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佶: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摘要:

  1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采取“渐进”方式

  2 ,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入手,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消除腐败入手

  3 ,三大清腐原则: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尽量缩小打击面

  4 ,主要措施之一:主动清理、上缴贪腐所得者,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5 ,主要措施之二:高薪养老,并且随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提高

  6 ,各国各地情况不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个长过程

  7 ,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长过程始于辛亥革命

  8 ,中国大陆地区政治体制变革诸阶段:推翻帝制,破除世袭制(毛泽东),破除终身制(鄧小平),破除“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最终建立现代民主制度。

  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内部经济发展受阻,贪污腐败盛行,各种矛盾激化;外部列强(美国和日本)甚至列弱(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对中国虎视耽耽、步步进逼。

  中国人都很清楚,中国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相对先进的经济体制;都清楚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经济体制相比,如果因方向错误而导致失败,其后果是极其严重而不可逆转的。因此,有关方面持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了成功,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这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也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

  如果说中国人在政治体制应该如何改革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么在一个问题上早已达成了公识—— 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应该没有腐败或只有极轻微的、可控的腐败。

  另一方面,腐败现象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祸害,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导致官民利益尖锐对立,民愤极大。因此,执政党和政府消灭腐败不仅拥有民意基础,而且可以争取目前极宝贵的民心。

  因此,中国完全可以象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时先从农村入手一样,从消灭腐败着手,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非常严重、非常普遍,因此在治理时要掌握三大原则:

  1 ,实事求是的原则:

  应该认识到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愿,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上级腐败,下级不得不跟着腐败;

  2 ,平稳过渡的原则:

  整治腐败现象的同时,仍然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同作心脏手术时仍然要保持全身血液正常循环;

  3 ,尽量减少打击面的原则:

  这是实现上述第二条原则所必须,也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惩治腐败现象,应该以“治”为主,以“惩”为辅。

  具体措施:

  一,清理贪腐所得

  1 ,规定一个期限,例如 2002 年7 月1 日(模仿二战诺曼底登陆,简记为D 日)。在 D日之前主动清理、上缴全部贪污腐败所得者,将永久保密,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注:很多贪腐者实际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态,不敢动用贪腐所得。此项措施可以使这些人摆脱包袱,从而实现前述原则之二、三)

  2 ,如果隐瞒部分贪腐所得,在 D日之后被发现,将按照全部贪腐金额治罪;

  (注:很多贪腐者抱有侥幸心理。上述两项措将施迫使他们提前进行“博弈”,会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太顽固者主动交代,减少清腐工作量,孤立顽固分子)

  3 ,D 日后的新贪腐行为,一律严惩。

  二,鼓励廉洁奉公

  1 ,实行高薪养老。正常退下的干部(包括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工资为原来的两倍,并随原管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增长;

  2 ,国家根据原行政级别或者政绩(业绩)给予特别津贴;

  3 ,适当调整原离退休干部经济待遇,以不致产生过大的断层;

  4 ,本人去世后,其配偶仍可继续享受以上待遇,直至去世。

  (注1 ,这些措施要花一大笔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给整个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利益将远远超过这笔钱;

  注2 ,上述措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容易得到高层官员的支持和批准。因为越是权力大的官员,年纪也越大,越接近退下来。老年人希望晚年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但更希望能够安度晚年;

  注3 ,退休后的经济待遇和原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挂钩,可以促使老干部在离任时挑选较正派、能力较强的干部作接班人。)

  三,减少作官的乐趣

  1 ,自 D日起,执政党、政府、国企和军队的大小官员,一律不得乘坐进口轿车,只能乘坐中国大陆境内生产的、国产化率在 50 %以上的车辆。该国产化率指标根据实际情况逐渐提高,直至只能乘坐完全的国产车辆。

  (注:印度很多年前就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乘坐进口轿车,以支持民族汽车工业。我想社會主義的中国总不至于不如资本主义的印度吧?)

  2 ,根据所辖地区的情况,核准该地区行政开支费用额度,以后的提高幅度不得超过该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如该地区经济下降,该额度也应相应下降。

  (注:这些措施也许效果有限,或者可以采取各种对策应付。但是这些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可核查性。至于具体执行,可以逐渐严格。这也体现了改革的“渐进”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它有十几亿的人口,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电视里宫廷戏大行其道,观众们津津乐道,儿童们很快就学会开口“朕”闭口“圣旨到!……”,均绝非偶然。

  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惯性,两千万人口的台湾省和“一张白纸”般的移民国家——美国,都幸运地没有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体制变革必定是一个长过程,即使绵延百年亦很正常。

