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山人:工业豪门的失落说明什么?

  刚刚过去的2000年里,深圳市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超过了天津,跃居全国第四位。如今全国大城市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排序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天津做为曾雄居北方的工商大埠,如今明白无误地沦落了。1998年天津人还曾有过短暂的兴奋时间,那年天津的GDP 超过了北京,但两年后,却被北京远远地甩在后面。

  如今,天津正像一位没落的候门浪子一样,眼瞅着一个个崛起的城市新贵们,心里充满了苦涩。不要说广州、深圳,就是和沈阳、大连、青岛这些城市比,天津都有些显得灰头灰脸。

  那么,天津为什么沦落呢?它沦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依笔者看来,天津的沦落,主要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适应,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太弱,对市场经济认识不足造成的。其实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工业豪门沦落的普遍现象。重庆、武汉、沈阳、等老工业基地,无一不在市场经济的角逐中败下阵来。

  探究这些年来天津经济发展的失误,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

  一是城市定位在计划经济体制瓦解过程中出现失误。天津紧邻北京,北京做为政治、文化中心,人口绸密,消费能力强,必然是北方的商业中心。而天津总是希图重振北方工商业中心的昔日雄风,其实这有些一厢情愿的味道。在政策上得不到扶值,靠自身实力又难以实现。天津注定要在北京的阴影下找寻生存空间,确定自己的城市角色。但这一点在计划经济体制瓦解的初期,并没有获得清醒认识。在原有工业基础和工业实力转变为经济劣势之后,天津应该往何处去,天津还有什么优势,其实是天津定位的重新选择。遗憾的是天津并没有抓住北京,并没有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为华北的主要出海口。并没有与北京一起共建京津经济圈,在两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是在骨子里想单干想独自逞强。结果北京与唐山共建了唐山港,南边黄骅港也浮出水面。上海、深圳、北京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重要一点就是其自身能准确地确立自身的城市发展定位。金融中心与中国硅谷的确立,使这几个城市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迅速找到了位置,并获得了先行一步的宝贵机遇。大连则是瞄准旅游、商贸、港口城市的发展目标,一步一步成为北方耀眼的明星。

  二是国企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国企改革是老工业基地都同时面临的问题。上海、大连、沈阳、广州、青岛都是老工业基地,它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上述城市显然走得是正确的路。而天津则走了弯路,天津搞国企的思路是通过外资来嫁接改造老国企,这一战略的初衷是好的,也取得一些效果,但另一方面却低估了跨国公司的野心。这使得天津很多本来有希望发展起来的品牌被跨国集团买断后废弃了。而青岛则实施了名牌战略,着重在建立优势企业的内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培育起几个有影响的名牌。广州和沈阳在国企改革上走的基本上是退却的路子,尤其是广州把功夫下在商业和民营、三资企业上。沈阳的条件比天津要差得多,做为重工业基地,在国企改造的进程中越往前走前途越路越窄,后来索性来了个放弃,于是东北的商贸旅游中心立马有了雏形。而天津则死抱着国企这条腿不放,民营企业发展也较慢。唯一亮色就是天津开发区。但还搞了个四郊五县可以办开发区的政策,分流了一部分外资。

  三是改革过程中过于求稳,缺乏创新思维是天津给人以保守的印象。过去有一句话叫,不到天津不知道社會主義好。是指天津社会稳定之意。但是正是因为过于求稳,在改革中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不敢大胆探索,使天津丧失了很多好的发展机遇。使天津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应来。

  以天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业豪门的没落,向我们传递出这样的教训,社會主義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经济资源,市场经济主要追求的是效率,行政干预的市场外部性力量要尽可能的小。市场经济给各个城市提供了一个开放竞争的平台,优胜劣汰的法则是基本规律。在这场竞争中,谁决策失误,谁观念落后,谁就要被动落后,甚至被淘汰。

  反观过去的工业豪门依然傲立潮头的城市,都是率先进行了头脑风暴,拥有了崭新的市场观念后,把国有企业引领上正确的轨道。上海抓国企改革,一是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二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把劣势企业彻底淘汰,结构调整很成功;三是稳步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使国企内部建立起较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老实讲,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战略目标总体上退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搞得好的只能是少数。政府的职能不是用行政命令干预企业,而是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对一地的经济而言,过多的行政干预,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企业该破产的就应该破产,职工该下岗的就应该下岗,政府的职能应放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上。有些企业不行该卖掉就应该卖掉。有针对性的抓好几个大企业就不错了。

  过去的工业豪门是依靠政府投资建设起来的,则今天的市场新贵则是通过民间投资确立其地位的。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由政府投资办企业注定的是低效率的。政府的职能应是建立宽松、公平的民间投资环境和产业政策。深圳和广州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京东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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