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三文:升官与发财

  有人有这样一种逻辑和结论: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太低了,根治腐败的出路是给他们加工资,这就是“高薪养廉”。

  这确实是相当多的国家根治官员腐败的一种办法,也可以说是根治腐败的一个前提。但在中国,这不是当务之急,且不说政府财政拿不出巨额的资金为官员们增加收入,更关键的是谁也无法担保,官员们拿了比现在的合法收入多一倍或更多一些收入就会廉洁起来,可能更多人对此的答案是“不”。

  以广东出名的王建业一案为例,他能做到到处走而不带一分钱,这种待遇,恐怕要远远优于政府给他加一倍薪水。如果王建业对加一倍薪水有满足感,他也不至于命赴黄泉,甚至还会继续升迁。戚火贵、李乘龙不搞这么大的贪污受贿,只收礼节性的红包、礼金(也应属于腐败之列,但被认为是“不合法但合理”的腐败,一般没有风险),也有远远高于薪水的收入,也能过上很优裕的生活。但他们显然对此也没有满足感。笔者相信这种没有满足感的普遍性与腐败的普遍性是平行的。

  为什么没有满足感呢?

  这要看人生的投资者是以什么条件,以什么样的心态进行投资的。

  比较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就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官员一般是在解决物质生活问题(比如经营企业、开只律师事务所)之后进入政坛的,他们从政主要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欲望——他人的认同感、自己的成就感,而在物质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他们一般没有利润期望值,也就不太可能从职务中去捞取经济利益。与此不同,中国的官员大都从基层做起的,这就决定这些投资者基本上是一穷二白入市的,他们把人生所有的利润——经济利益、认同感、成就感,都寄托在仕途上,由此,通过职务方便获取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当然大得多。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重大区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那多人都热衷于当官从政,也就是从政方面的热度远没有中国那么高。

  笔者认为,正是长期以来由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从政方面的投资过热,导致太多的人抱着太高的利润期望值进入了官场。在一场过热的投资活动中,胜利的往往是投机、暴利欲望最强烈的人。说现在中国的官员是整体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恐怕很多人会反对,但反过来说,长期以来,最大量的优秀青年都当官去了,可能很多人会赞同。前文提到的王建业、戚火贵、李乘龙都是同龄人中才智超群者,即使在同僚中,也属政绩卓著的。不要忘记了,才智越优秀的人,很可能就是对人生的利润期望值越高、暴利欲望最强的人。而当官能得到的合法收入在经济方面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暴利欲望,为了获取暴利,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贪污、受贿,这就是腐败的开始。

  为什么从政的投资热度会那么高,投资者又会把那么多利润期望值带入仕途呢?

  投资热度高应该有两个原因:1 )这个行业利润高,2 )投资者找不到别的投资渠道。

  现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实社会的经济状况、社会分工决定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比较单一,相当长的时间以来,大量的人才找不到比从政更多、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

  很容易发现,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也是多元化的。比如说在美国,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选择去当一个公司的职员,再逐步开办自己的公司,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渠道,而不是选择进州政府当公务员。

  在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几千年的王朝时代,农耕社会的社会分工是单调的:要么是“劳心者治人”的脑力劳动者,主要就是王朝的官吏;要么就是“劳力者治于人”的体力劳动者,主要是农民。除了这两极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分工。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流向,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只要在解决肚皮之外还有一点经济能力,有一定的智力,都在作着向脑力劳动者转变的努力,主要办法是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人力资源的流向决定了最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成了封建王朝的官吏,所谓“学而优则仕”,而封建王朝的皇帝,也就有了“天下英才,尽入我囊中”的得意。不过皇帝老儿的得意也是愚蠢的,因为这些人才整天把报效天子挂在嘴上,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几千年的王朝,吏治几乎从没好过。

  现在已不是王朝时代,中国社会毫无疑问地正在迈向现代化,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分工也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总体上“学而优则仕”的人力资源流向还基本沿循,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内地一些地区。政府的功能如此强大,政府官员地位如此之高,利润显而易见,没人能不把当官当作人生投资首选。本来,现代工业的发展是改变社会分工、拓宽人生价值实现渠道的最佳机会。但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现代工业都是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里,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企业控制者(领导)——按前文说法就是能最大地实现人生的利润的人——不是以资本的占有者、股东或董事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即使想在企业里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利润的人,最后会发现最好的归宿依然是当个行政官员,简直是殊途同归。国营经济的这种性质现代工业改变社会分工、拓展人生价值实现渠道的可能性留在纸上。从政的投资,依然过热。

  近年,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大型的跨国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成了优秀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去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它们正在改变社会的人力资源结构与流向。那些进入公司当了高级白领的年轻人,会逐步发现,除了当一名行政官员,还有更好的过上体面生活、实现人生抱负的办法。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有这种看法,而又有足够多的企业能容纳这个社会的优秀人才,腐败现象就会逐步式微。

  所以,笔者认为,根治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两点,一是调整政府的职能,逐步淡化政治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让出售权力的官员找不到市场;二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淡给国营企业的行政色彩,拓宽人才就业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改变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力资源流向与结构。当然,这些都非一朝一夕的事,可喜的是,这些变化正在中国出现。

摘自《南风窗》

  作者:方三文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社会透视 » 升官与发财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