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俭:台北印象

                乡音乡情

  登机时发现通舱外的过道上摆了一溜台湾报纸,贪婪地抓了大一把,恨不能在到达台北之前就把台湾研究透。只怪三个小时的旅程太短,报纸没有来得及读完就被空姐收走了。

  入关时心情稍有点紧张,记得一位去过台湾的大陆朋友介绍,台湾不承认大陆护照,入关时递上大陆护照对方也不看,还生硬地将其推出窗口,弄得挺尴尬。我掏出台湾政府颁发的旅行证递了过去。这旅行证十分亲切,它的正式名称叫「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地区旅行证」。由此可以知道,台湾虽然陈水扁上台,但民国政府尚未改变颜色。

  “你的那个给我看一下。”柜台里带着眼镜的女海关用平和的声音对我说。

  “什么?你要看什么?”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个,就是那个喽。”对方看着我困惑的表情,有点儿不耐烦:“就是那个身份证件。”

  我乐了,知道她是要看护照,就递了过去。好嘛,看来台湾海关人员说话很注意措辞,既然不承认你大陆政府,当然也不承认你大陆护照,乃至“大陆护照”四个字都斟酌出口。

  “这政策水平,简直和我们大陆统战部门官员一样高。”我这么想着。

  后来,我发现在台北几天接触到的台湾同胞都很注意措辞。也许是因为见到的都是些有商务往来的夥伴或者是来听我讲课的土木工程师,都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吧。他们向朋友介绍我时都称“这是大陆来的杨博士”,在酒桌上亲热地叫我“大陆同胞”,问起大陆的情况时他们也多用“大陆”而很少用“中国”这个称呼,就是感情疏远一点的小年轻偶尔来一句“你们大陆……”,过后还自觉失言抱歉地一笑。看来老蒋的统战教育与老毛的统战教育一样硕果累累。一位与我同龄的贸易公司经理在敬酒时喊道:“来来来,和我们的祖国同胞干一杯!”一瞬间竟差点以为这个“祖国同胞”的美妙称呼是自己听错了。

  在日本呆久了,报纸新闻整日都是台獨的消息,还以为台湾人民都想独立,我这个“外省人”到了台湾非得被横眉冷对不可呢。九五年在巴西开会遇见一位台湾同胞,当时正逢大陆在海峡搞军事演习。本来好不容易在那穿过地心的地球正背面的遥远国度里惊喜地遇到一位能讲汉语的同胞,想叙两句乡情,可他劈头盖脸地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哼!你们大陆要用飞弹统一台湾呢!”弄得十分尴尬,同行的日本人教授问我:“你们讨论什么呢?”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支支吾吾瞎编了一通。这次出访台湾,怕遇到同样情况,事先给两位同行的日本人同事打“预防针”:“我是北方人,台湾方言听不懂,而且台湾和大陆关系不好,估计他们可能会对我很冷淡。”谁知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沐浴在乡音乡情之中。更有甚者,对方只顾倾注极大的热情接待我这个“大陆客”,而时常把我的两位日本人同事冷落在一边,其实他们俩一位是我们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另一位也是比我资深的技术主管,他们在研究所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都高我一筹。可是在演讲会上,台北土木技师协会把我这个主讲人捧上了天,演讲之后又是赠送刻有我名字的金匾、锦旗,又是向我个人颁发礼品(一条精致的意大利领带),竟然没有向来听课的工程师介绍一下他们俩。岂不知,我的讲稿还是那位技术主管同事给起草的。

  这几年,东游西转,凡是海外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都走马观花了一下,如果把港澳台和新加坡按感受排队,台湾第一,新加坡第二,然后依次是澳门和香港。在港澳和新加坡,大家一样的黄皮肤,都说华语,在交往时文化气氛虽很亲近但尚不圆满,那里毕竟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叉地,有时候非得夹几句英文才能彻底传达真意的交流感受与在台湾的顺畅感受有天壤之别。

