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当代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毛泽东时代我们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这些基本社会群体,如果今天还用这个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每个群体都大大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百万富翁,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也很厉害。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群体分成这样四个利益集团:

          第一个集团:特殊获利者集团

  这个集团在改革20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

  改革早期的那些“万元户”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利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利最大,本应在改革中动力最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

  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时,他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这个集团本来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

           第二个集团:普通获益者集团

  过去的研究证明,这个集团非常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笔者在1996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让被调查者比较从1986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城市居民中83.6%的人填答“上升很多” 和“上升一些” ,农村居民中88.7%的人填答“上升很多”和“上升一些”,填答“下降”和“较大下降”的比例很低。与此同时,在东欧做同样的调查,所得数据却完全相反。可见那时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普通获益者集团。

  1995、199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收入增长开始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退出去。本人1994年的调查还能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普通获益者集团的,但是1995、1996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一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三个集团,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是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他们从城镇或单位获得各种票证,手持票证到市场上积极地购买各种消费品,特别是大件耐用消费品。而今天,这个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消费了,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普通获益者集团应该说是有消费能力的,但他们就是不消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前途的忧虑。1995、1996年以后,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四位数字,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数的支出,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笔者过去的研究将职工层称为中国社会的“类中产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于中间階級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第三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

  1995年以前,这个集团的数量不是很大,1995年以后由于大量失业下岗职工进入,这个集团的数量就比较大了。

  1998年笔者调查过下岗职工问题,数据证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仅占实际失业、下岗总数的1/3。目前,国家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3%。如果以登记失业率乘以3, 实际失业率就超过10%了。最近一些单位为了压低下岗人数,又将一些人改称“离岗”,这样报上来的失业下岗人数又被大大压低了。所以对这个集团的人数不可低估。

  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目前的一些调研表明,很多人的失业是长期性的。笔者1998年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证明,有66%的被调查者是6个月以上的失业,严重的还有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

  最近,笔者在《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一文中写过,这个利益受损集团不是由各个年龄段的人员组成的,它主要是由45岁以上年龄的人组成的,而这个年龄的人下岗以后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个集团利益受损的时间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但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下,一个特殊年龄段群体的衰落,也可能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可以在家庭内部实现经济互补。换句话说,父母这一代失业了,但孩子起来了。

  80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是孩子给父母钱。据调查,中国大城市中,现在是20-35岁的人收入高,45岁以上的人收入低。过去我国是年功制,20岁刚参加工作时收入低,在单位干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所以那时老人收入高。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年人收入高,老年人收入低。但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20-35岁收入高,45岁左右收入反而低。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45岁以上的国企职工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损伤。但既然是一代同龄群体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代年轻人,中老年人在家庭内部可以得到补偿,所以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不会太严重。

           第四个集团:社会底层集团

  1949年以后,中国就打破階級了。从1949年-1979年,中国并没有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之类的现象。现在倒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

  底层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有社会仇恨情绪。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启发作用,所有的人都懂得基本的政治道理。这种反社会倾向和社会暴力倾向对改革威胁很大,已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损害很大,这是比较可怕的。[编者注:原文如此。为保持文章的完整性,这里我们没有对有关词句进行删改。]

  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该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 根据全国总工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只有1.7%的失业工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25%-35%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 余下的人就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1998年的调查发现,拿到社会保障金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生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这部分人对社会的威胁比较大。[编者注:原文如此。]

  在上述四个利益集团中,第二个集团的人数在减少,第三个集团的人数在迅速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所以如何增加第二个集团(中间阶层)的人数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编者按: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这句结语反映了作者的改革取向观,我们也加以保留。]

原载[中国与世界]

  作者: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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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评论 »

  1. 游客 说:,

    2005年05月07日 星期六 @ 18:45:43

    1

    谁是改革的受益者?文中已清楚交代。谁是改革的受害者?是最普通的工人农民。本人年过知命,故三年自然灾害时饿肚皮的有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有我、现在下岗失业的又有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aaa不是说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吗?说谎也不知道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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