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武:说话的权利

  生而为人,先有生存权,而后才能谈说话权。乱世之中是谈不上什么说话权的,能保住命就算万幸了。你就是骂几句皇上,也没人理会,皇上没准儿(虫卷)曲在敌国的囚笼里,哆哆嗦嗦地吟唱“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呢!当硝烟散尽,秩序建立,历史的车轮驶入“清平盛世”的时候,食能果腹,衣可蔽体,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匹夫”们就不安分了,想直抒胸臆、畅所欲言、纵论时政了。但是别得意,倒是这时该管住点自己的舌头了。清代大兴文字狱、多少文人志士因言获罪的时候,是秩序井然的时候;1957年,先动员人们“提意见”,然后再挥起“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大棒挨个儿痛打的时候,是“专政”巩固的时候;到了“文革”时期,“祖国山河一片红”,人们最熟悉的语言是“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乱说乱动”,那时候不准说话的手段已发展到极致,更直截了当、简单明了——像张志新那样,喀吱!被一刀割断喉管没商量。

  如今,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随着法的健全,人们说话的自由度便逐渐增大。人们的兴趣和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不是成天发表高论。就是有那么几个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主儿,也不至于把社會主義的车轮推向岔道。

  当然,言论自由,绝不意味着可以没遮没拦。只是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却是一时一个标准。有多少因言获罪者,其罪名无不是妖言惑众、(上虫下皿)惑人心,事后看却不过是说了几句真话而已。专制的可怕,就在于专制者总是能找出充足条款为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作诠释,而我们是在不知不觉地接受它。等到我们感觉到蹋的危害时,刀已经插入喉管了。我小时候,由于无人看管,就常被母亲带到单位。开会的时候,我被再三告诫“不准说话”。领导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间长了,我就忍不住想发言,母亲见状,忙以手指作撮拢状,我就知道应该闭嘴了。这种启蒙教育,真是刻骨铭心,我至今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却是从小就知道不该说什么,因此便错过了不少发展的机会。到我为人父的时候,就立志从小培养女儿敢说话的胆量。女儿上四年级了,晚上睡觉前还是软缠磨硬磨要人陪。我给她讲一番要勇敢的大道理,她却说:“倒不是害怕,就是一个人孤独。”我颇不以为然,小小年纪哪知道什么孤独。但她言之有据,说上幼儿园时就知道什么是孤独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位淘气的男孩把剩饭倒进了水池子,正好被我女儿看见了,男孩怕挨骂,竟跑去向老师打小报告说是我女儿干的。小女初涉人世,尚不知世道险恶,显然是第一次遭人算计,不知所措。本想据理力争,而老师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就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通,她满心委屈无从诉说,孤独之情便油然而生。别看这是些小事,我们说话的权利,其实就是从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开始被剥夺的。

  孩子是弱者,弱者的权利是难有保障的。而弱者的自由度,正是全社会自由度的晴雨表。二战时期,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由此我就想起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捍卫别人其实就是自卫。如果我们能粗暴地剥夺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利,就意味着有朝一日自己说话的权利也会被剥夺。

  作者:张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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