  台北人豪爽,爽得恐怕连李逵张飞都要自叹不如。酒桌上吵吵嚷嚷,气氛和大陆一样,举了杯就要一口干掉。东道主张老板和营业部长频频举杯,客人只好忙不迭应战。几巡过后,营业部长又端起了小杯威士忌,满桌人也跟着端起杯来,可是这回他并没有一扬脖饮掉杯中酒,而是“咚”地一声将威士忌连杯带酒“沉”到了大啤酒杯里,然后端起啤酒杯一饮而尽。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得周围的朋友都“咚、咚、咚”地将小杯沉入大杯,干了一个底儿朝天。我不得不赶忙效仿,心里则暗暗叫苦,这样混着喝可是最容易醉的呀。他们美其名曰,形像地称此喝法为“潜水艇”。“潜水艇”里不仅装威士忌,还装绍兴酒、果酒、清酒、葡萄酒,只要比啤酒度数大的都装,不过我忘了问他们用不用白酒装“潜水艇”了。这么喝酒,几轮过后必然脑袋发“沉”,那感觉可真是要成了“潜水艇”了!夜里去台北闹市的酒馆,看到各个酒桌吵吵闹闹地在比赛“潜水艇”,简直怀疑自己是否是误入了水泊梁山的聚义厅。这次认识的几位搞营业的同胞个个膀大腰圆,酒量食量均大得惊人,一问才知,他们读大学时是橄榄球校队的选手,因为酒量大体质好才被安排到营业部门的,“喝酒是营业的基本功嘛。”营业部长笑哈哈地答道。看来,在这方面台湾和大陆也别无二样。

  台北的年轻人喜欢海阔天空地侃,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话题延绵,和大陆青年一样,都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我虽然对台湾政治感兴趣但并没有斗胆引导敏感话题。他们却毫无顾忌,先是品评阿扁,说民进党人才缺乏,只会搞竞选不会搞经济;说现在台湾的民主尚属“小儿科”,不足以学习和借鉴;说大陆目前在专制体制下大力发展经济是对的,跟台湾当年蒋经国时期一样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不时兴趣盎然地问我一些大陆文化大革命的事儿。当我提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金门炮击和中越西沙之战时大陆海军过台湾海峡老蒋放行之事,满桌人哈哈大笑。一位经常往来于两岸之间的中年生意人举杯劝道:“老蒋和老毛那辈人的恩恩怨怨和咱们无关,咱们该做生意就做生意,该喝酒就喝酒。来、来,乾杯!”大家就又对饮了一杯“潜水艇”。当时正是两岸“小三通”开放之日,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经理感叹说,“‘大三通’也早就该开放了,政府死要面子,真是耽误事!”

  本以为也许是我遇到了一些健谈的台北知识分子才得以如此神侃几通,后来发现台北的出租车司机也十分健谈。十几分钟的路程,话题飞驰跳跃,不着边际,从天气、国语、政治,到宇宙、甚至收音机里的话渣儿,让我觉得好似在北京遇到了侃爷。本以为是因为和台北同行们聚到一起才使我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乡音乡情,可是有一天在一家夜总会里唱现场伴奏的卡拉OK,特意选了一首读大学时大陆流行的台湾歌曲「请跟我来」,小姐不熟悉此曲,拿着麦克只笑不唱,忽然钢琴师引慷高歌,自弹自唱起来。曲毕,他走出来握住我的手说:“第一次和大陆同胞一起唱歌,好激动!”然后又指着有点尴尬的小姐对我说:“你想想,这首歌唱红的时候,她恐怕才只有几岁,自然是唱不上来。”

  在台北几天,浓郁的乡音乡情沁入心脾,相形之下两位日本人同事则颇感酸楚。几个月之前他们二人曾单独到台北,受到了炽热接待,他们回东京后张口必言台湾,掩饰不住日本人本来就固有的对台湾的“深情厚意”。这次目睹我这个“外省人”倍受格外款待,俩人觉得有点失落。有一次聊天时,他们亲耳听见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认真地说,“在中国的二十几个省里面,台湾第二小,仅大于海南省。”我瞥见了他俩惊愕的表情。台湾同胞有如此自然的中国认同观连我都有点吃惊。第二天早餐,那位执行董事对技术主管说:“台湾毕竟是日本当年侵略过的国家,现在虽是日本的亲密友邦,但他们的心显然是离日本远而跟中国近,我们日本人应该转换心态。”智商不低的执行董事在几次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之后,总算得出结论:“日本人的台湾情结是一厢情愿的东西!”

  明眼人都知道,虽然日本和我国的建交公报中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那也许只是日本政府因地缘政治需要的违心选择而已。日本的媒体和教育从来就没有顾及过这个外交公报。“两岸关系”从来都被称之为“中台关系”,在媒体中出现的台湾向来都是被当做国家来宣传的。因此几乎没有多少日本人真正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份。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只从宫城日中友协事务局长高桥老头和我们研究所秘书相泽小姐俩人的口中听到过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的真心话语。这几年,李登辉自称二十岁以前是日本人,搞台獨的民进党和陈水扁又上台执政,为数不少的本来就惧怕巨大中国而企望中国分裂的日本人不知不觉地就更凝固了台湾情结。

