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

  中国一部“文明史”,就是因文触祸的文字狱史!

  几千年封建专制,密布之文网,无端之文祸,不知让多少知识分子成了刀下鬼!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却不知道反省制度,去寻求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自身的保护,而是仍然心悦诚服地恭颂起“太平盛世”来。为了加强皇权专制,中国的统治者对待读书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从魏晋到明清,文字狱从诛一人逐渐发展为瓜蔓抄式的株连,动辄诛族、凌迟、分尸。而且,嗜血成性的皇帝们,像朱元璋,像雍正,像乾隆,不需要什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就可以杀人,这样,他们把个中国搞得万马齐喑、满是奴才。

  我相信,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个野蛮的国家。从对待言论、文化、读书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的品性。现在我们才明白,所谓的“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帮臣子们不愿作野蛮的满洲贵族的奴隶,而甘愿作残暴的朱家的奴隶罢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是屠刀横在知识分子的脖子上的“盛世”;所谓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代知识分子们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在很大程度上为的只是一家之邦、一姓之国,而历史(汗青)也不过是专制者的工具罢了,并无多少真实可言。  雍正、乾隆确实不愧为名君。他们有多项“发明”。雍正不仅发明了密折奏事制度,还开启了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先河。

  儒生钱名世赠诗年羹尧“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年羹尧出事后,雍正命钱名世在家中悬挂“名教罪人”匾额,并让数百举人、进士撰写诗文,对他加以批判;诗文结集为《御制钱名世》,发给各学校以作警戒。还有,为治查嗣庭的罪,雍正命人从查氏日记中寻找罪证,从而挖罪证挖到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以加强思想统治。

  乾隆则独创了查办销毁禁书的全国性运动,并且将文字狱与禁书结合,兴起许多文祸,历时二十余年。

  如今,有关雍正、乾隆的电视剧几乎令万人空巷,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新的伟大导师。

  旧中国是文祸之国。文祸就是因思想、作品犯罪。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文化被摧残,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节精神荡然无存,软骨病在中国人中蔓延开来。由此,社会形成了汰优择劣的机制,精英被杀,小人得志。读书人要么曲学阿世,要么钻到故纸堆里去。

  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文字狱绝非皇权时代所独有,它是人治社会共有的产物。当代的“反右”、“文革”就将中华几千年的文字狱“灿烂文明”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几百上千万人罹难其中。可是,谁见过一部痛彻反省的巨著问世?我们的国民得了健忘症!知识分子得了“不堪回首”症!

  最早的文字狱始于春秋时齐国之“崔杼杀太史”。公元前 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中国号称具有独一无二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原来大多是御用工具,是歪曲的历史。汉朝时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也,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宣帝极度厌恶,罗织罪名,说他杨恽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明朝时御用文人陶凯,做过礼部尚书,只因用“耐久道人”之别号,朱元璋谓其“自贱”,杀之。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式教写字,朱氏知道后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

  因厌生杀,奴才之命不如狗!

  唐时武则天假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之手实行恐怖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引起民怨,这时女皇施于反手,让酷吏们做了替罪羊。

  斯大林以“肃反”的名义杀了无数的同胞,然后他指责副手叶若夫“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于是让叶若夫当了替罪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一代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讥讽新党,差点丢脑袋,幸亏王安石等上疏“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加上苏子自己也逐一检讨所写诗句,深刻认罪:“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是与轼不同,以此撰作文字讥讽”,才被从宽放过,贬到黄州;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人亦受株连。

  从此,文字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党派之争、个人之争的工具,检讨、反省成为统治者驯服知识分子的手段。

  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犯有“原罪”的,无法还清白之灵魂。

  秦桧不愧为大“政治家”,他所制造的李光《小史》案等,深文周纳,不择手段,以瓜蔓株连的方式排斥打击异己,文祸与禁书并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苛密程度。康乾恐怕也是拜了秦桧为师的。

  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苦大仇深的人一旦得势,其祸害可能无可胜言。

  贫民无赖出身的刘邦成为高祖后便削平诸王;要饭的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摇身一变成了朱皇帝后便大杀功臣,除了早年解甲归田、奉还赐物的小老乡汤和得以善终之外,余者几乎全部丧命。

  朱元璋还遍撒文网,把读书人一网打尽……

  因表笺中“则”与“贼”似、“生”与“僧”近、“道”嫌于“盗”等,被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诛杀的有: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憬、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常州府学训导蒋镇、陈州府学训导周冕、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亳州府学训导林云……

  因诗被诛杀的有: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朱元璋说“殊”为“歹朱”,杀之;一个叫一初的和尚写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一个叫止庵的和尚写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杀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都被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法网太密而丧生。一日,朱元璋见寺院墙壁上有咏布袋佛的诗“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朱氏恼怒,“尽诛寺僧”。诗人高启写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认为是在讽刺自己,借故把他杀了。张尚礼写诗“庭院沉沉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被“下蚕室死”。陈养浩有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被“投之于水”。

  中国不愧为诗国。多少士大夫因诗丧命,还有人前赴后继地写。他们的才智不是用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用诗来回避或隐喻现实,表现自己的雕虫小技式的创造性。可惜,诗人再聪明,也躲不过蛮横无理的屠刀。孙贲为凉国公蓝玉的藏画题过诗,于是被斥为蓝党处斩,临刑前他咏前人诗“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朱元璋得知后,指责监斩使:他写有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报告,却把他杀了?于是,朱氏下令杀了监斩使。朱元璋还得摆出爱诗爱才的样子。

  随着“文明”的进化,清朝的文字狱又达到新的高峰。顺治时,发生了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庄廷龙案等,其中数庄案最为凶残。庄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康熙时,发生了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特别是朱案中,方旦抨击理学之精理不精数、老庄言道不言动、思维在心不在脑等,被时下推为“圣人”。可惜,所谓的“明君”康熙却指责他悖逆圣道,加以处决。雍正时,发生了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其中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陆生楠、徐骏等被处决或戮尸。徐骏是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到“圣主”、“十全老人”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

  这就是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古代中国的太平盛世是以杀戮为基础、以奴役为代价的。

  (编后:千秋青史,斑驳文案,皇帝们手忙脚乱的镇压,亦不过有力地论证了思想的可怕与专制的脆弱而已。只是,异端之思想往往比野草强健得多,焚烧过后,非但会茵茵重生,甚至还要漫山盈野,更加郁郁葱葱,不可收拾。刀子磨得再快,怕也有些来不及。)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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