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告:帽子问题

  说到“帽子”这个题目,帽子有什么问题呢?

  在实际生活中,帽子是人们的日常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帽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安全帽,在工地上可以保护脑袋,防止被砸伤;毡帽,冬天戴上可以防寒;礼帽,戴着表示一个人的身份,具有绅士的风度;贝雷帽,来自国外,戴上显得有几分洋气;草帽,热天戴在头上,可以防止太阳炙晒……总之,各种帽子都对人们有益。

  可是,还有一类“帽子”,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一经戴上,却像幽灵一般,时刻跟着你,就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只要唐僧一念咒语,孙悟空就要痛得晕头转向。它能制服人于千里之外,使得人人都望风披靡,胆颤心惊,服服贴贴。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帽子”。这一类帽子,有其制帽公司,也有其分销店。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真是“帽子”满天飞。产生这类“帽子”,在我们国家可说是一大发明。

  记得还在五十年代初,就出现过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管这个人现实表现如何,只要过去在旧社会有些污点,就算他的老账,送他这么一顶“帽子”,戴上这“帽子”,他就沦为异类,受人唾弃,永世不得翻身;到了反文艺作家胡风时,仅凭一些私人信件,断章取义,加上按语,便把与胡风有一点瓜葛的人,都打成“胡风分子”,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仿佛胡风的能量无限膨胀,他的触角伸到了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那时个个单位都抓“胡风分子”,与胡风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如果跟胡风的文友有点关系,或者跟胡风的文友的文友有点关系,甚至与胡风的文友的文友的文友有点关系,也在劫难逃。到了1957年反右派,“右派”帽子更是到处飞舞。明明是自己发动人家鸣放,要别人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结果倒打一耙,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鲨鱼浮到水面上来了”,要打退资产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便给55万多敢于提出意见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却又换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弄得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后果之严重是从此一片歌功颂德,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可是至今还有人硬着头皮说:当时确有右派向党猖狂进攻,只是扩大化而已。据了解,为了维护确有右派进攻的说法,尚留有96人没有改正(见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左祸》),这就是说,由96人扩大到55万多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扩大法呢?紧接反右派随之而来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这时某些领导人早把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片“敢想敢说敢干”和“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声中浮夸风、说假话、强迫命令盛行,以致不顾客观规律,一味蛮干瞎干。已是民不聊生,却不允许说真话。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便又给他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除搞了个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还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外,又在全国各地、各个单位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人数成千上万,最后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都死于非命,好多一般干部也横遭砍杀,降职降薪,下放劳动,说真话更进一步遭到扼杀。到四清运动时,又出现了“四不清”、“下台干部”等帽子,一旦干部出了问题下台之后,也就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开始以后,那帽子更是满天飞,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这些帽子外,又加上“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二十一种人(即地、富、反、坏、右、军、师、团、营、连、党、团、宪、警、特、专、县、区、乡、保、走资派)”及“三十个字(这么多的帽子,连我都记不清是些什么内容了。)”等等帽子,即使没有戴上这些帽子,如果你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海外关系,都会给你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诸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階級知识分子”、“思想反动份子”、“特嫌”、“里通外国”、“狗崽子”……等,客气一点对待,就给你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你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一旦有了知识,也要划入“资产階級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范围之内。总之,不戴上这顶帽子就是那顶帽子,简直是“洪桐县内无好人”了。花样更加翻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奇的词汇:“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意思是说,现在“帽子”在我手里,对你时刻准备着,你跳皮么,就随时随地可以戴上,敢不老老实实,归服归法?

