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洲:中国农民争财产权

  最近,中国江西农民集体反抗事件成了海外媒体中国报道的重点,9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CRAIGSSMITH报道的大标题是《中国农民起来反贪官》,合众社29日电的标题是《中国农民不堪重负起来造反》,法新社8月31日ElisabethZingg的文章标题则是“中国政府面临不断增加的农村动荡”,这篇文章说,八月中旬,江西二万农民因为不堪忍受无法承受的负担起来造反,报道引用专家们的意见说:象江西农民的这种集体反抗,只是中国乡村不断涌动的农民反抗运动的一个插曲。报道还提到,去年在河南有一万名农民与一千名警察发生冲突。

  自从1993年四川仁寿农民暴动,成为1978年农村改革之后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农民抗议政府的运动之后,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农民反抗政府事件便基本上没有停止过,且势头越来越猛。媒体披露出来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另外两次农民集体反抗事件是:1996年,前共产党高级领导陶铸的家乡湖南祁阳农民的反抗事件,和前领导人刘少奇和现任领导人朱熔基的家乡湖南长沙发生的坝塘镇和道林镇两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有上万人以上的农民卷入。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主管的《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四期发表署名于建嵘的一篇题为《利益、权威和秩序——对农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一文中,隐约承认:“近年来,村民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村民们在少数农村权威人士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联名起诉,有的甚至与基层党政干部发生暴力冲突”。美联社的一篇消息则说,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资料,去年中国大陆全国各地共计发生十万件民众抗议事件,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但一般相信实际发生的案件远高於统计数字,因为很多发生在边远地区的抗议事件根本没有被报导出来。

  据观察,导致中国农民进行集体抗议事件层出不尽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大类:

  第一:“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提到的九十年代在四川、湖南发生的三起较大的农民抗议事件,都直接涉及农民负担问题。进入二○○○年之后,关于农民反抗的最主要原因也主要是因为农民无法接受的“负担问题”。

  第二:土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党国印:《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南方周末》,1999年4月2日第13版)由于当今中国的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是另外一个世界,农民还得以土地为生存基础,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保留一块自己的土地,几乎等于就是自己的生命线,“如果连一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也得不到尊重,农民对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留恋?”(同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拨又一拨农民的反抗运动。1993年6月2日,广东揭阳市数千农民因为土地征用补偿问题,封锁高速公路进行抗议。(英国广播公司:1993年6月8日)1998年3月23日,3000河南中牟县辛庄地区农民,封锁从开封到郑州高速公路,抗议政府将他们的土地征作开发区。(法新社,1998年3月26日)1999年7月9日上午,西安市郊区百多名农民因不满政府强行徵地及拆迁房屋补偿不合理,前往政府所在地请愿示威。(多维新闻社,1999年7月10日)

  第三类问题是村民自治问题。例如,1993年,河北某地数十名农民因为抗议乡镇干部操纵村民委员会选举,集体乘火车到中央纪委上访。(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第156页,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透过上述简单归纳,可以发现,导致当代中国农民起来反抗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抗议农村各级政府或准政府侵犯他们的财产权。“农民负担”、“土地问题”极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农民的财产权保障出了问题,实际上,因为村民自治问题而导致的农民反抗,绝大部分也与农民财产权问题相关。

  现今许多人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建设在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式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我看来,村民自治这项制度设计的主旨是保护农民财产权。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共三十条,实际只涉及当今村民自治制度的三大核心问题: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和村务公开,如果再仔细审视这三项制度,则会发现上述三项制度的聚焦点,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如何有效地保障农民财产权益问题上。

  在全部三十条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是第5条、第19条和第22条。第5条确定的“村政府”(村委会)的核心职能是: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第19条谈到了“村政府”(村委会)和村议会(村民代表会)的权力分配问题,这种内容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农民的财产权和财产利益:例如(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按照规定:但凡“村政府”的行为涉及上述农民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事项,村民委员会都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第22条涉及的是“村政府”的村务公开制度。村委会要公开什么呢?首先是将“村政府”行为涉及到第19条的所有事项公开;其次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再就是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以及水电费的收缴等事项。

  既然村民自治制度被设计成为一种保障农民财产利益的制度机制,那么,农民围绕村民自治制度问题的任何集体反抗行为,都具有捍卫财产权的含义。事实上,他们反抗的大多数情形发生在下述两种情形:或者是想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能够忠实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村长,或者是反对村长、支书等人违反《村委会组织法》。

  衡量中国农民是否享有平等自由的公民权,一个核心的指标便是看如何保障农民的财产权。

  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沦为农奴的起点是财产权丧失。合作社、土改,统购统销,人民公社这些制度设计,无一例外都以剥夺农民财产权为核心内容,基于保护剥夺农民财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其他配套的制度设计,例如,户口制度等,则进一步导致了对农民人身自由的剥夺。1978年之后,虽然中国农民获得了非常有限的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但由于依然存在的户口制度、粮食收购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小城镇制度乃至《农业法》、《选举法》等制度设计,农民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共产党政权对农民的歧视和剥夺政策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是解读当今中国农民不断起来反抗的关键。

  剥夺财产自由和剥夺人身自由是孪生兄弟,任何一个政府或任何一级政府,出于剥夺农民财产权的需要,都会倾向于以暴力去镇压农民的反抗和保障剥夺财产权制度的贯彻。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在《自由的历史》中说的“一个不承认私有权制度的民族,缺乏自由的首要前提”这句话,值得深思。

  作者:白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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