  一百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不必沮丧。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历史的话,可以发现,我们幸运地晚生了很多年,正处在这个长过程的后半段,也许是最后的阶段。

  中国的封建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了帝制,共产党革命(1949年)在大陆地区破除了世袭制(台湾晚得多),几十年后,鄧小平又以身作则破除了官员终身制(历史将证明,这是鄧小平对中国的进步所作的最大贡献)。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官员腐败的问题突现出来,促使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都意识到了腐败的危害。中国只要再向前走几小步(“小”指的是其艰难程度远远低于前面几步),逐渐改变“官贵民贱”,实现“官民平等”,甚至“官不如民”(作官处处受到制约,不如作民——作知识分子或者资本家——轻松自由。克林顿如果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厂的资本家,即使三妻四妾也没人管),那么离开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就不远了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完这个历史进程的最后几步,必将永载中华民族文明史册。

  也许本文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过程过分乐观了一点,但是乐观可以树立信心,也可以防止急燥冒进;而且乐观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具体的困难,更不意味着否认历史进程出现倒退,甚至走上歧途、走上不归之路的可能性。

  我不否认在写作此文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把目光完全集中在了官-民关系上。显然,这是和当前的社会大环境有关。

  实际上我很清楚,中国的进步,包括官民关系的本质性逆转,都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或者外部条件,例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等等,甚至还需要一定的偶发事件。

  我绝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相反,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之所以是一个长过程,恰好说明这些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需要一个建立和积累的过程,这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化学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也很清楚,官民关系的逆转离开建立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对中国来说毕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也是“渐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进”。

附:

发件人: 黄佶 主题: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取渐进方式

  再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采取渐进方式

  ——黄佶答闲云先生质疑(见附件)

  闲云先生,您好:

  很感谢你的来信和直言不讳的批评。

  这篇文章(黄佶: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不是研究性的学术论文,应该属于“思想随笔”之类。把它发表出来,主要是提出一个观点: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可以、而且也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

  从反腐败入手,是因为在所有政治问题中,惟有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其它如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等,中国还难以进行。

  虽然彻底反腐败需要后两者,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后两者能够实行了,再来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好象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承包等开始的,而不是一上来就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

  如果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从股份制开始,中国可能至今还没有开始搞经济体制改革。

  一步到位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痛快,但是涉及的面太广、深度太深,失败的危险性也大,万一失败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认为这是中国迟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

  从事政治活动,不可能作到理想化,有时候距离最短的捷径,恰恰是苦难深重的弯路,而渐进式的改革,看上去缓慢,但是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我对国外的了解也许是粗浅的,但是对中国,我还是非常了解的,这种了解不是体现在掌握了多少数据,而是长期生活在这个文化和政治环境中所形成的直觉和下意识。

  我提出的这些反腐败措施,基于我对官员们的观察。

  1 ,很多官员不愿意贪腐,但是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1 )贪腐者的敌视;(2 )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的需要;(3 )亲友们的不解。

  2 ,很多官员小贪小腐。这是周围环境造成的,你不贪腐,别人反而不理解你,反而歧视你、敌视你。

  3 ,很多贪腐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贪腐来的钱物不敢使用。

  4 ,大贪大腐,肆无忌惮,大肆挥霍,不怕坐牢不怕死。

  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官员都是第四种人,而必须看到,前三种官员是绝大多数。第四种官员因为得到广泛报道,所以才特别引人注目。

  我认为,中国反腐,要综合治理,要两头施力:

  一头是打击,提高贪腐的成本。

  获得任何利益都需要支付成本,如果获得某种利益需要支付很高的成本,人们就会停止追求这种利益,或者大多数胆子较小的人会停止追求这种利益;

  这方面中国已经全面展开工作了,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头是利诱,提高不贪腐的利益。

  但是这种利益不应该给官员(不应该搞“高薪养廉”),因为中国目前不是官员太少,而是太多。这种利益应该给不作官的人,例如教师、科技人员等。这可以诱使人才离开官员队伍,流入教育和科研队伍。

  降低对民营企业的限制,提高创办和经营民营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利益诱惑,可以使人才流向实业(包括商业等第三产业)。

  增加不贪腐、不作官者的利益,实际上也等于提高了官员贪腐行为的机会成本。

  提高机会成本的作用,绝对不亚于加强惩处力度、提高贪腐行为直接成本的作用。因为惩处力度不可能无限制提高。

  中国目前在惩处严重犯罪行为时,存在一个问题:重直接打击惩处,过分依赖“从重从快从严”来提高犯罪行为的直接成本,但是轻(轻视、不注重)广开财路、鼓励创业、降低民营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来提高犯罪行为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不重视间接地提高犯罪成本。