  这里,我讲几个有关“帽子”的真实故事,看看“帽子”造成什么后果:

  我家住在长沙裕南街,邻居有位起义将领,叫李佑武,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少将警备司令。解放军南下过程中,他便率部起义了。回到长沙以后。他认为自己曾经当过反动军官,需要重新学习,便报考了湖南军政大学。本来党对起义将领是表示欢迎、既往不究的,谁知就在学习过程中将他作为“历史反革命份子”逮捕判刑了。刑满释放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仍然戴着。在街道上,一切他能够做的事不让他做,他只得以挑土为生,就靠了挑土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强糊口。自己也苍老得不成样子,简直像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的人一般。他的子女因为他的缘故,政治上长期背着包袱。他有一个女儿解放前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团省委办的《湖南青年报》工作,非常积极,要求靠拢组织,争取入党,但她父亲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怎么可能入党呢?即使她再积极也是枉然。她越是要求进步,思想包袱背得越重,而又无法解脱,结果酿成了精神错乱,见了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不是反革命。”只有当别人笑着对她解释:“谁说你反对毛主席呢?你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呀!”“你不但不是反革命,相反是最最革命的同志!”这时她才破涕为笑。她父亲三十年的冤屈,在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得到了平反昭雪,但因年岁已高,过了两年便与世长辞了。一个人错戴了“帽子”,受屈几十年不说,还株连到全家,以致女儿变成疯癫,至今还没有治好。

  我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王晨牧,解放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不但新诗写得好,旧体诗词也很不错,他的诗经常发表在报端。解放初,他在老家衡阳市教书。后来被选为市文联主席。可是,1955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斗争,各地、各个单位都抓“胡风份子”。他因在抗战期间曾给桂林某杂志投过诗稿,这家杂志的主编被划为“胡风份子”,便牵连到他。仅凭这一点关系,衡阳市最大的“胡风份子”的帽子便落到他的头上。当时全市集中火力,日夜对他进行批斗。他有口莫辩,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以致得了精神病,有一年多神志不清,经过多方治疗,方才康复。从此,他再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早几年,已默默地死去。

  我的另一位同事叫李长恭,山东汉子,说话直率,具有豪爽的性格。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较强的记者。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响应党的号召,鸣放时对领导提出了一些直爽的批评,他相信党对批评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没料到这竟是一场“阳谋”,整风是假,“引蛇出洞”是真,在不到半个月以后,鸣放变成了对党、对社會主義的猖狂进攻,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最严重的处分。当时还只二十七岁。他有一位女友,当得知他被划为右派后,决不相信他是坏人,表示等他摘了帽子后,一定与他结婚。就在他劳动教养期间,女友还经常写信勉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不料这期间正值过“苦日子”,所在劳教单位的食堂工作搞得很糟,他作为劳教人员的代表,向食堂人员提出质询,表示抗议。哪知食堂人员不但不改正缺点,反说他聚众闹事,不服劳教,于是罪加一等,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判处劳动改造,送至劳改单位——长沙坪塘水泥厂监督劳动。他在坪塘仍然充满信心,在那儿是一位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一次,他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首旧诗,有人竟说这是一首反动诗,要进行批斗。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想不通:为什么写诗也成了罪过,顿萌自杀之念。一天,他在劳动时趁人不备,站在几十米高、挖石头的深坑上往下一跳,顿时粉身碎骨,年轻的生命便这样结束了。他戴着“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帽子一直到死,死时还只三十出头。他那心爱的女友哪里晓得他已经愤然自杀身亡,还在等着他,真是“可怜石头坑里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啊!

  我的一位领导,解放初便是《新湖南报》的编委,后来凋到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任宣传处长,是位老党员,抗战期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做秘密工作,曾任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叫廖意林。五十年代,周小舟同志很赏识她,在中共湖南省委有女才子之称。可丈夫苏辛涛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到1959年,她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由于她的家庭是地主成份(其实她的母亲王世则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宁乡县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又加戴一顶“階級异己份子”帽子,送往湘阴农村劳动。1962年多数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人已经平反,她因为有顶“階級异己份子”的帽子,不能平反。后来调到省新华书店搞图书储运工作。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她丈夫被揪出来,书店里有人又要贴她的大字报揪她,她内心困惑极了,在无可奈何的心境下,便在一个夜晚离家出走,此后一直不知她的下落,连尸体都没有找着。她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階級异己分子”两顶帽子去见马克思的。

