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21世纪已经来到,在新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在经济上将面对哪些挑战?我个人经过思索一番,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一、中国经济仍在明显跛行中

  从所有制结构看,1978年时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各占77.6% 、22.0%和0.4%,到1999年底就已渐变为28.3% 、18.2% 和53.5% ,暂且不论集体经济中有多少是“戴着红顶子”的私营经济,总体上“以公有制为主导”或者还有可能,但“以公有制为主体”在上世纪末已不复存在。鄧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需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两条腿走路”,而渐进改革已日现其跛行的弊病,非公经济缺乏利益代言人,渐进体制孳生出的既得利益阶层,已从初期的改革推动者沦落为深化改革的阻碍者。改革中积累下来的尖锐问题已到了必须非总决战不可的关键时刻,用一条腿跳跃前行并试图绕过所有制这一“硬核”的试错型改革,已急需更大胆创新的支撑。

  二、中国社会阶层调和路途维艰

  据何清涟女士估计,目前中国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阶层约有700 万人左右,且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以知识分子、演艺人士、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和私营企业主为主的中间阶层约有2930万人左右,上述人等构成了中国新兴的中产階級。宪法上规定的处于领导階級地位的工人階級及位于“次领导階級”的农民階級事实上已处于边缘状态。目前以家庭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约在0.444 左右,显示出贫富差距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一方面是中国产权保护机制残缺不全,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私有财产保护仍显暧昧,使中产階級心存惶惑;另一方面是中国收入再分配机制迟滞,如何保护和赈济社会弱势群体仍极棘手,调和社会阶层冲突陷入两难的困顿。

  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捉襟见肘

  世界银行曾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指出,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到城市型工业社会的急剧变迁,以及尚未完成的改革的不稳定性,使就业和收入无保障状况日益恶化。估计目前下岗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在3000万人,而乡村潜在失业人口则以亿计。此外,人们对医疗、养老、教育的忧虑也颇浓重,粗陋愚昧的“鍅耣功”之所以能蛊惑人心,隐约折射出人们对明天悲喜不定的心态。估计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网需要耗费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即3 万2000亿人民币,如何为庞大的失业大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将是未来50年中国政府必须穿越的险滩。

  四、中国金融风险尚待化解

  估计目前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约为3 万亿人民币,并且广义货币(现金加存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146%,居全球之首,央行货币政策司决策层担心这可能隐示央行支付风险正在加大。将上述状况理解为中国金融界的腐败恐属误解,这主要是银行信贷在渐进改革中作为“准财政资金”使用的结果。不管是政府的“债转股”措施也好,加速坏帐撇帐也好,在终结旧问题的同时都是新问题的开端,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度缩水,意味着中国政府至少需付出耗费其未来20年全部税收收入增量的代价。

  五、中国农民的困苦趋于显性化

  从安徽风阳农民用按血手印的形式偷偷搞土地承包,到江浙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显示出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单纯是强势政府引导的产物,而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但近年来农民的困苦却弱化了这种基础,仅农产品价格在近四年来就滑落了31% ;此外,农民收入下降的同时每年苛捐杂税却逾2000亿元,约为政府农业补贴的三倍。可见“贱商商富,尊农农贫”并非事实,农民所受之盘剥甚烈。20多年的改革已经让“谁来养活中国?”的诘问成为笑谈,但在21世纪政府仍需缔造另一个让农民相对富足的奇迹。

  六、资源制约和环境恶化令人不安

  中国可谓地大物不博,其人均耕地、森林、水资源以及大部分自然资源都未达世界平均水准。仅以石油为例,未来原油产量最多不超过2 亿吨,且开采成本每桶高达6 美元,约为油盟国成本的三倍。去年中国进口原油约6300万吨,花费了128 亿美元,估计在2007年左右中国石油自给率将低于50% ,中国已再度步入石油短缺时代。这既可能给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也可能对国际原油市场造成冲击。水资源日益枯竭也成结症。此外,生育高峰和经济粗放增长正蚀害着日益脆弱的环境,千年古城沦落为全球10大污染城市。未来中国如何突破资源制约瓶颈,如何再造秀美山川可谓任重道远。

  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人民福祉的提高,远远超出了前80年的总和;相信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也只是漫漫征途中的暂时关隘,一个更加繁荣文明的大国值得期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同济大学博士后研究生

原载:《联合早报》

  作者: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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