  执行董事的精辟总结,令我忆起在东京偶读「石原慎太郎和田原总一郎对谈录」时的一瞬感想。一日午休闲逛书店,见到书架上的这本新书。在报纸电视上时常耳闻目睹石原慎太郎的右翼偏激言行,想来尚未认真阅读过其任何书籍和言论集,难免有些不知己知彼之嫌,遂拾书在手随意翻看。“日本在二战中对美国无罪而对华对韩有罪”,一个耀眼的小标题映入眼帘,以为自己眼花了,石原慎太郎何时改变观念了?连忙翻开里面内容仔细查对,才知这不是石原嘴里吐出的象牙,而是田原总一郎说的。翻来翻去,顺眼一点儿的言论都是田原总一郎的,他有一段对大陆和台湾非常实际的评论。田原说:“华人之间的默契比日本人之间的默契要高出两三个量级以上。例如陈水扁的总统就职演说事先曾给大陆官方过目过,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定是流言,但已有多方渠道证实了此事。外界总是难以理解两岸华人的各种默契。这种例子还有许多……”他提醒日本人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太犯傻。虽然石原慎太郎和田原总一郎都思想偏右,但田原偏得还算有理性。虽然我们现在对日本人一厢情愿的台湾情结有些气恼,其实若日本人都有了田原总一郎的智商,那这个邻居可就更难对付了。

                台北交通

  早就听说台北和东京一样是世界著名“塞车地狱”,但初临其境却未见其貌。飞机到达是傍晚,从桃园机场驶往台北,路宽车少,畅通无阻。我惊诧地问开车来接我们的老赖,他把嘴往对面的斜上方一弩,原来反方向的公路比这边的路基高出许多,不抬头仰望是看不到光景的。这才发现那边已是车灯的长龙,红红火火,十分耀眼。仔细观察一下,尽是些下班归宅的小轿车,虽然无边无垠、望不到边际,但车溜仍然在蠕动。“并没有象东京塞车那样乾脆裹足不前嘛。”我随口开了句玩笑。老赖告诉我最近台北新修了ByPass通路,往来于新竹桃园和基隆之间的车与进出台北市区的车已经分流,因而大大缓解了拥挤的交通。“要是以前啊,从桃园去台北,早上通勤高峰的一小时之前还没有挤上这条路,那只好等着中午再进城了。”小车飞驰在高速道上,老赖大声对我说,“现在路拓宽了,又建成了分流的高架桥。”他指点着远处的一座桥影,“这桥可花了**亿呢!”他说了一个很大的数,我没有记住具体的数值。转眼间那桥已映进车窗,我们的车没有上桥,而是在高架桥底的公路上行驶,许久才进入台北市区,渐渐甩开大桥的身影。远远地顺着桥方向望去,它朝着基隆延伸着结实的臂膀,根本望不到尽头。

  路边到处是名为「中国石油」的加油站。老赖告诉我说:“台湾大部份家庭拥有至少一辆车,在过去,加油站的经营是由这个「中国石油」公司垄断的,服务态度不好,价格又贵。现在已打破了垄断,许多民营加油站参与竞争,油价也降了下来,才20新台币1升。”我算了一下,这个价格是日本的三分之二,比美国的价格还贵点儿。“有一段时间,因为竞争而使「中国石油」损失巨大,客户几乎都跑掉了。后来他们改善服务,特别是开始中奖销售以后,才又慢慢恢复过来。那个奖好大哟,你每次去加油都可以抽奖,抽中了就白给一辆新车。顾客们自然都想撞鸿运,这加油站才起死回生。”

  老赖谈起汽车洋房显得兴高采烈。他说台北人的住房一般平均在三十坪左右,他家住在郊外约有八十坪。在故宫博物院附近的双溪山是高级住宅区,张老板家也在那里。台北和香港一样,有钱人都住在山上,那里有山有水风景好,有保姆有保镖舒适又安全。提起保姆我想起了香港星期日满街都是菲律宾女佣的情景。老赖说台湾的外籍佣人也多,主要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台湾也是菲律宾女佣最受欢迎,因为其他国家来的佣人中有偷盗等不良行为的比例高,而菲律宾佣人一般比较忠实,而且还能教孩子英语什么的,会汉语的菲律宾佣人也多。

  “在日本,除了特大富豪以外,一般的富有人家几乎没有雇佣人的。而海内外华人只要稍有条件就雇佣人,这恐怕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遗风吧。”我不由得发了一句感慨。

  一天傍晚讲完课回到张老板公司,办公室里热闹非常,原来是一些年轻的员工们正在会餐。他们吆三喝四地饮酒作乐,满屋弥漫着烤肉和烧鸡的香味。这场景令我想起了在国内时,大学教研室的会餐和春游,心中泛起一阵怀乡之情。他们把我拽到桌前坐下,我看到他们吃的馒头上还带着类似我们春节前后家里长辈做的馒头那样点着红点。我不由得问道:“吃红点馒头?你们今天的会餐是什么名头啊?”

