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爱国和害国

  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在网络上,痛骂美国的言语铺天盖地,颇有些岳武穆当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味道。我知道,这些粗鲁的语言大多出自爱国青年的手笔——他们却丝毫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

  诚然,美国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傲慢而霸道。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他们的傲慢和霸道从何而来?当然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综合的国力。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也。进一步追问:美国为什么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通过殖民掠夺吗?是发了战争的横财吗?是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吗?是科技发明的层出不穷吗?我认为,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以上这些原因,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美国从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激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全面提升了国民的文明素质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的强大。

  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让我最忧虑的是: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这已是一个涌动的社会思潮。我认为,如此这般的“爱国”,其结果只能是“害国”。同样的思路,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不用我来重复。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人在海外也经常受到歧视。日本这个宿敌公然在钓鱼岛修建永久性建筑,菲律宾的军舰也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岛屿上登陆,印度尼西亚的华裔遭到了疯狂的杀戮……作为一个中国,对于这一切难道不感到耻辱吗?然而,耻辱之余,爱国者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其根源究竟在何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我们的公民权利遭到普遍的漠视和剥夺——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美国不是爱国者们辱骂几声就会崩溃的,它并不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纸老虎”。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唯一的途径是虚心地向欧美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只有我们自己尊重自己了、我们同胞之间互相尊重了、我们的政府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了,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骂美国的风险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名叫《勇敢者游戏》。我曾经引用这个名字形容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那些“刁难”他的北大学生的举动。他们为自己的“勇敢”而洋洋得意,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深知这仅仅是一场“游戏”。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戏而已。在中美飞机撞击事件中,中国的传统媒体以及各大网络上,充斥着辱骂美国的言论。这些以“义愤填膺”的姿态说话的人,似乎个个都勇敢无畏,恨不得奔上前线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但是,仔细探究他们的“勇气”,我一下子就发现了:他们的“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的勇气。我又想引用那个有名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作斯大林的面痛骂罗斯福。”这个笑话的发生地点也可以转移到中国。

  在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孰利孰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而我觉得,首先更应当进行鉴别的是:在中国本土之内,民族主义的“真”和“伪”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多少“真诚”的民族主义者?又有多少鲁迅如所说的“孱头”,仅仅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使用?

  同样是辱骂美国、抗议美国,在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在今天的中国,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当年,抗议美国驻军的韩国大学生,直接与本国的独裁政府对抗,并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知道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面对迫害,矢志不移。而在今天的中国,辱骂美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不仅没有风险,还会获得政府的鼓励和支持。1989年,到天安門广场要求惩治腐败、加快改革的青年学生,却遭到了本国政府坦克的镇压;1999年,到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青年学生,却受到政府的“礼遇”,坐上了官方紧急调度的豪华大巴。这是一组颇有意味的对比。

  批评美国是绝对安全的,风险为零。相反,如果批评当下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罪恶,却需要无比的勇气。山西省岚县,有一位敢于揭露真相的青年李绿松,就被官员们残酷地割掉了舌头。日前,在兴县法院的宣判中,肇事官员被“从轻发落”——岚县公安副局长吴容光和干警杨四成,分别以滥用职权罪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判决中,丝毫没有提及割舌事件。一个勇敢的公民张口说话的可能永远丧失了。

  有没有人敢于步他的后尘呢?伊拉克的国歌与美国的国旗最近,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决定更换国歌。

  海湾战争之后十年间,伊拉克遭到联合国严厉的经济制裁。国内食品和药品奇缺,婴儿的死亡率增加了十倍之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联合国实施了“石油换食品”和“石油换药品”的计划。然而,萨达姆垄断食品和药品的分配,居然将大部分都送到黑市上倒卖。从中获取的巨额金钱,被萨达姆用来修建了十几座豪华的宫殿。一边是民不聊生,一边是穷奢极欲。老百姓不可能没有意见。作为老牌的独裁者,萨达姆一手进行严酷的高压统治,一手使用愚民政策、散布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之一就是更换国歌。为了扭转伊拉克人的悲观情绪,增强他们与欧美斗争的意志,萨达姆突发奇想,开始在国歌上大作文章。伊拉克原有的国歌是七十年代开始采用的。萨达姆认为,词曲都显得过于“悲伤、沉重”,缺乏“激情”,没有起到激励和鼓舞伊拉克人民的目的。于是,他召见了一批诗人和音乐家,要求他们为新国歌作词作曲。萨达姆对新国歌提出这样的要求:歌词要短促明快、易学易唱,能够催人上进,同时还要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谱写出能够被战场上的士兵、勇敢的防空将士、从事各自工作的人民和干活的妇女有节奏地歌唱的国歌”。

  更换国歌的伎俩,是否能够改变独裁者趋向末日的命运、能否麻醉普通民众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心灵,在我看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邪恶的独裁者们已经玩过类似的花招,最后都没有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在伊拉克,国歌被独裁者当作一颗“速效救心丸”;而在美国,国旗却是任由公民焚烧的。焚烧国旗有没有罪?当年,曾经因为一个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而展开一场大讨论。最后,法院判决:焚烧国旗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此受到宪法的保护。我在很多影片中看到,抗议政府施政方针的美国人,动辄在示威活动中焚烧星条旗。难道他们不爱国吗?不,他们不过在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而已。我也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诸如古巴、巴勒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的场面。然而,美国的国力并没有因为国旗屡屡被焚烧而衰弱,相反,却变得更加强大了。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上帝要我在伊拉克与美国之间选择一个降生之处,我会选择哪里呢?尽管伊拉克的国歌优美动听,尽管美国的国旗饱受侮辱,但我还是不会选择伊拉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在伊拉克,一个公民有可能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被皇太子乌代先生射杀,而他美丽的妻子也可能被掠夺入宫。这样的命运,我不愿意尝试——“新左派”诸公们也许愿意尝尝。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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