  通俗地说就是:除了严惩犯罪分子,我们还应该给老百姓(包括潜在的犯罪分子)以生路,使他们觉得铤而走险不值得。

  如果想经商却拿不到执照,想种地却得不偿失,想作生意却税费太重,想开工厂却处处受刁难,人们当然要铤而走险,令政府防不胜防。

  更通俗地说就是:治水(犯罪)不能光依赖“堵”(事后严惩),还必须加强“疏(通)”(广开生路)。

  根据以上思路,反腐斗争应该综合性地全方位展开:

  1 ,严惩贪腐者。目前对已经暴露出来的贪腐分子的惩治的确是严厉的;

  2 ,争取未暴露者。办法是一头施加巨大压力,一头以巨大利益引诱。例如设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一次性的限期,在限期前坦白上缴贪腐所得者,可以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一边是受到严惩的可能性,一边是得到解脱的确定性,除了第四类顽固分子之外,其它“意志不坚定的”贪腐分子,其行为取向应该是很明确的。

  3 ,降低作官乐趣。迫使官员队伍产生负人流,在利益的驱动下,官员觉得还是经商、办实业、教书等合算。

  4 ,降低民营企业创业门槛,减少限制。使中国的人才流向实业。

  5 ,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吸引中国人才进入教育和科研单位,而不是拼命想作官。

  可以把计划用来“高薪养廉”的钱用于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这可以一举两得:既提高教育事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又减少作官对人才的吸引力。

  6 ,提高退休官员待遇,用利益来驱动老年官员尽早退下来,鼓励官员不贪腐。

  对老年官员和中青年官员应该区别对待。不能认为老年官员也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老年人有一个重要特点:希望平安度过晚年,希望子女孙辈平安。因此,在经济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他们不会铤而走险。

  “高薪养老”花的钱要比“高薪养廉”少,但是前者效果好得多,后者几乎没有效果。

  反腐败和打仗一样,也应该分化瓦解敌人(贪腐分子),不能认为他们是铁板一块,一味强攻。应该在严厉惩处顽固分子的同时,网开一面,用利益诱导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取向。

  我承认我的思路和方法可能很不完善。在民主的政治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没有强大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反腐斗争也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也可能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进行的是政治活动,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以后再开始起步,我们只能“带着镣铐跳舞”、扇着“沉重的翅膀”起飞。

  那些必需的外部条件,例如舆论监督等,实际上也是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的,其尖锐程度也是逐步提高的。退回去十年,“焦点访谈”和《南方周末》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

  能够收看到各地卫星频道电视节目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几乎每个地方电视台都已经有了类似“焦点访谈”之类舆论监督、曝光阴暗面的节目。

  实际上,政府惩治贪腐的斗争,正是新闻媒体扩大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干预程度、提高舆论监督力度的重要契机。执政党默许新闻媒体大曝阴暗面、大打擦边球,也是因为反腐斗争的需要。

  原来反对民主选举的人也会通过反腐败斗争“屡战屡败”的现实,受到教育,改变思想。

  总之,政治活动和拍电影不同,不能等万事齐备以后再开机,而必须边干边创造条件。有些条件的形成,本身需要其它工作作为自己的前提条件。

  (2001-4-26 )

附件:

发件人: okhaha@tw主题: 您好!

  huangjib,您好!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看了你的大作,不知你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看问题?

  我看你的观点是理想化的思想,要想实行几乎不可能。贪欲是无尽的,欲壑难填,在市场经济下,公务员、官员的工资永远比不上老板的收入,按照现在的公务员收入(我这儿),已经是很好的了,为什么仍要贪?个人私欲加上缺乏的监督!

  新加坡等西方国家的高薪养廉,是有相应的政治制度配合的——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选举公开。

  一国元首也躲不过被人揭丑事,就是因为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闻舆论。而我们的新闻工具全部被政府所控制,被中央直接控制也罢了,可悲的是,各市、县的新闻媒体其实是被几个头头控制的,不断地宣传头头们的“丰功伟绩”、建设成就,甚至在上级派出调查组调查官员的问题时,当地媒体还不断宣传他的“成绩”,以干扰调查、混淆是非。

  无论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都证明一点——新闻工具不能受政府控制。

  会有人驳斥,不受政府控制,岂不是全国混乱?长篇大论就不说了,就以美国为例子,它乱了吗?没有!稳步发展!有严格的法律管制,谁敢乱来?

