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实践标准”的悲剧

  二十多年前,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席卷神州大地,冰封的思想领域开始解冻,虽然仍是乍暖还寒,但是,涌动的解放思想的春潮已是无法阻拦,久遭压抑的中国人民终于蹒跚着迈出了摆脱红色政治迷信的步伐。

  不幸的是,我们告别旧迷信却是为了迎接新教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又不容质疑了。我们只能阐释它的神奇,而不能探讨它的局限。每年一度的纪念,也蜕变成了定期的膜拜。不知不觉思想解放问题变成了思想赏赐问题,就连那一点自由的可怜影子,也烟消云散。

  不断重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调子,是当代中国的大悲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当年为冲破“两个凡是”这样的政治迷信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慢慢发现,如果只靠实践标准,不但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思想僵化和迷信的羁绊,而且还可能成为新迷信新僵化的理论依据。

  可以说,不断重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调子,是当代中国的大悲剧。它的背后蕴涵着一个中国发展的政治死结。

  因为实践永远是人的实践,实践自己不会说话,不会自动纠正错误肯定真理。当赵高指鹿为马时,遭殃的不是赵高,而是那些说鹿是鹿的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单靠靠实践标准,无法解决政治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

  实践永远是和人的主观判断联系在一起的,而且需要通过人来表达实践检验的结果怎么样。这样一来,对同一件事情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三可能说实践已经证明它是错误的,而李四则可能说实践证明了它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以哪种意见为准呢?实践标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实践标准能自动起作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怎么会发生呢?而且人又不是天使也不是机器人,即使是真理摆在眼前,也还是可能受到私欲、偏见、偏好、情绪等因素的制约或控制,此时,“实践标准”能起什么作用呢?即使所有的人都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也还有用谁的实践来检验的问题。清政府的实践和孙中山的实践岂会是一回事?对小偷和警察来说,就会有一套经过各自的实践检验,行之有效并截然相反的思想和理论。政治领域也一样。“实践标准”能解决这个矛盾吗?

  于是,自己的思想见解遭到压制的人只好声称要为真理而斗争,实际上也便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不但要斗智,而且还要斗勇斗力,只有实践标准,还可能是斗得你死我活,斗得天昏地暗,结果如何,就得看你的力量、时机、智谋等等了。

  更有甚者,理论上讲,实践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解放思想的基础,也可以成为实用主义和独断论者的工具甚至棍子,借以压制言论践踏人权。

  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来说,依据这个标准,可以指责对方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厚古薄今,用死人压活人,是言必称圣贤行必翻本本的教条主义,从而冲破陈腐和僵化思想理论的束缚,张扬新见解新思想。不过,倘若你无权无势,处于遇罗克、布鲁诺的地位,这样干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实用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依据这个标准,可以灵活运用,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斥之为教条主义或脱离实际,自己满意的东西则誉之为实践需要,可进可退,可守可攻,守可曰本本中某些东西已为实践所证明乃是万古不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对反对意见扬起独断的棍子;进可以断章取义甚至弃本本经典于不顾去补充去发展。对专制者来说,利用“实践标准”可以将思想言论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人们可以时而感到思想解放的步子,也可时而感到紧箍咒隐约可闻,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 宽松了” ,但是风是雨,是暖是寒依然变幻莫测,也正是因为这样,笼子是大了,相对鸟儿来说仍不是可以自由飞翔的天空。虽然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一步思想观念上的超越都可能走得极其艰难甚至代价沉重,但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幻觉,以为问题出在没有真正坚持实践标准,从而冀望于统治者的神明无私,根本意识不到实践标准本身对解决思想理论分歧就无能为力。

  也正因为这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成了新的戒律。

  表达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是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国有着悠久的统一思想观点的专制传统。所谓文明古国,实即专制古国。

  古往今来,中国的统治者和卫道士在容不得不同意见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尚同的统治技术一代比一代高明,一代比一代阴毒。

  就是在“百家争鸣”之时,诸子之中“统一思想”的专制倾向就很严重。比如,在《墨子。尚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 在墨子看来,如果没有政府去统一思想,人民之间就会” 离散不能相和合”.但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到了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奉儒术为国教,政府既是政治权威,又是思想理论权威,搞的是思想理论国有化,实行一种声音一个调子。在中国,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不但渊远流长,而且为祸甚烈。

  可是事实上,人内心的的思想认识是无法统一的,因此,统一思想认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人们的公开表达而言的,它实际追求的是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统治效果。

  因此,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就只有制造政治迷信,要求人们绝对信奉某种思想理论,这招不灵则用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甚至齐之以刑的方法,软硬兼施,最后堕落到举国上下的人说话作文都犹如一个留声机里放出来的。

