大批矿产资源,工厂设施、劳动力资源和熟练工人,乃至军事人员等被大批征用,大大地服务于“皇军”,

  9.18事件后,日本整个攫取了东北,而且由于不抵抗政策。东北的工农业系统完整的被掠夺。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沈阳兵工厂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多元的奉票和小洋。是4000万美圆的资本。在二战前的远东,这是不得了的规模。日本大陆作战的步枪、山野炮的45%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弹药的70%是沈阳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和掷弹筒由于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的设备先进,所以在华日本陆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基本全由沈阳兵工厂生产!还有东北的粮食、大豆、木材、煤炭、棉花……不仅养兵,而且还是日本出口的大宗物资。“日本氮气”“日本苏打”“森”等等由东北和朝鲜发展起来的财团,实力当时都快赶上“三菱”“三井”这些老牌财团了。「资料来源《火器堂》」东北失去,才养壮了日本,让皇军有能力深入中原,再征服东半个中国,从而北窥苏联,南望大洋。

  日军占领时期,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类船舶100多艘,还造了300多艘攻击型的“自杀艇”,并进行了大量的船艇修理。「资料引自《上海地方志》」

  日本制订出“以战养战”计划,大力利用被侵占地区的资源,使得军队得以补充在战争中的大量耗掉,减轻日军本国的后勤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博士在10年前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项不完全统计表明,从“九·一八事变”到“终战日”,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李宣良 梅世雄/文,中国青年报稿),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殖民政权同台湾、朝鲜等地的统治在形式上有不同特点。日军占领台湾和朝鲜后,实施的是“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存在任何名义的“自治”机构。相比之下,日本在大陆占领区则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之类招牌,要求建立各级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资料来源《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或者“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制定《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方针:帝国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的目标,在于对这次事件的解决有利,并促进日华两民族的合作,又与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以适应我国的国防国策。……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又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90~391页。」

  同年11月3日御前会议制定《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强调“新中国政治形态政策应遵循分治合作原则加以推行”。并具体划定“蒙疆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各地应按既定方针作为特别行政区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576页。」 “分治合作”原则的推行,形成了由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六大块政区和政权,计有东北、“蒙疆”、华北、华中等四大地区殖民政权,还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及以广州、海南岛力中心的华南区等两大军管地区。汪精卫政权名义是关内占领区最高政府,但其势力由日方限定仅能达及京、沪两市及苏、浙、皖等部分地区的“点、线”上。1942年日本实行“对华新政策”,大作表面文章,“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还正式对英美国家宣战,虽然没有直接投入军队参战,却也起到了摇旗呐喊 ,精神鼓舞的作用。

  如此看来,在整个抗战期间,为达成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征服,除了少部分是完全被迫之外,有许许多多中国人是怀着自愿和半自愿的心愿投入其中,助虐为纣。这样的一些人也确实是中国人,所以在谈论中国抗战的“贡献”的时候,怎么可以抹杀这些中国人所作出的“负贡献”呢?

  一个被认为是“正”的数值确定了之后,加上了一个相当大的“负”数,其总值必定要比原先的数值减少了许多。

  三)殖民的性质

  要谈论抗日战争的性质,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殖民和殖民主义。

  上述讲到的“贡献”,是一个人文领域价值的事物,因而是具有方向性的矢量。同一个矢量,对于谁有“正价值”,谁有“负价值”,谁是中性的,各有不同的意义和蕴含,所以,当我们谈论起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统治与被统治,这些事情及相互之间的意义,只有在弄清楚了它们的价值(对于那些特定的人来说有意义,以及什么样的意义,反之亦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得出确切的“贡献”价值。当然要全部彻底地搞清,绝非易事。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其政治的理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所谓“亚洲人治理亚洲人”,尽管最终是失败的,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到,在战争的初期日军频频出击,非常强悍,这也确实让在西方大国殖民政治治理下的亚洲人民看到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希望,这当然仅仅是一部分亚洲人的希望,并非全部。譬如在今天,一部分台湾的原住民就是觉得由日本来殖民统治很好,而对于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民,他们的感情很复杂,而缅甸的国民则大力赞赏日本在1942年时候的大举“进入”他们国家,使得他们能够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国民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韩国和朝鲜人却强烈地反感。