  大家很吃惊地望着我:“今天是尾牙呀!”

  “尾牙?什么是尾牙?”

  “今天是农历12月16日,是个节日,这个节日的名称叫尾牙。怎么?你不知道这个节日?”说来惭愧,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个节日。问起在座的朋友,不巧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尾牙的来历。

  “管他呢,节日不就是给人们一个饮酒作乐的借口嘛。”一位台南出身的朋友劝起酒来。

  夜里,几个年轻人嚷着让老赖开车带我们去夜市。老赖说夜市附近无法停车,有人建议先把车开到一个地铁车站,停下车后大家再乘地铁去夜市。真是不巧,偏偏在地铁站附近转了几圈也没有停上车。我们都打算放弃去夜市的念头了,老赖终于在路边停车溜中找到了一个空隙。

  我看了看那位置,说:“这地方停不进去。”

  “能停进去,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技术。”老赖笑道。

  “我不是说因为你的技术问题停不进去,而是说这个位置根本就不够一个车位的长短。”

  “没问题!没问题!”老赖执拗地和我倔。

  他怎么不相信我的眼力呢?我们下了车,我开始指挥老赖往这个空挡里停车。他的打轮技术果然不一般,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半个车身委进了空挡里,我刚想用事实说服他:“你看这个位置果然不够停一辆车的吧。”只见老赖轻踩油门,将自己的车的后梁贴到了停在后面的车的前梁上,我大喊一声“危险!停!”,老赖却已把后面那辆车向后顶了几厘米。“停个车还搞出个小事故来,多糟糕。”我这么想著,正想再提醒老赖当心。他却又后挡变前挡,把前面的车也向前顶了几厘米。“感情他这是成心的呀。”我恍然大悟,无奈地摇摇头。老赖复又把车摆回到中间,下了车。这时我看见老赖车的一个后轮还骑在马路崖子上面。

  我说:“这么停车,我可是第一次见到。你顶别人的车,就不怕人家叫你赔车?”

  老赖笑了:“哪有那样的事,我可是小心翼翼的。再说了,家用小车磕磕碰碰还不是家常便饭?它要是辆崭新的高级车我会当心的。”

  “在日本,不管是什么车,你若给人家的车哪怕是刮得个手指盖大小的伤痕也要赔的。”这方面我曾有过痛苦的经验。

  “那日本人活得也太仔细了!”老赖很是不以为然。

  同样是生活在岛上,日本人就有如此强烈的岛国性格,可台湾人怎么就跟大陆人一样大大咧咧的?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台北的地铁和新加坡香港的地铁很相似,车票是象电话卡一样的卡片,可重复使用。日本同事对这种车票赞口不绝,说这车票比日本的先进,不会象日本每天产生大量废票拉圾。日本人真是善于学习,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那么多?在我看来,台北地铁的自动检票口没有日本的方便,台北的检票口用金属棍隔挡,一张票送进识别器后乘客要拨动金属棍才能进站,而日本车站的自动检票口是一条一米半长的通道和一对小门,送票进去后,小门就会自动张开,让你感觉不到任何阻碍,这在通勤高峰时间对付大量人流的进出非常方便。乘坐崭新瓦亮、乾净整洁的台北地铁是非常舒适惬意的事情。

  市中心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间,有一座非常耀眼的底色为大红的高层建筑耸立在一处高坡上,那是园山大饭店。远远望去,数十根从地基通往屋顶的高大笔直的红色圆柱子支撑起整个楼房的框架,最顶两层是典型的中华特色结构,整个建筑好似一座被抻长了脖子的天安門城楼。据说这是台北最豪华的酒店,外国贵宾的下塌之处。我们从故宫博物院归来时特意绕道去观赏此建筑杰作。同行的技术主管笑着对我说:“这宾馆就是离市中心有点远,每天来往办事不很方便。咱们进里面参观参观,要真是个妙去处,下次来台北也到这里住。”这是一座型钢和钢筋混凝土的混合结构,临近眺望屋顶,可以欣赏到许多在北京的宫廷建筑中常见的雕龙绣凤艺术。饭店一楼大厅富丽堂皇,有各式高级餐厅和礼品商店,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国画及精美雕刻;二楼是各种会议厅、演奏厅,三楼以上是客房。在楼下的广场和楼上的阳台可以看到台北市区全景。横贯台北的ByPass高架公路桥如天降巨龙一般,侧卧在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市区外沿,滚滚的车流在卧龙的脊背上画出一条蜿蜒的曲线;与高架公路桥并卧山下的基隆河尤如一缕随意地甩落在盆地上的少女秀发,静流注海。落日的余辉铺在水上,河面半边瑟瑟半边红,一派绚丽景色。据说基隆河曾经水道宽深,大陆及海外的客货轮可以顺着河道直接进入台北,而现在由于泥沙淤积,这条航道已经不能通行了,很是遗憾。

