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

  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虽然学界对清除学术腐败已经进行了诸种努力,如学界提倡建立学术规范,建设学术道德,《历史研究》等七家历史大刊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网络中也设置了《学术批评网》;也有人为清除学术腐败而奋斗,等等。一切的努力似乎意义重大,然而收获却似乎微小。原因何在?应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者自身方面的原因(如学术素养、学术道德),也有外在的社会性原因。

  对于学者自身方面的原因,浅薄如我,就不必细说了,对于社会性的原因,在我看来约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因素所带来的问题。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一代的灵气被扼杀固然令人叹惋,但只要有时间就有可能慢慢恢复,而思想和良知的僵化与扼杀却影响久远。本来品行就不端的学人那点道德与良知,彻底被政治党性取代。学人在一次次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既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人格,也无奈地卷入现实生存斗争。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

  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

  兹将敝单位的《科研人员年度考核量化标准》之大意说明如下:此标准有三个分表,一为教学业绩表,分正高、副高、中级、初级四个职称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优秀、一般、较差3个等级,其内容又分授课情况、指导情况、业务进修三项,其烦琐之详情就无须细说了。

  二为科研业绩表,其内容则以正高级优秀等次说明如下:科研项目课题,“每年主持1项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或重大教学研究项目;或每3年获得鉴定结论为国内先进以上的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的鉴定;或到位的科研经费年均理科不少于2万元,文科不少于2千元。”科研论文,“作为首位人员在核心期刊或国际重要刊物、国际学术会议上每年发表2篇论文。”科研著作,“当年撰写并出版学术著作不少于4万字;或当年撰写并出版教材不少于5万字;或当年出版工具书、译著折合不少于6万字。”科研奖励,“作为首位人员当年获得省级三等以上科研奖励。”以下11个级别呈递减式要求。

  三为德表,分优秀、一般、较差3个等次,其内容有政治思想(政治素质和法纪道德)、工作态度(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2项4目,兹将优秀等次的要求罗列出来:政治素质,“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积极学习并能全面掌握馬列主義、毛泽东思想和鄧小平理论,树立坚定的无产階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深刻理解、自觉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法纪道德,“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模范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有较高的师德修养。”

  我都抄烦了。乖乖龙地东。这就是我们的体制。如果你不玩虚的,按此要求就有可能达不到人家的心愿。按体制要求,只要你能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不论是什么,更不论其手段与方式,那你就是胜利者,机构之大名也附尊驾之贵名出现于国家级,机构也感你的恩戴你的德。量化管理得是简单,也令人十分明白。学人如果老死于体制中,职称(且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就成了终身为之努力的目标。评职称看学历、论量化。发表于国家级者得高分,核心级者、一般省级或大学学报、师专学报均有不同的得分标准。至于所谓的核心期刊,是否它上面的每一篇文章都足以有分量,就没有人知道了。真实与真诚在这里就没有了市场。你如果有能耐,一年发表几十篇大作,拿个正高是不成问题的。

  在体制内,学人被量化,即数字化,不仅要看科研,还要看项目与奖励,这都是评职称得分的要目。评奖中的黑幕,湖北已经给暴露出冰山一角,其实是各地大同小异,均为内部人员瓜分。至于项目立项,其过程同样是黑箱操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圈内、人情、金钱诸种因素都起作用。近年各单位都注重国家级项目,敝单位也不例外,主事者说:你对自己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对评委要下力气,他们都多年处此位,已比官员还要处事不惊,你纵使送上区区几百元,那还看不在眼里。国家评委已是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就更甚了。学界的腐败已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学术腐败与社会政治腐败紧密相连,孤立地谈论学术腐败是皮毛之论。因为学术本身就是皮毛嘛!

  体制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都提出了要求。作为个人,你要上层次;作为单位,要争取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等。这依然是量化标准在起关键作用,没有水分就恐怕办不成任何事。腐败在体制内就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相互欺骗,相互得利。

  再次,我们的体制似乎是没有惩罚系统的。中国的法律建设今日无疑速度极快,那么多的法律,被执行的情况就不敢恭维了,人治的成分总是在,我们不是又提以德治国吗?国家如此,皮毛之学术同样如此。没有死刑,没有出局,被暴露出来的学人依然威风八面。不仅如此,相反,他们对暴露者还要进行反击,从学术到人身,从道德到政治。即使揭露者在进行暴露时也总是声明:“我与某某没有私人恩怨,是出于学术良知。”是否是具有文革之余悸?这种声明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当前学术批评的贫弱现状。再说中国人口太多,人人总得有口饭吃,各行各业的出局者都放逐到社会上,就天下大乱了。学术的惩罚至多降两级工资与职称耳,数年之后,又可以东山再起。王同亿不是又有新作出版了吗?美国的学术出局制绝不适用于中国,如同美国之生活绝不同于中国之生活一样。中国人有自己的方式,这或可是“中国特色”的又一例证。

  我们传统学术虽有可怜的规范,但似乎没有标准固定。“述而不作”的孔子已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匍匐在孔子之下的现代学人更是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已经构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在经学遗风的影响下,新的注经风气大行其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我仅说明了当前学术腐败的外在原因,这仅是个人之见。其不当处,尚望明达批判。

  又,对于学界的种种腐败现象,如剽窃抄袭、暗箱操作等,批评者多有揭露,我想还有几种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学者自我的复制,就不用剽窃这个词了,一篇大作改头换面地多次发表;二,搭伙现象,即学人都知道的挂名现象,自己一个字都不用写,依仗人情与关系,往往将名字挂上去。

来源:一读者推荐

  作者:张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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