  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可能使错误的东西比正确的东西更深入人心。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当年階級斗争”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不就体现了这样的道理产生了这样的功效么?因此,到了专制者自己想改弦更张时,又要大张旗鼓地去宣传灌输新的一套东西,在新的基础上又去重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如此反反复复的运动式做法,都是以专制者的是非为是非强行给人民灌输。对社会来说,还是不允许独立自由的思想存在。国民去了旧枷锁,戴上新镣铐。

  可以说文革是” 尚同” 极致的表现。文革中,无处不在的单位、集体、组织,使人们犹如一枚枚螺丝钉一样,你的一切都受制于统治者。经常性的学习、批判、总结、表态等等,使生活在” 单位” 、” 集体” 、” 组织” 中的个人,除了极少数有胆有识者不随波逐流之外,大部分人往往都会身不由已地驯顺服从。而对敢于直言者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更使人们在可因言获罪的文化思想恐怖中人云亦云保平安。空洞的说教、虚假的论证和公开的谎言成了社会时尚,见不得人的东西冠冕堂皇。这不,本来林彪集团的垮台已证明” 文革” 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但依然被宣扬成文化大革命的又一” 伟大胜利” ,” 充分证明了无产階級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因此,至于你内心是否真正相信宣传的那一套或真正关心那一套,并不重要,而你在表面上却不能不参与,不能不表现出相信和关心来。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来说,这就足够了,因为你已经” 听话” 了。由此,社会出现普遍的” 言不由衷” 的双重人格,自感渺小的普遍心态,人们既是” 尚同” 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 尚同” 的支持者,对于” 异端” 表现出同样的不宽容。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不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么?

  但” 尚同” 只会导致表面高度一致,实质则是一盘散沙,虽说也是一团,却无凝聚力。因为它是通过人们的无条件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泯灭独立人格来实现” 一致” 的,在” 改造人” 和培养” 新人” 时,实则是摧残人和导致人的自虐,堵塞了人们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途径,剥夺了公民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利,这样的社会必然会走向停滞和僵化。

  在这样的状态难以为继时,便会出现变革的要求。一旦稍微” 宽松” ,压抑已久的思想又会重新活跃起来,旧的僵化思想就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这时,有人便会要求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力求维持旧现状,当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吴冷西就说:”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思想僵化的人对于新情况新事物往往更敏感。但他们说出的又往往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此时,也可能会有人明智地做出另一种选择,在不丢专制制度这一根本的前提下进行革新,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宽松来。宽松只是” 尚同” 之下的有限开明,而不是自由的象征。

  无论专制者多么开明,只要有” 尚同” 存在,就必然有思想僵化和思想禁锢的存在。要迎接新的思想解放,就必须先彻底破除” 尚同” 观的束缚。

  这就要求有表达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的权利。可现实中,有的人不怕批《武训传》、不怕反胡风、不怕反右、不怕大跃进、不怕文化大革命,不怕灾难和不幸,却怕争论怕不同意见。怕所谓的” 思想混乱” ,就不怕舆论一律,可仔细想想,这些历史悲剧哪一次不是在舆论一律中上演的呢?只是不幸的人民多忘事。

  一个国家要健康发展,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求新知识,而” 新” 就意味着与过去不一样。就连毛泽东也说过:”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是毒草。” 可见不能搞舆论一律,弄统一口径,要造成能宽容不同意见的政治环境,不能以思想观点来划这” 分子” 定那” 派” ,以言治罪因言致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据《真理的追求》1998年第2 期报道,法国将隆重举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活动,并且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人类的解放?但法国还是法国,它并没有因此天下大乱,这难道不值得一天到晚害怕思想混乱的人深思么?思想理论的活力和生机来自于开放和交流,而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此,毛泽东说:”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么,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容许持不同思想理论观点,不是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可以持不同意见是一种公民权利。思想理论中的是是非非,只能在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不要把群众当成是婴儿,什么思想观点都要自己尝尝才敢喂,久而久之,难免将少数人的胃口当成人民的胃口。我们应该肯定民自由判断的权利,不要害怕争鸣。

  要解放思想,各种观点可以自由讨论,互相争鸣,这就要求有独立的舆论工具,不为一党一派所垄断,这样才能为表达新见解展示新思维提供广阔的天地。否则很难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舆论环境。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当年针对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不就说过:” 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 实际上冠冕堂皇的这性那性,根本上就是要奴性。当时若没有鄧小平强有力的支持,喉舌也就只能发出” 凡是” 派的声音了。在这一点上,五十年来的惨痛教训,可谓天天有时时见。可见,舆论工具为一党一派所垄断很容易导致舆论一律,报纸天天印,广播天天播,电视天天放,很热闹,实际上偌大神州只一个钦定的调。可见,是否有表达独立思考之结果的舞台场地也同样至关重要。否则就会” 尚同”.