  我们来到饭店楼下的大广场,广场的最前方有一座十几米高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大门匾,高大的门匾框住了远处一小片台北市区的景色。我为这妙景陶醉,将相机镜头对准了它,正在调焦,一架驶往松山空港的巨大客机身影已闪出了匾框。正在为没有抢到镜头而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又有一架客机闪了进来。同行的台北朋友告诉我,台北至高雄的飞机一小时约有七次,非常方便,商人们常乘飞机出差,当天往返,效率极高。因此座落在园山大饭店山脚下的松山机场每日起降频繁,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架硕大的客机掠过园山大饭店的门匾,这是不用抓拍就有的日常景象。几句话说得我感叹不已。在日本,城市交通被称为“市民之足”,一座城市发达与否也常用这“市民之足”来衡量。台北便利的交通系统让我感受到了这座现代城市的真实脉搏。

                故宫一瞥

  一到台北,张老板就吩咐手下说:“一定要带杨博士去游览故宫博物院,没有时间挤时间也得去,那怕只去转两个小时。”

  早就在影片及画片里神游过台北故宫,那集华夏古典及现代建筑风格为一体的雄伟壮观的楼群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终于寻得一个下午闲暇,在一位台北朋友的陪同下,跑马观花地去了一次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当台北故宫的身影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时,心里忽然泛起一阵失望。座落在绿色山坳之中的淡黄色建筑物远没有想象得那样雄伟高大,与北京或沈阳故宫建筑的气势相距甚远。故宫前的山坡下面是装饰秀美的花园,有中华特色的门扁、华表、山水和桥亭等,但这袖珍公园却无法和北海、颐和园以及苏州园林相提并论。

  走进故宫博物院,被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罩住,渐渐忘却了刚才的怅然。有几队小学生正在集体参观,老师用讲故事的口吻叙述着陶器的制作过程,孩子们似懂非懂地听着。当我入神观赏某一件宫玩器具的时候,忽然被一日本旅行团围住,台湾导游用带着浓重升降调的日语向游客介绍这些奇妙展品。我又看到在日本常见的惊讶得十分夸张的表情,听到他们捂嘴叫绝的唏嘘声。我对古代珍宝无丝毫研究,只是按照青铜器陶器近代古玩的顺序泛泛地看着。偶然听见了两个日本游客的轻声议论,“这个陶器是公元前好几百年的产品?那是我们日本的什么历史时期?”“绳文时代后期吧,我们祖先还处在渔猎为生的土器时代呢,中国的农业文明就已经如此发达了。”一个人指着一幅中国古代陶器制作基地的地图说,“中国的陶器生产有七千年历史?真是了不得!”看着他们充满崇拜的表情,自豪感自心底升腾起来。

  如果说青铜器陶器的展品是在向人们传达远古时代人类文明信息的话,那近代玉雕石刻展品就是在向人们述说主人公的故事了。有一艘手指大小的象牙雕小船,透过放大镜竟然可以看到船上乘客的表情;有一尊被称为肉块的宝石,看上去只是比商店案子上的真货小几号,上面的瘦肉肥膘乃至肉皮都栩栩如生,怎么也让人无法想象这竟是一块石头;有一棵玉雕白菜,帮白叶青,就跟刚从地里拔出来一样,我特意在礼品店买了一个玉雕白菜封面的精致金属名片盒做纪念。“这样精致古玩,恐怕要花费匠人一生的功夫吧!”一游客叹为观止。是啊,这样奢华的制品,恐怕只有中国封建皇权统治下才会产生,只有那个时代的皇亲国戚、商甲富豪才可能终生供养能工巧匠进行这样艰难的创作。在感叹这些人类文明结晶之时,忽然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此起彼伏地进行反封建革命了。相比之下日本天皇好像从来没有奢侈过,当我慕名去参观东京的皇居和京都的御所时,得到的印象只是寒酸。也许正是因此日本才没有造就出值得炫耀的封建文明吧。但是没有绝对权力也没有绝对腐败,这对当代日本却是好事。武士和贵族的长期实质性支配,使日本没有形成真正的封建集权社会,容易改玄更张。因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胎死腹中。参观故宫,令人在感叹人类农业文明辉煌成果的同时也惊讶近代世界的爆发性发展,为祖先创造了顶极古代文明而自豪又为中华民族至今尚未能屹立于世界现代文明之首而遗憾,这恐怕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境吧。

