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重说沈崇案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象。

  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①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一、沈崇案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说:“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②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加以另外一种政治势力非常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件所带给青年学生心理上的剌激,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 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一、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二、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

  三、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的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四、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 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一篇他记者所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Son of gun”,t “Bloody bastard ” ,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③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不错,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殺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④

  二、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共有意制造的。当时就有传言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

  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⑤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我们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虽然现在找不到沈崇案是由某一党派故意制造的证据,但中共有意识地参预和利用了沈崇案,确是事实。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说过:“(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⑥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说:“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⑦

  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⑧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 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

  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 月2 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做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⑨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

  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⑩在沈崇案中,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还应当说是胡适和傅斯年。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 月5 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机抵平,萧一山往迎,一起返回东厂胡同寓所。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一卷二十一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

  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階級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原载: [博讯]

  作者: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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