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中国百姓的“生存系统”

  现在的“文化”往往被搞得很庞杂神秘。但在文化人类学的鼻祖英国的泰勒爵士那里,文化的定义却很简明,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生存系统的总和。尽管文化学自泰勒后,已经有了二百年的历史。但我还膺服泰勒的观点。比如中国的文化,若站在百姓生存的立场上看,就可以称之为“恳求文化”。这“文化”可以追溯到《诗经》以上及更远,什么叫恳求?《硕鼠》篇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就是“恳求文化”。

  文化既然是生存系统的总和,当然需要很多“配套(件)”的东西。“恳求文化”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配件之一。这本是个有良心的封建小吏的自勉,不过由于这是“自选动作”而非“规定动作”,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说说而已。尽管是说说而已,也仍有其“价值”,因为连这都没了,岂不彻底绝望,要出大乱子?

  也因此,与“恳求文化”配套的还有个更重要的东西——“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其实一句话就可概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统治者的自警,怀柔的本意并不是道德修养到一定高度的内心诉求,而是知道“恳求”变成“绝望”的极度危险。慈禧太后还高度重视过小白菜的冤狱——口头批示重审呢。

  弱势阶层一副恳求状,是因为无力抗拒,只能寄望于权势者天良发现。但权势者的天良是不大容易自动发现的,偶尔有几个能以“卖红薯”自勉的,便成道德楷模,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矗立在草民心中。但一个清官能让许多代人念念不忘,说明“清官”纯属稀有品种,是不能指望的。所以站在现代的立场上看,有关清官的文学纪实越盛行,就越说明草民处境的糟糕。所以,什么时候“清官文化”在中国彻底破产,中国的事就好办了。

  中国的事现在还很不好办。比如有这样的说法:“要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当做大事来抓”。

  这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更莫名其妙的是人们似乎还要为这说法感激涕零。当然,由于所受教育不多,要中国百姓全都能理解“未经纳税人同意的征税就是暴政”不但有困难,拿着这样具有高度真理性的格言与权势者理论也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比如农民遇到“三乱”。害怕“三乱”的农民现在还不得不依赖恩赐的“明白卡”,上面写明什么费用该交,该交多少。只要没未列入的项目,农民可以拒绝。

  但权势者滥用权力造成的乱子何止有三,简直一抓一把。

  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几千万流动在全国各地的民工苦于火车站司售人员、站前派出所的警察与票贩子勾结,总是要期待有份量的人物说一句:“要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当作大事来抓”。

  老百姓关心的事太多,不可能都“被当作大事”。所以许多事情的大小,最终要取决于自己。比如为电信局多收了几块钱,你若忍气吞声,这就是小事;若执意打官司这就是个大事。

  什么时候,中国的百姓都有了这种“小题大作”勇气和韧性,如果中国人早有“端起碗来吃人,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那“中国就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鲁迅语)。

  也因此,在我看来,20世纪之中国的最伟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民告官”开始成为正常现象,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真正有了朝公民社会转向的可能。这意味着许多人开始有了真正的觉悟。

  说起“觉悟”这东西,中国人也不陌生。但从前所谓的“觉悟”,不过是“洗脑”和“统一思想”的代名词。

  以制造文字狱出名的雍正曾搞过一本与反清知识分子辩论的《大义觉迷录》,这书乍看上去有点宣扬“真理愈辨愈明”的意思。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为“提高民众的觉悟”,竟屈尊把自己放在辩手的位置,真是难能可贵。

  文革更是制造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巨大怪胎。若考虑到这是一方从没产生过像样的宗教信仰土地,就知这表面像开启民智,实为愚民運动的遗产,绝对是亘古未有的奇迹。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再次宣告马克思抨击普鲁士一文的正确:这世上什么都可以“统一”,连拉屎放屁都可用统一,就是思想不能统一。

  当然,现实并不会因为2001年1 月1 日这个“绝对新纪元”的来临就能脱胎换骨。

  “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要改成“不与民作主,必须卖红薯”还需假以时日。

  “领导干部要自律”、“请各单位自查在某方面是否有违反乱纪行为”这曾经多次出现的可笑说法还有可能出现。

  “领导干部的子女不得经商”:“礼品价值超过几何必须上交”等陈词滥调,还会持续甚久,需要“三令五申”。即使更可笑的“领导要管好身边的人”也不能完全说是官样文章,因为这本身就指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领导本人要是不管的话,别人就很难有辙了。

  什么叫觉悟?这就叫觉悟。

  有个杂志刊登过这样一组“人民语录”:“狠抓”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重视”就是标语,“落实”就是动嘴,“办公”就是休闲,“验收”就是宴会,“检查”就是喝醉,“研究”就是扯皮,“协调”就是勾兑,“实事”就是摊派,“政绩”就是神吹:“数字”就是瞎编,“汇报”就是掺水。

  20世纪的最后20年,腐败成了全中国人关心的头号问题。尽管腐败从来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再不信什么“自律”、“自查”,不但不信,甚至对某些徒有形式的规章制度嗤之以鼻,这绝对是中国人觉悟的证明。

  去年初去海南,偶然得知有个已经下野的“老相识”(本人原供职单位的部级高官)高某正在那盖别墅。据一参观过这别墅的熟人说,高某自称别墅是用官拨经费所盖,是待遇。

  这经费来源之虚实不得而知。就算是“保留待遇”(这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那么它与“申报”的关系如何?

  曾问过几个老同事是否知悉高氏别墅,他们均说不知。他们不知早在意料之中,有此一问,不过是想告诉他们有这件事而已。因为想到“申报”的操作性,我就琢磨,若非偶然,我又从何知高氏别墅的存在?从何得知高氏别墅是否申报?更不用说弄清这别墅是“待遇”还是赃物了。

  《三国演义》说,曹操大破袁军,缴获许多官员私下写给袁绍的献媚信,曹操没追究那些动摇分子,一把火把这些通敌罪证烧掉了,那些一屁股屎的官员大为感动,曹操此举真是有如再生之德,焉能不死心塌地地为之卖命?其实向来喜欢密布耳目的曹操怎么可能不知那些通敌信件的“作者”,这不过是笼络人心作秀。仅有申报,而没有公开,恐怕也会如此。老百姓非但无由得知哪个是民贼、走私犯,反而是腐败势力由此又加固了同盟。

  中国近年时有这样的新闻:窃贼入户爆窃,导致大贪官现形;还有诈骗犯用匿名信讹诈贪官的精采故事,且几乎每诈必中。这与曹操的做法相反相成,是一体两面。曹操是巨奸,做的是“长线投资”;后者是小鬼直接到贪官的小金库挤提赃款。所谓“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这叫各有各的道。

  财产申报制度要见实效,显然也需要配套工程,起码得把可笑的“自查”改为“他查”,把“领导要管好身边的人”,改为“打狗不看主人面”?没有这些配套措施,申报制度不会比小偷、诈骗犯更管用。

  相信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希望。但“希望”一词又近乎“恳求”了。最近看了不少“展望新世纪”的文章,很多人仍在为人的一些基本需要喋喋不休。真不能不浩叹“恳求文化”的源远流长。所以光有觉悟还是不够的。中国人的生存系统确实需要好好改造了。

摘自FM365

  作者:赵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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