  至于中国的情况是,在当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即与英美国家交战,而英美国家迫于当时困难的时局,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所有租界。当法国巴黎于1944年8月获得了解放之后,即与日本进入了交战状态,法国也只得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假如说,“反殖民化”是准对西方国家在亚洲的话,那么日本侵略军确实做到了这点,是“有功”的。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侵略其他国家,在内心里、在本质上也是企图进行殖民统治他国的,并非是出于“解放”的真正意愿,只要看看日军在被占领土地上采取过的严厉措施,就可得知。所以,日本声称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以想以本国的殖民来取代西方国家的殖民,是希望更换殖民地上的“主人”。

  在侵华日军的胁迫和利诱下,在中华的土地上,分别有“蒙古军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有“满洲帝国”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等纷纷确立起来,这些林林总总的人数众多,有较重的意愿是自觉自愿去“配合”日军的。这说明了在当时,中国人的感情也是分化得厉害,并非全部都反感于日本侵华的。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阵营的灭亡为结局,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所喧嚷的价值声张:“权力意志论”、“殖民有功论”、“奴役劣等民族论”、“传播文明有功论”、“种族主义”等等的大肆贬值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就是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這样一个流行的观点,“真实”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如此,这既有合理性,又有不合理性,相当复杂而难辨。

  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欧洲各国顺应战后非殖民化的历史大趋势,同时也掣肘于自身实力在战时所遭受的重挫消耗,纷纷从殖民地抽手,让步,撤退,避战。

  然而,我还是希望大家来认真对待殖民主义这件事情,而这恰是当代国际政治学术上的难点。因为当人们深入地去了解、思考一番整个人类的历史之后,运用自己头脑的独立思考,也许会得出的结论是与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大不一致的,“权力意志论”、“殖民有功论”、“奴役劣等民族论”、“传播文明有功论”、“种族主义”等等,并不一定就是反动的、错误的、有害的!!反法西斯并不见得非要去反这些观点和立场不可。现实的问题还在于缺乏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也是如此。

  四)民殇的责任

  我们要讨论的是罪责。由于战争是在双方之间进行的,因此双方之间追究罪责应该置于平等的地位上。现行方案中的一个固定模式“成王败寇”,占据了中国式思维的深处,但却不能够解决涉及社会历史公正的问题。

  有关战争、政治和道德的责任,不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因此,同一件责任性案子中,即使由一方构成罪责也不能成为另一方开脱的理由。

  我们要谈论的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现象。那么有那些角色该担负起责任呢?

  中共立国后,中国人可以在电影、文学和其他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中共八路军武工队和敌后游击队在敌占区去偷袭日军时候的大肆采用的作战方式,并引以为荣为“人民战争”,国民党的部队也多多采取这种战术,就是 “便衣队战术”,可是这种战法违法了《海牙公约》的约定。

  在荷兰海牙签署和公布的《海牙公约》是由中国政府于1917年5月10日批准加入。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中的第一条为如下:

  战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不仅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具备下列条件的民兵和志愿军:

  一、由一个对部下负责的人指挥;

  二、有可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的固定明显的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在作战中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

  在民兵或志愿军构成军队或军队的一部分的国家中,民兵和志愿军应包括在“军队”一词之内。

  此条例突出了兵与民的“区别原则”,目的就是让敌方来辨认“兵与民”,使之作战时避免误伤平民。其道理是显见的。

  可是,多少年来中共大力渲染“人民战争”的神圣性,使得作为手段意义的运用上升为至高道义的目的性高度,从而巧用手段的名义——可以罔顾法规和惯例。“人民战争”的实质就是特意要混淆兵于民,进而动运强制手段,为民立法,为民立意,鼓噪上升为“为人民服务”,使自我这个个体的利益便合理性地放大为“人民的利益”,无“群己权界”之谓,便堂而皇之地踏上了“正路”无疑。

  “人民战争论”具有极好的悟透力,它悟彻了现代西方政治中民主的脆弱性一面,以及“人民”的虚幻性。因为是虚幻性的,所以具有模糊性,进而角色难以辨明,概念还可以互换偷用,而这正好为我所用!

