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行止；分类：经济随想；标签：经济 ；日期：2017-10-30
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错多对少，远的不说，仅看香港历来财政预算案集掌握香港经济脉搏及高薪经济智囊之力对ＧＤＰ的预测经常不中且离目标甚远便了解，然而，经济情况有异动──不论急升（过热）或暴泻（大冷）──记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经济学家、更多是喜欢谈论经济问题因此被人误会为经济学家的各色人等（其中尤以专业训练不包含价值判断在内的会计师评论经济事务最令人惊奇）讨教，记者这样做，当然是有市场需求之故。政治是众人之事，因此人人有资格谈政治；日常生活中何处无经济，因此以为有资格议论经济问题的人特别多。
这种现象，不只本港为然，美国且有过之！于二○○四年创办的非牟利团体“传媒观察”，去周四公布一项有趣的统计，显示在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美国有线电视ＣＮＮ一共用了二百零三小时讨论当前的经济问题，在一共七百二十二名嘉宾中，只有四十一名、约百分之六是经济学家；较早前的调查，显示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八日间，在有线电视上谈经济问题的，只有百分之五是经济学家！
金融海啸引起深层经济危机，本为经济学家一展经世济民才具的良机，何以他们不露一手，而让充内行的“专家”说三道四，笔者的看法有二。
首先是，虽然有小部分经济学家“证实”经济学是“科学”（比如地上的纸币肯定有人捡而拾之），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心知肚明，经济学绝不是如物理学般的科学，其学说不可能通过实验室检验；海耶克一九七四年在接受诺奖典礼上的演说，便力陈经济学是“情操科学”（moral sciences）而非自然科学，他的演词（新加坡科学出版社数年前汇编一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讲词集）写稿时找不到，不过，凭记忆，海耶克大意是说人的思维、见解和经验各有不同，“我”无法领悟和体会他人的行为，要把所有人的行为归纳为计量模式从而进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经济是所有人的行为的反映，由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经济前景因此很难甚至不可测。既然不可测，值此大家希望知道“危机有多深、灾难何时了”人心彷徨之际，深明无法提供合理可行答案的经济学家，又怎敢随便公开指点江山！这正是何以香港八家大学都有经济学系而且各学派的名家云集，可说人才济济，值此人人需要他们指点迷津之际，港人却甚少听见他们的真知灼见的原因。
其次是，刚在网上读到一则有益的资讯，据加拿大经济学家获嘉（M. Walker，设于温哥华的费沙学社前干事）接受电台访问，说他曾当面请教海耶克，何以说服他人改变价值观特别是说服人相信经济自由之可贵是那么困难？海耶克的答案是，思想（idea）是人最珍贵的私有财产，如果你试图说服某人承认其想法错误，等于要他们放弃私产，导致其“资本损失”（capital loss），后果可大可小；为了保护“私有产权”，有“成见”的人因此大都坚持己见。此例用于经济学家更恰当，捍卫私产令经济学家非不得已不肯就不可测的经济前景发表意见──尤其是他们曾经看好而情况突然因为出现“黑天鹅”而转坏的时候。
海耶克这段话可有见诸文字？网上已有多人留言，要获嘉指点迷津。
经济学家的“想法”被事实证实不可行时不轻易修改，说明其“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达致，换句话说，其“私产”得来不易，不肯随便改正，理当如此。至此，笔者又记得二句同样出处不明但人人认为是凯恩斯说的话，当他被问何以经常改变对经济的看法时，他说：“先生，当统计数字改变时，我的看法有什么办法不随之而变。”即使不是出自凯恩斯之口，说者必是绝顶聪明且有智慧之人，这句话的真意在人的价值判断不变，但其分析必须随客观事实之变动而变。
凯恩斯是股市汇市期市的大炒家，想法瞬息万变，此话出自其口的可能性甚高。
上述这些“金句”，不论是谁说的，都大有道理。
金融海啸令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考虑制订新法、修正旧法，以收紧对金融业的管制；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甚且公开宣称“自律已死”（Self-regulation is finished），政府计划从无形之手夺回主宰市场的大权，彰彰明甚。
在政府“阳谋”伸出“巨灵之掌”积极干预市场这种“不自由”气氛下，艾．兰德（Ayn Rand, 1905-1982）鼓吹绝对自私和自由的著作，再度成为畅销书。兰德于一九五七年初版的小说《巨人耸肩》（杨怀康的译名）去年销二十余万册，今年最初七周销量比去年同期多三倍！调查书籍销售情况的TitleZ的资料显示，过去二年，《巨人》的平均销量在阿玛逊销量排名五百四十二，今年迄二月二十一日止，排名已跃升至二十一──今年全年的销量，肯定比去年再跳前一大步──如果荷里活果真一如传言会于今年年底拍成电影，《巨人》的销数必然再上层楼。
《巨人》的主角约翰．盖尔特（J. Galt），过的是完全凭己意决定的生活。他拥有一家公司，有逾时工作或不工作的自由，他不工作，是因为盈利再增便跌入高税率的“陷阱”（在加拿大工作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他可根据本身利益削减员工、收缩公司规模，甚至把生意卖掉，将所得购入有税务优惠的债券，然后四方游食（或游览）；此外，如果条件合适，他可以移居低税的外国……。
在兰德的想像中，假如政府施实太多管制和征重税，“有智力的人”（men of the mind）会罢工、怠工，那意味他们不把他们过人的领导才能、科学发明、创新等等有益世人的东西贡献社会。管制和高税令这些“有脑士”渐渐从市场上消失，他们被政府有形之手逐出市场──劣政驱逐精英出市场，社会从进步变成落后，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盖尔特所做的一切，均以自私自利为念及物质诱因为前提。这种自由自在帝力于我何有的生活方式，对面临政府将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照顾、监管社会各阶层的美国人所向往和怀念。这是兰德著作“热卖”的底因。
这几天正在闲读《花花公子》创办人赫夫纳的传记《花花公子先生》（S. Watts:《Mr. Playboy-Hugh Hefner and the American Dream》, Wiley），可记之事不少；今天要说的是，赫夫纳原来受兰德于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成名小说《源头》（Fountainhead）的影响甚深，她鼓吹无拘束不受规范的个人主义，成为赫夫纳做人处世办杂志的指导原则（页五十四～五十五）。《花花公子》对兰德的访问刊一九六四年三月号（访员为于七十年代成大名的未来学家托夫拉〔A. Toffler〕），后由兰德的“客观主义者公司”以小册子形式出单行本。
二○○九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