  台北故宫展厅和北京故宫展厅相比有些不一样,但好久没有品察出这差异是什么。走了一半才恍然大悟,这差异原来是展品的数量啊!在北京故宫放一件展品的空间里,台北故宫放了六、七件,即便如此,台北朋友还说这只是展品的N分之一呢。“展品是轮回展出的,比方说,今天就没有出展「清明上河图」。有兴致的人一生不知要参观故宫多少遍呢。”

  我这时才豁然领略到台北故宫的魅力。虽然这里的建筑尚没有沈阳故宫的N分之一壮丽,可这里才是真正的故宫博物院啊!相形之下北京故宫博物院岂不只是一堆空房子?这瞬间的感受,真不知该如何描绘才好。

  台北人热爱中华文化,和这故宫博物院的存在也不无关系吧。反正两岸迟早要统一,国宝放在台北放在北京无所谓,只要将来两岸别为这些故宫里的玩意儿开战就是好事。

  我在台北时,恰逢在台北出展西安的“兵马俑”。那些台北朋友成群结对相约而去,可他们没有喊上我,想来一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富裕时间,再者他们一定以为我是大陆人,看“兵马俑”就跟看晚场电影一样容易,而他们去看“兵马俑”却和我去参观台北故宫一样,有机不可失机不再来的感觉。岂不知我也没观过“兵马俑”,看来下次得去西安补课了!

                食在台北

  许多日本人跟我说“食在成都”“食在北京”“食在香港”“食在台北”。很遗憾没有去过成都,不敢惘作评价;在北京,上至宫廷料理,下至街头小馆,可都是别有一方风味的;在香港,将中华各色饮食汇集一地,天南地北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在这个弹丸之地品尝到;在台北那几天尽和同胞们比赛“潜水艇”了,竟然没有留意台北饮食的风味。

  曾在吉林路的一个小餐馆品尝过一次正宗台湾料理,内容以海产品和各种火锅沙锅为主,因为我是大连人,从小吃惯了生猛海鲜,那些台北的鱼虾螺蟹乃至鱿鱼干贝什么的,都没有给我留下咋舌的印象。有一道名菜被称为“佛跳墙”,推荐给我时,我问为什么叫“佛跳墙”?他们回答说是因为好吃得“佛都高兴得要跳墙了”。我品尝之后也没有产生要“跳墙”的美妙感觉。这个菜的内容是沙锅炖煮的海参和鱼翅,我感觉那鱼翅有点老,远没有大连“天天渔港”餐厅做的海参鱼翅鲜嫩可口,但嘴上没敢说,我想这可能只是口味习惯的问题。他们问我桌上的菜哪个最好吃,我指着一盘不知名称的青菜说最好,逗得满桌台湾朋友哈哈大笑。他们告诉我,那是用番薯的茎和叶子做成的。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坦白地说:“这个菜实在是鲜嫩清香,怎么也想不到竟是番薯的茎叶做成的。”他们告诉我“那是因为将每根细茎都扒了皮只留下了里面最鲜嫩的部份。”看来我是个贫农肚皮,山珍海味吃不来,却把忆苦思甜饭当成了美味佳肴。

  在台北逛夜市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因台北地处盆地,天气闷热,去夜市消暑就成了台北市民的一大乐趣。那里的风景颇似大陆的个体服装市场、农贸市场或食品街,四通八达的窄巷子里到处是一轩轩的小店,服装鞋帽、玩具器具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各种小吃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大喇叭的叫卖声、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如海潮般涌入耳鼓;老店里面的音乐声、人群的欢声笑语则似海潮中的涓涓细流。看到高悬在街口的“小心扒手”的横幅,不禁为这中国特色的标语一乐。人们身着夏日休闲装,或是老少家人,或是情侣依依,就连满街的日本游客也换上了与台北人无以区别的体恤衫混在人群之中。台北朋友请我们吃一种形状似苹果的水果,非常清爽解渴。问过后得知这水果的名子叫“莲雾”。特意卖了几个带回东京,夫人和儿子却评价说只是水份丰富,没什么水果香味。看来吃水果也分地方,有些在南方吃起来特爽的东西,拿到北方吃就没有味道,也许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们没“福分”享受那久旱的喉咙逢甘霖的滋味吧。

