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康:世贸会给中国带来巨变吗?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看来是不久后的事情。引起人们兴奋的是,这一来,中国的改革派就可以借助“外力”,促进国内的体制与道德改革。不过一些知识精英却认为,不可全然乐观,反腐败还是要靠自己。

  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巨贾政要世界群英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加入世贸后的中国”。这让人想到中国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生产是增加了,财富是累积了,但要让国内经济与世界一体化接轨,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光靠“向钱看”的思维来推动经济自然是不足够的,体制改革之外,还须加上价值观的改革。

  一些分析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江澤民在今年初提出“以德治国”,并说它将同“以法治国”相辅相成,恐怕是出于中国现阶段政经发展的实况考虑。

  旅美工程师唐逸鸿发表的一篇文章便提到,“以德治国”出台的背景,是腐败的蔓延这个严峻问题。唐文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发育,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包括先进的经济体制与僵化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日渐富裕的物质生活与迷茫混乱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从根本上说,腐败问题正是这些矛盾严重激化的产物之一。”

  这自然也牵涉到中国经济秩序如何同世界先进接轨的问题:WTO 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一些国际专家的主观愿望是,中国进入世贸之后,外国商家将“打开中国的大门”,逼使中国的各个企业与政府机关不得不自我约束,自行采取廉洁有效的措施,从而让自己能遵守世界游戏规则,消除本身的腐败。

  但来自中国的论者,尤其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有识之士,都不大相信这种“外商可以促进内部改造”的说法,认为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上述的唐文是其中之一,作者甚至大声疾呼: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向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层次推进的时候了!

  早在1991年,留美学者胡鞍钢便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一书中指出,不能期望“外部约束”产生奇迹。他认为,如果完全依靠外部约束来限制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会由于众口难调,出现“防不胜防”、“按下葫芦又起瓢”的局面。他主张把部分外部约束转化为内部约束,让各个经济组织和个人按自身的状况和实行条件自我激励,自我约制。因此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社会内部组织的改革。

  强龙不压地头蛇

  不过深究一层,这种“由表及里”的想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出身上海复旦大学的《深圳法制报》研究员何清涟,便提出了审慎的看法。她在去年一篇原载湖南书评杂志《书屋》的网上文章《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中说,这类乐观判断完全不顾及经验事实。

  她指出,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大多是世贸成员国,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贪污腐败盛行之地,尤其是南美国家,大多成了政治寡头、经济寡头与外国资本三者对弱势群体的联合统治。这些只要读读报纸及相关文章就可明白。“不知何以别的WTO 成员国不能借助入世消除本国的腐败,而中国独享此神效?”

  何清涟也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怕美国再强大,它的跨国公司到来,也得入乡随俗。根据既往的经验,“反腐败只能靠我们自己。”她的看法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

  何清涟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程晓农合撰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改的观念误区》(刊登于香港《亚洲周刊》去年9 月18日至24日的一期),对“强龙不压地头蛇”有更深入的解说。

  该文指出,对于经改,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大不相同,因此产生出若干“误区”。比如中国总是说本身有13亿人口的市场,但对这13亿人当中的购买力和消费意向都不甚了了。另一点是以为环球化经济等于互相挤压,而不了解环球化其实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融合。

  文章也对中国官场忽视竞争制度,要求西方的技术与资金迁就自己的“国情”提出批评。这因为中国在劳动力等条件上虽占优势,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国内政治束缚,市场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尚未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及制度化。外商对于请“小姐”陪客、“红包文化”的黑箱作业,也不一定能适应得来。

  现代化的陷阱

  何清涟即1998年畅销书《现代化的陷阱》作者。或由于直言坦率,或由于书籍的畅销现象引起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与评介,据闻这位女学者最终“惹上麻烦”。不过就事论事,学术圈子中大多数观察者仍然觉得,要驳倒何清涟的见解,就应该先驳倒她的论据。

  要是笔者没有理解错误,何说的中坚论点见于《现代化的陷阱》第六章:“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何清涟指出,每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当自发私有化进程推进得相当迅速,而道德观念与法制又赶不上,“陷阱”就产生了。

  她认为,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物欲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就显示其根基薄弱,有如把大厦建在沙滩上。在集体经济底下,人们除了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外就无法以别的方式谋生,所以其行为就只好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集体经济垮了,伦理大厦就立即失去支撑的基础。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未免导致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经济制度要靠道德观念支持”,何清涟当然不是提出此论的第一人。说起来始作俑者应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说迈向共产主义就是要结束“人剥削人”的不道德制度。但无论如何,迈向任何经济制度都不能忽略道德与法制的建设,这是条颠扑不破的道理。

  急功近利教育无价

  有论者说,《书屋》的文章其实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延续。然而刻下回头一看,何清涟提出的一些建议其实还没有失去时效。比如说,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是由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要是这些不能坚稳地建立起来,就很难谈得上如何按劳取酬、选贤与能了,也很难达致货真价实、互联网上也可以交易的这些理想。

  何清涟提出的另一个概念,相信也值得省思。她说中国选择了“效率优先”、“先发展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一直没有起步,就会导致权力市场化,导致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累积财富大竞赛。这种战略的实践结果是既丧失了公平,也没有得到效率。

  其他一些学者亦曾谈到,“利润最大化”也导致急功近利,最后是教育无价,教育部门大受打击。这是忠言逆耳,还是危言耸听,确是见仁见智。然而要不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直言不讳,局外人恐怕就会对很多现象的产生“不明就里”,甚至以为江澤民主席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都只是政治家的泛泛而谈。

  作者:庄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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