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山人:中国官场,吏治危机何日走出?

  世纪之交的中国官场,危机四伏,一桩桩丑闻随着反腐风暴的强大攻势,接连爆出。前段时间又爆出丑闻,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焦俊成,在任荆州市委书记期间,把自己的情妇(原来的三陪女)提拔为自己辖区的某地宣传部长。一时间街头巷尾充满了关于“三陪女当宣传部长”的种种议论,透过这一事件,足见当今中国官场,尤其是中下层官场的状况是多么令人忧虑。而这时,“吏治”这个古老的词汇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口头语。

  地方官场污浊,异化现象令人心忧

  有些地方官场的污浊现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一是贪官污吏,遍布官场。反腐斗争不断深入,贪官污吏也层出不穷。今天还是台上客,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可能会毁掉一个班子。腐败现象是官场污浊,吏治腐败的最典型现象。

  二是卖官鬻爵现象严重。从最近几年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可以窥见这一现象的冰山一角。

  广西陆川县原副县长吴耿岳以舍得出大价买官而知名全国,此公原任县人行行长,其间他先后5 次向原玉林地委书记俞芳林行贿人民币90万元,终于买到一个副县长。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卖官案曾轰动全国、惊动中央。当地有民谣云“位置要动,快把钱送”。检察机关指控王新康利用手中职权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人民币金额36万多元。河南曾是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在王新康之前,安阳市就出了朱振江、杨善修两任腐败市长,这两任正厅级高官皆因卖官鬻爵“前赴后继”,锒铛入狱。而在河南的周口地区,原行署专员曾锦城也是一名卖官鬻爵的行家,曾锦城受贿33.2万元,其中有15起为卖官案件。

  而在一些地方的民间传闻中,各级别官员都有价格,正县长、副县长、县局正职多少,等等在官场里都一清二楚。

  三是买凶杀官现象令人震惊。震动全国的此类案件,就是原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副厅级)雇凶杀害不听自己话的市长一案。因为这起买凶杀官事件未能得逞,最后把严文耀这个大贪官揪出来了。像前段时间的“三陪女当宣传部长”事件的败露,也源于买凶杀官的败露。买凶杀官现象虽然属于个别,但却发人深思,因为它是,“清官受排挤,好官遭打击”现象的极端体现。

  四是干部提拔暗箱操作,一把手一言堂现象,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程序。这一现象尤其在县级官场相当严重。一个三陪女通过造假,可以当上副处级宣传部长,就是典型例子。而在目前的干部提拔过程中,暗箱造作,常委们达成妥协,一把手一言堂现象更不是个别。

  官场污浊直接折射出吏治危机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吏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吏治危机,传统政治模式的必然产物

  吏治一直是让中国历代政权核心人物头痛的问题。吏治也是政权建设的头等问题。那么中国的吏治为什么总是在一定阶段、一个时期后就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崩溃呢?

  关键原因还是我们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模式,就是今天,虽然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沿用的还是中央高度集权、而且权力得不到监督的传统政治模式。可以说,吏治危机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必然结果。

  传统政治模式的两个特征,是产生吏治危机的基础原因。

  一是高度集权,民主成分较少。这种高度集权、民主成分较少的政权组织形式,要求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上强调其政治素质首先要过硬,即要对这种政权绝对忠诚。这种政治要求延伸到选才用人上,就是下级要对上级绝对负责,上级要提拔绝对信得过的人。这使得官吏的选拔往往重出身,重举荐。从春秋战国直至隋初,历代实行过“养士求贤”、“军功赏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等多种选官方式。这些方式基本上是从统治階級,尤其是贵族子弟中选拔才俊。这是传统政治模式选拔官吏的必然阶段。但时间一长,这种制度的陋习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裙带关系盛行,结党营私,人才素质低劣,甚至形成门阀政治。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吏治腐败。

  即使在科举制实行后,只是扩大了选才的范围,给普通文人以机会。但文人获得做官资格后,还是要靠攀关系,找门路才能获得提升。因为传统政治要求的是下级对上级要绝对负责,这种对干部的要求,是裙带关系、结党营私现象形成的必然土壤。

  二是信息渠道不畅。因为无论是古代的传统政治,还是现在的传统政治,基本上都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问题,古代传统政治中的信息传递基本上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正常的各级组织之间,另外一条是言官渠道(即权力监督部门:御使台)但这两条渠道都是封闭式的,时间一长,其信息的传递和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一级欺骗一级的现象必然发生。对于目前而言,虽然有现代化的媒体,但由于在舆论导向实行相当严格的控制。这一开放式的信息渠道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使得决策者往往决策失灵,在吏治方面就很难有大的作为。在吏治出现危情之后,危及政权时才会引起权力中枢震动。但这时,已是冰冻三尺,扭转吏治已非轻易可为。

  事实上,今天官场的吏治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政治模式所造成的。那么,要解决吏治危机,必须从根子入手,在中国官场,导入现代政治的清新剂。

  改革传统政治模式,导入现代政治清新剂

  事实上,我国在吏治方面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但问题一是速度太慢,二是能不能坚持到底,到最后不走样。

  首先是改革干部的委任制度。对各级的行政官员,由过去的上级委任为公开考试,如目前全国各省所搞的公开招聘试点,就是很好的探索。以后在不断完善后,要逐步形成制度。而且每一级干部的提升也要经过公开的选拔考试。通过竞争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通过逐级的考试选拔,提高透明度,尽量杜绝吏治中的腐败。

  二是要扩大信息渠道。目前搞的任前公示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探索。但以后这类制度要通过当地媒体的扩大,真正实现透明。在从基层到中央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应开辟开放式的传递通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三是要改变过去下级只向上级负责的传统政治模式。应是向多数人、向人民负责。这就是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要扩大党内民主。各级政府的首脑应逐步由人民直选。这一进程要加快。

  最后,在权力设置上要尽量分解权力,不能让权力过于集中。

  今日社会的信息化程度已相当高,现代科技、现代传媒相当发达,民众素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很丰富。所以要走出吏治危机并不是太难的事,只要制度健全,目标对头,坚定走下去,就会迎来中国吏治的清新天地。

原载:第三只眼

  作者:京东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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