  随了公正的舆论监督,还有公正的选举制度。

  可惜,这个选举,执政党是投鼠忌器的,担心一旦自由选举,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呜乎!这就不知怎么办了。

  现在农村的选举,受到来自上级的干涉,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不被上级承认,理由最多的,就是干部不愿当绵羊,只向村民负责不向镇、县负责。于是,镇官报县官,说这个干部有“不良”动机,县官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也默认了镇官的干涉。

  在这个时候,如果舆论工具能公正地把事情端出来,让天下人知晓;独立的司法制度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审判,那就青天再现了。事实上,现在做不到这点。

  现在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廉政监督员,也有反贪局,只是这些“员”、“局”不知发挥过什么作用?目前为止未见有报道说某某贪官是这些“员”、“局”揭发出来的。当然啦,监督员都是些什么“长”、“主任”之类的,同一间庙里的和尚,念的是一样的经,关键时刻还不是保持一团和气?

  经济制度是与政治制度相配套的,采用了人家的经济制度,却拒绝人家的政治制度,想保持什么“特色”,结果是产生有特色的腐败——一揪就是一大串,官商勾结、黑白为伍。西方国家的腐败丑闻都只是一个两个而已。

  你说:

  1 ,实行高薪养老。正常退下的干部(包括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工资为原来的两倍,并随原管辖地区经济实际增长率同步增长;

  2 ,国家根据原行政级别或者政绩(业绩)给予特别津贴;

  3 ,适当调整原离退休干部经济待遇,以不致产生过大的断层;

  4 ,本人去世后,其配偶仍可继续享受以上待遇,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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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就不会贪污了,他们的待遇比你的设想的好得多。

  你说:

  1 ,规定一个期限,例如 2002 年7 月1 日(模仿二战诺曼底登陆,简记为D 日)。在 D日之前主动清理、上缴全部贪污腐败所得者,将永久保密,永久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注:很多贪腐者实际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态,不敢动用贪腐所得。此项措施可以使这些人摆脱包袱,从而实现前述原则之二、三)

  2 ,如果隐瞒部分贪腐所得,在 D日之后被发现,将按照全部贪腐金额治罪;

  (注:很多贪腐者抱有侥幸心理。上述两项措将施迫使他们提前进行“博弈”,会使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太顽固者主动交代,减少清腐工作量,孤立顽固分子)

  3 ,D 日后的新贪腐行为,一律严惩。

—————————————————————-

  这样的措施实行不次多少次了,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越贪越大。如果我是贪官,我懂得怎么钻空子了——拼命贪上三百万,在限期前交上一百万,主动辞职。然后携上两百万到移民外国。若事情败露,在外国隐姓埋名;若没事,就回来享福。事实上败露的可能性很少,因为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跟知情者扬言:你敢揭发我,我收买某个官员整治你。

  你说“反腐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1 ,实事求是的原则:

  应该认识到很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观意愿,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上级腐败,下级不得不跟着腐败;

  2 ,平稳过渡的原则:

  整治腐败现象的同时,仍然要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同作心脏手术时仍然要保持全身血液正常循环;

  3 ,尽量减少打击面的原则:

  这是实现上述第二条原则所必须,也可以保证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惩治腐败现象,应该以“治”为主,以“惩”为辅。

————————————————————–

  你的这三条原则,只能助长贪污。实际上,这三条原则也是长期实行了的,无需你的建议了,但效果众人皆知。

  外国元首死了,如死了一普通人。国家政局不受任何影响;而中国死了个领导人,有如皇上架崩,得小心布置,唯恐出乱子。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行领导崇拜制度,什么都是某某领导说,某某领导指示,新闻媒体也是以领导为核心,把领导捧得如太阳般光芒万丈。领导死了,精神也随之崩溃了。

  西方国家的元首,完全是执行公务,他做对了,舆论拥护他;他做错了,舆论批评他;他若死了,那就由人民自己来说话,再选一个元首。这样的制度,又怎么会乱呢?

  在美国,即使你把贪官全部抓起来,政府仍然能正常运作。但事实上,在美国,你很难抓到一串的。

  因为外国的政治机构是相对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使白宫被炸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死掉,美国的军队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不会混乱。相反,如果我们的主席、总理、国防部长同时死了,恐怕人心惶惶了。

  看了你这篇文章,我怀疑你是不是闭门造车者,全然不是外国情况,不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以上内容,我举美国为例,不是我崇拜美国,而我以美国作为代表。不过,美国确实有许多值得崇拜的东西。

  闲云

  作者电子信箱:huangjib@online.sh.cn

  个人主页《资本异论》:http://www.topsin.net/z

  作者:黄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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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游客 说:,

    2005年07月26日 星期二 @ 20:26:16

    1

    很好的文章但无效,您将腐败定位为个人行为而,没有涉及社会财富支配权,不会有长期效果,而且此运动决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样持久深入,可行的方法 1地方财政由各级人大支配 2是媒体企业化 3腐败案查处由人大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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