  言禁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猖獗的根源

  那种认为思想僵化的根子在于没有坚持实践标准的观点,实际上是看错了病,开错了药。其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猖獗的根源在于实行言禁,在于没有言论自由。

  本来思想和科学应无禁区。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任何设置不许越雷池一步的禁区的做法就是制造迷信,扼杀科学。

  因为设置禁区就意谓着会承认某些领域、某些问题、某些观点不能接触、不能探索和争鸣。这必然导致思想僵化。给科学设置禁区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八股文八股调盛行的根本症结所在。就会出现鄧小平所尖锐批评的那种现象:”书本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 说话做事看来头观风向,跟风随风不犯” 政治错误” ,人为设禁区实则是将一个民族引向不动脑筋不想问题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境地。

  只要设禁区,” 两个凡是” 的迷信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表现出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把一种思想理论观点或理论体系神化时,自已也就成了护法尊神,不也就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了么?政客和阴谋家喜欢玩的就是这一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不断地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可为什么偏偏不少时候教条主义盛行呢?这很值得琢磨。

  本来中国人大都是鄙视死抠字眼的,因而真正的教条主义者其实也很少,政客更是如此。毛泽东说过:” 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而历史上也正有人总是不去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实用主义的需要来任意处置、肢解、割裂圣人的经典,或玩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手法。这里也会有争论,但这就像拔河一样,双方拉的是同一根绳子,只是方向不同摆了。林彪不就说过,” 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义” 吗?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作这种实用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而只有政治权贵及其附庸和御用文人才可以。对其他人是禁区重重。

  有禁区,就有危险和恐惧。在这种状态下即使要坚持正确的观点,也不得不翻本本找经典,不说子曰诗云云还不行。如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搞《汇报提纲》,为了阐明和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观点,他强调,一定要找马克思的原意,要找到原话,跟” 四人帮” 斗。形势逼人,只得将科学论证寓于引证经典的语录之中。但是这种办法也并不一定就那么好使,因为至少可以被指摘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口头上持着马克思主义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实际上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真是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此状态下,讲话要防明枪暗箭,作文要防陷阱阳谋,文革中的神州大地不正是这样走向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么?可见,只要有禁区,就会有本本主义,有教条主义滋生的肥沃土壤。僵化的罪魁祸首是言禁。言论自由才是对症的药方。

  批评探讨无禁区

  只有公民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自由不受政治权力的践踏,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应该抛弃一碰到不同意见就大惊小怪的专制恶习,我们应该学会并习惯将” 说” 和” 做” 区分开。因为执行政策和对政策有不同看法,遵守宪法和法律与批评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是不能等同起来的,” 做” 的禁区并不同于” 说” 的禁区。对于法律、政策,确实是” 不理解也要执行” ,但不能将法律政策文件本身排除在可以探讨、研究之外,不允许提不同看法甚至反对意见。批评探讨无禁区。比如,刑法学教授在课堂上在文章中都不赞同刑法中有关投机倒把罪的规定,没有人会说这是违法犯罪。” 说” 和” 做” 不是一回事,因为大家都懂得在行为上每个人必须遵纪守法,但对所遵之纪所守之法可以保自己的不同意见。可见即使冷冰冰的法律也不应强制人们从心灵到肉体都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它只规定行动不要犯法,而不是要求认识一致。法律政策文件只是行为的规范和指南,但不是思想的樊篱,探索的禁区,更不等于就是真理的顶峰所在。

  如果将” 说” 和” 做” 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就会是只能一个声音一种调子,就必然是一言堂,必然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人们进行” 思想改造” ,从而达到” 统一认识”.不能自由表达意见,但人们在事实上又不可能意见完全一致。怎么办呢,就只好以言治罪,思想划分敌我,强调斗争,反对宽容。这是” 文革”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这不是对公民的要求,因为它需要的是驯顺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公民。

  因此,必须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尊重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甚至不应怕人们得出” 错误” 观点,而且应该有犯思想观点” 错误” 的权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没有谁能做到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如果必须句句是真理,从孔夫子、柏拉图到马克思、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伟人都应该闭嘴不说话束手不写文章。不难想象,如此苛刻将会造就怎样的民族怎样的世界!

原载:文化中国

  作者: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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