  好好想想吧,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形形式式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的恐怖行径,其无赖又无耻的面目却与“人民战争论”在血脉上套近乎关联起来,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为什么当今的恐怖主义会那么猖獗而难以灭绝?因为这是一个现代政治上的难题,而不是现代军事上的难题。政治上的难题更多地与人的主体间性相互缠绕,呈现出特别的复杂性来。

  称为中国大惨剧的南京大屠殺,其诱因之一,便是在许多守卫南京城的国军将士在战败了后无法逃脱,便临时脱掉军服改穿上平民服饰,混迹于平民之中,想蒙混过关,其中大约有2万名国军将士穿上平民服后,甚至潜行去日军专设的“南京安全区”,趁机偷袭日军,施行“便衣队战术”,使得日本占领军无法识别士兵与平民这两者。

  在西方的正义理论中,用正当性来评估军事作战上的战略战术,还有一个“比率原则”,其中需要考量的是平民死伤的规模程度和其他负面的后果。

  当然,唯有民主政体的情况下,战争的决策者才会充分考虑平民死伤和评估负面后果。专制政体下的决策者所要考虑的仅仅是“胜利”,为了确保这点决策者可以罔顾亿万黎明百姓的性命。军队是干什么的,是维护他们统治的支柱,人民是什么,是只供他们鱼肉的草芥而已,为此损害人民、保全军队便是毫不迟疑的选择。

  据说,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飞扬跋扈地宣称:“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对于中国的独裁者来说,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活着就想看到洪水滔天。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利,蒋介石政府竟然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决定以水代兵,掘堤黄河,用泛滥的洪水来阻档日军锐利的攻势。国民党军队奉命于1938年6月9日在郑州北边的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咆哮着沿贾鲁河流向东南,吞噬了豫、皖、苏的大片肥田沃土和众多村庄集镇。黄河洪水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在根本上阻挡不了日军的战略攻势。然而,掘堤所付出的代价是给豫、皖、苏3省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仅河南一省就有近1000万亩耕地被冲毁,近50万人被淹死,有1500多万间房屋被冲坍,88万多人被迫外逃。

  提及“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其中的“汤”指的是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中原王”汤恩伯在河南省借助于战争的名义漠顾军纪军规,鱼肉百姓,恣意妄为地征收粮饷。迫使河南省的百姓纷纷去倒戈,缴枪国军,协助日本皇军。

  为了能够留给日本占领军一座“空城”,便争做现代“祝融”。一场“文夕大火”,烧遍长沙全城,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

  可见,我们在谈论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的时候,不该把责任全部都算在日军入侵者身上。

  五)汉奸的罪性

  中共宣传说:我军一向优待俘虏,通过教育和感化来对待日军俘虏。根据历史资料,八路军十分优待日军俘虏,被俘虏日军在各方面条件的待遇通常都要优于伪军俘虏。中共曾于1941年2月发布过文献,一份敲有红印“军事绝密”的《有关归队俘虏的参考资料》,共有一百多页,可以显示这点。为什么同是俘虏,待遇却不相等的呢?甚至对待汉奸之类极尽诅咒之能事,今天还要掘墓鞭尸。

  这里必须认识一个要点:如何看待汉奸、内奸?尚未被己方抓住的汉奸、内奸就是俘虏给敌方一次,而被逮住的伪军就是俘虏的再俘虏。

  社会公正是一种“平衡术”,可运用数学的算法来推导。汉奸、内奸、伪军们在尚未“卖身”变节之前,就是自己阵营里的人,对于己方是作“正”的贡献,一旦被敌方俘虏后,就开始作“负”的贡献。那么不管之后的“负”贡献如何,之前作出的“正”贡献必定是客观存在着,而不可抹杀。再说,通常的情况是,汉奸、内奸、伪军们从事都是在敌方的管束之下行事,而他们的“负”贡献的绝对值不大有可能会大于敌方的管束者在同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姑且算作是同等程度的“负”贡献,那么,如果加上了他们之前的“正”贡献,而敌方始终在作“负”贡献,则得出的绝对值必定要明显小于敌方的管束者。然而,人们对待汉奸、内奸、伪军的罪性评判往往要远远超出敌军的俘虏,或者敌军,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