  在那“以階級斗争为纲”的时代,帽子满天飞,今天你给我戴上一顶“帽子”,明天他又给你戴上另一“帽子”,斗来斗去,两败俱伤,无一幸免。就我所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湖南的省委书记周惠劲头十足,他私下对当时《新湖南报》的总编辑官健平说:“《新湖南报》反右派要大干,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打多少。”在他的指挥下,不到150人的编辑部,打了54个右派。湖南全省打了十多万右派,就是在中央已经煞车以后,湖南还在抓右派。然而哪知两年以后,在反右倾中,不大不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便戴在他的头上,他也尝到了戴帽的滋味,“靠边站”了。再以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而论,他的职位应该是受到宪法保障的。他在庐山会议上,也曾参与反了彭德怀,给彭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哪知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又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三顶帽子,直到把他整死而后已..一个国家主席,宪法都保护不了,还要说普通老百姓吗?人民的政治生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无法无天已经到了极点,这还不是大问题么?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衡阳一所中学教课,那时由于派性作祟,乱扣帽子,竟出现一出滑稽丑剧:一个自认出身好的教师,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揪这个揪那个,给不同自己一派的人扣各种“帽子”,谁晓得一次他写标语时把“毛主席万寿无疆”错成了“万寿无寿”,于是对方就以捉拿“现行反革命”为名将他揪出,昨天还是革命闯将,今天便成了“牛鬼蛇神”。事实上,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别的,如果按照毛泽东所说“七八年又要横扫一次牛鬼蛇神”,那我们国内还有几个好人!

  我粗略地、极不完全地统计了一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多少顶“帽子”呢?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AB团”、“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特务”等帽子;在抗日时期,出现过“托派”、“红旗特务”、“抢救对象”、“两面政权”、“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自由主义”、“王明路线”等帽子;解放战争时期,出现过“美蒋特务”、“山头主义”、“游击主义”等帽子;到解放以后,出现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胡风份子”、“暗藏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四不清干部”、“里通外国”、“特嫌”、“假党员”、“黑手”、“阴谋家”、“野心家”、“四条汉子”、“三反份子”、“黑帮”、“二十一种人”、“牛鬼蛇神”、“思想反动份子”、“階級异己分子”、“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階級知识份子”、“狗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臭老九”、“苏修特务”直到“四人邦”………等等帽子。在这么多“帽子”下面,当然有些是戴对了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因为错戴了“帽子”,弄得含冤至死,家毁人亡啊!幸亏三中全会以后,摒弃了“以階級斗争为纲”的错误方什,胡耀邦同志力排众议,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才遏制了帽子满天飞的极不正常现象。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出现这么多的“帽子”呢?主要是在极左路线统治下,缺乏民主与法治造成的。在解放前,有一种思想,认为“无法无天是为民”,这在对敌斗争中,还可以说有一点合理成分。但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了。我们制订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就只能以此为准绳来团结群众,打击敌人;要允许别人说话,决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前,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策略: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对敌斗争中是对的,可是解放后发展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百分之五就十分危险了。想想看,全国人口十三亿,百分之一就是一千三百万,百分之五就是六千五百万,岂不打击面惊人吗?何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今天团结这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那个百分之五;明天又团结那个百分之九十五,打击这个百分之五,这样斗过来斗过去,怎么会不人为地制造许多“帽子”,又能有多少人幸免于难呀!当年林彪、江青等人给这个那个戴上种种“帽子”,哪知“野心家”、“四人邦”的帽子正好戴在他们头上,这难道不是“谁种下仇恨的种子谁自己遭殃”吗?在这种情况下,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冤狱重重,无处申诉,许多正直有为之士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报国无门,该给社會主義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失!

  今天我们来反思历史,提出帽子问题,其用心就在于呼吁全社会要树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的观念,再不能靠运动治国了。司法必须独立,有法必依,舆论要起监督作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谁直至最高领导,如果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得依法治罪,同时允许本人申辩,这样才不致乱戴“帽子”,也不会出现用“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和事。何日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局面”呢?我们只能翘首以待了。

  作者简介:刘皓宇,长沙岳麓书社离休干部,邮编: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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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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