  夜市有好几个小吃摊挂着滋阴壮阳食谱的招牌,而且人头攒动生意兴隆的样子。台北朋友非拽我们去品尝一种加了十种滋阴壮阳中药成份的排骨。我和董事怕这排骨真有药劲儿,只吃了几块肉。喝了一碗汤的技术主管翌日早上抱怨说昨夜好久无法入睡,也许这药膳里真有兴奋剂吧。

  在台北,最难忘的美味是「鼎泰丰」小笼包。为了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我们特意在高峰前傍晚五点左右就赶到餐馆,可是仍在门外等了十五分钟才得以上楼入座。虽然曾品尝过天津「狗不理」之类小笼包中的绝品,但还是被「鼎泰丰」的味道给震住了。「鼎泰丰」的包子馅品种多样,顾客可以随意点吃。包子的特色是皮薄馅鲜,里面半包馅半包汤,要伴着姜丝和醋吃才好。不知道这馅中汤是怎么蒸进包子内的。品尝时,要先用筷子将包子顶尖处挑开一个小口,夹起包子倒转过来将馅中汤水控到碗中,然后夹些姜丝搁在包子上面蘸些醋,再送入口中。这样的吃法既品尝了美味,又可避免被热汤烫了舌唇。包子一入口,马上就会满口清香。这时我想起了雀巢咖啡的广告词——味道好极了!

  据说「鼎泰丰」的业主是一对夫妇,他们原本经营着一轩花生油作坊,不幸中途破产。正值丈夫愁苦万分,不知该如何是好时,夫人提议以自己的手艺试着开设一轩小笼包家庭餐馆以解困境。谁知一矢中的,生意红火起来。没有多久小店就名扬台湾全岛。随着景气的上升,海外观光客也成群结队慕名而来,据台湾媒体报导小店的日营业额高达150万新台币(约合近600万日元,40万人民币)。他们一直没有在台湾开分店,也没有扩充窄小的店铺,一楼是包子制作场、收银台和外卖柜台,二楼三楼是餐厅,面对着繁荣街市的店门口一直有许多人排队等候用餐,终日熙熙攘攘,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活广告。客人们都要穿过狭窄的一楼走廊才能进入楼上餐厅。我问台北的朋友“「鼎泰丰」的一楼走廊有点寒酸,这么发财,为何不扩充一下店面?”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维持风水,一楼的窄门正中好风水,那叫“财不外流”,这也是他们夫妇不肯在台湾开连锁店的重要原因。最近因日本食客爆满,供不应求。他们夫妇终于决定进军日本市场,在高岛屋百货集团的东京新宿店10楼、横滨店6楼和名古屋市JR店地下2层以及熊本市的鹤屋百货7楼开设了四个分店。最近一直打算去新宿的分店品品其味道是否正宗,但尚未得空。

  「鼎泰丰」小笼包味美,一般人差不多要吃10到15个。据说有位意大利人在台北店竟然一口气吃了60个,这恐怕是世界记录吧。我们东洋人胃口的构造和人家不一样,想破记录是不可能的了。日后谁若有机会去台北,可别忘了去「鼎泰丰」一饱口福。

                宝岛银屏

  确切地说,这个标题应称为台北银屏或台北宾馆银屏。老赖告诉我说:“若算上有线电视,台北家庭能看一百多个频道。”虽然宾馆里只有二十几个频道,但已足够我管中窥豹了。

  因为访问时间短又整日忙于公务和应酬,也只能在深夜时分挤时间观赏一会儿台北的电视节目。零散入目的节目五花八门、纷乱无章,自知很难归结出什么恰当的结论来,但在三个方面印象极深。

  一是台湾的电视报导及娱乐节目和日本一样自由多样。一天我打开电视,出现在画面上的是中国五粮液酒的广告,大红背景中五粮液酒样品的下面是一行漂亮的金字“五粮液酒给全国人民拜年!”,一瞬间,我竟产生了这是出差在北京或上海的宾馆里的错觉。台湾电视的政治报导也十分开放,当时正值台湾媒体传出吕秀莲又老又丑的评论。一天有一位美国经济代表团长和吕秀莲会谈时赞扬她聪明漂亮,被媒体渲染之后报导出来,听起来显然充满了讽刺和挪揄。

  二是无论电视还是报纸,时事和政治的频道及版面中大陆和香港内容的篇幅极大。这令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大陆虽然两岸关系属于头等国家大事,但是在日常报导里却从未占有过如此大的比重。也许真的像我的日本同事分析的那样,虽然台湾经济比大陆发达得多,但是大陆对于台湾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又和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台湾已变得异常敏感。想必中国若以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日本对待中国也会变得和现在台湾对大陆一样敏感吧。