  其中的原因,我归纳出有以下几条:

  1)汉奸、内奸通常不认为是“俘虏”。

  现代战争法对待敌军俘虏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对于不上战场又不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汉奸”人员,在国人看来则另当别论。

  2)日军俘虏的可利用价值远超汉奸、内奸、伪军。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已经是发达的工业化强国,而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日本皇军的将士都是受过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作战的技能和素养远超过中国军人。日军将士普遍受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管理素质高,军纪严明。一旦被我军俘虏,即可成为优秀教员。总之“借敌人来壮大自己”。

  3)中国人的内斗嗜好。

  中国人人数浩瀚,信仰繁多,天然地凝聚力低下,且早早有“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既然汉奸、内奸、伪军们是“内”,而敌军是“外”,当然要“内外分明”,性质不一样。

  4)儒家传统的“面子”文化。

  面子文化是从嫉妒心理出发的习惯性攀比,嫉妒的强度是被嫉妒者与自身的时空距离成反比率。汉奸、内奸、伪军们与己方的时空距离要相比敌军俘虏来得近多了。

  5)成王败寇,获胜者总是企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一部分的投敌者为自愿或半自愿性质的。之所以是如此,是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

  现代行为主义理论认为,社会行为有着“刺激?反应”公式,为此我们需要寻找导致“刺激?反应”的源头。又根据符号互动理论,社会是由产生着互动状态之中的无数个人构成的,对于诸种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状态中去寻找。

  日军入侵时代的军阀混战乃中国国情,那时候朝政不修,礼乐崩坏,纲纪废弛,道德失范,这样的氛围容易滋生大量的投机分子,涌现机会主义,就是“看风使舵”,“浑水摸鱼”,“趁机捞一把”,“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现象,这些行为对于具体得利者自身来讲还具有较强的特定的意义,亦是象征性的“符号”,乃是对于首要执政者不公政治的一种反叛、报复,从某一层面上讲,恰是对于不公正的一种“纠偏”。因此,我们的分析需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周遭场景,而不能单纯地归咎于纯客观意义的“失节”。

  然而对于战争的最终胜利者来讲,则希望把事情搞得越简单化、越通俗化,就越好。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实际的权力拥有者,而且希望独享权力。这独享的权力本身就成为了享有者的象征性的“符号”,以便进一步自我确证自我的价值,以至于交互复反馈。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年的首要执政者、行政长官与战争的最终胜利者,与当今的执政党大体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具有利益一致性。因此“臂膊朝里弯”,把当年处在互动中的竞争对手都推至“叛徒”的角色,极力予以丑化。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就是当年的局势混乱、政治肮脏,首要执政者、行政长官须负很大责任的,这是社会正义提出的要求。

  6)东方群体文化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淡漠。

  一部分的投敌者为被迫性质的,乃是出于自己的生存逼迫性的考虑。

  中国人普遍认为汉奸、俘虏是贪生怕死的,从而苟且偷生。反之,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便是值得赞赏的“大义”。这种价值观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道义逻辑:放下武器处境在敌军手里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而不在这种处境的则是大多数人。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放下武器的战士必须为大多数拿着武器继续在战斗的战士考虑战争的命运和照顾自己人友方的“面子”。

  这里的情景还得细分和计算,之所以如此,因为在此通常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往往是一个加和博弈或是减和博弈。考虑被俘战士的被迫胁从于敌方而从事军事服务与否,以及参与的客观程度状况,主观态度等等。还有,敌方是否遵守关于对待俘虏的海牙国际公约。假如俘虏拒绝胁从于敌方的军事服务,则会受到怎样的折磨、迫害和损失等等。

  在一个尊重个人价值的文化体系里,个人对于集体利益的服从并非是无上无原则的。随着西方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勃兴,人权观念凸显。康德的至言“人自身就是目的”,既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终极目标,又是指导人们理性行为的纲领。康德的命题又推断出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东方人应该对照出自己在价值观上的落伍现状。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作者:施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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