  三是电视节目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内容异常丰富,令人着迷。饶有兴致地观赏了几个专题节目,发现台湾的文化节目编排奇妙,水准极高。娱乐节目中,歇后语、对联、绕口令、成语连篇等穿插一体,趣味横生。不仅和日本电视中肤浅的文化节目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和大陆的文化小品等娱乐节目比较也高出许多,用美妙绝伦来比喻绝不为过。虽然两岸间的文化交流几乎中断了五十年,但是却各自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真是令人欣慰。我想,也许第一次访问大陆的台湾同胞也会对大陆的文化节目产生和我一样的感觉,因耳目一新而赞不绝口吧。

  我尚没有搞懂各个电视台的背景,凤凰卫视办有「两岸燎望」、「时事直通车」等节目,口气和大陆十分亲近,好像不是在台湾开办的电视台。台视主办有「说英文,学台语」等节目,不知他们是否是主张用台语来代替国语。民视开办了一个名为「心灵深呼吸」的节目,介绍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在尼泊尔建立了藏胞服务中心,专门支援在尼泊尔藏胞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等。有一个年轻的藏族画家,一家三口人从青海逃到尼泊尔,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寺庙里作画谋生。当接收记者采访时,被问及在哪儿的生活好?他回答说在青海的生活好。接着被问道:“那你是否对来到尼泊尔而感到后悔?”他回答说不后悔。问及为什么?他说:“因为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自由。”我对西藏几乎没有了解,但对于藏獨和台獨一样不肯苟同,看到这个采访节目我感到十分震惊,也许我们的西藏民族政策有许多败笔,因而造就了如此深刻的民心背离;虽然不能肯定地说这个画家有多大的代表面,但是这个电视画面已足以让人感受到西藏问题的严重性。

  电视新闻报导了一名75岁国民党军队退伍老兵杀死45岁的情人的事件,画面中,那个情人的朋友一边哭一边回答电视记者采访,她咬牙切齿地一口一个“外省人”地称呼那个老兵,我这才知道“外省人”这个词并不是日本媒体的杜撰,从画面里传出的信息让我切身感到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确实矛盾重重。

  第二天,我向老赖问起此事,他告诉我在台湾有四种人:本省人,指的是国共内战以前就生活在台湾的居民;原住民,指的是高山族等原居民;客家人,指的是说客家话的台湾居民;外省人,指的是国共内战以后从大陆来台湾的人。这四种人各自范围交叉,有许多人同属于其中的几个范畴。在“总统”直选时四种人因其不同的政治利益而倾向于不同的候选人。老赖是典型的非原住民又非客家的本省人,是陈水扁的忠实支持者。他告诉我说:宋楚俞的选民主要是外省人和原住民再加上其他喜欢其政策的选民。当我问起:“为什么有原住民和其他许多非外省人选民喜欢宋楚俞?”他回答说:“因为宋楚俞当省长时,利用手中权力和国家拨款给许多小村庄修公路搞建设等,所以村民尤其是高山族原住民支持他。”当谈及陈水扁的支持者时,老赖用尊敬的口气说:“不仅南部台湾人支持他,我们也支持他。阿扁当市长时,强行取缔台北的色情业,得罪了这个行业的选民,损失了不少选票,要不然阿扁的得票还要高。”老赖看我专注地听着他的评论,更加来了劲儿:“阿扁在台北搞市政服务改革,改变官老爷作风,要求市政职员做公民的公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要求政府职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为来办事的市民倒茶。哎呀,这还了得?那些过去的小官僚们心态哪里转得过来?为了实施和推行这一套改革,阿扁开始对市政府职员进行公务员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基本培训,现在果然变好了。他马英九上台管台北,那就只能努力使之更好,不能比阿扁差哟,你说谁得益?谁高兴?那还不是咱们老百姓。还是搞民主、搞竞选好啊!”

  通过荧屏透视台湾,虽得到一些扫兴的信息,但台北印象却因此而更加真实了。

                结束语

  回到东京,久久难以忘怀在台北的新鲜经历和深刻感受,可终日忙碌不已,始终没有挤出提笔作文的时间。有人说:“初访某地,你可以扬扬洒洒写出一大篇感受;再访某地,如果时间不长,你也许还可以写得出一篇小短文;如果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你可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知道这是真理。若再不整理成文,下个月可就要第二次造访台湾了,无奈只好利用五月的连休日匆匆赶完此文。不知再访归来时该做何感想?

                        2001年5月写于东京

摘自《东北风》 http://www.come.or.jp/ 读者何应北,闲云荐

  作者:杨克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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