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知识分子的逃逸

  人是什么?唯物史观教导我们说,人是从制做工具以及运用这工具从事劳动的时候开始,转身与猴子揖别的。其实,除了劳动,人还必须会思想。所谓思想,自然离不开独立自由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倘使仅仅懂得劳动、耕植和采集,充实了肚子,发达了四肢,最后也很难免于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传播历史的《世界人权宣言》,赫然写着如下条款:“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这里,生命权和自由权是并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着便可以尊为人类,从” 温饱“到”小康“,如果人类只是被当做一种结构性物质,而满足于生命的维系,是无法体现存在的本质的。人类是精神的人类。没有哪一种生物,能够像人类一样热爱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有着同样涵义的成语在世代流传:”不自由,毋宁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对此痛苦的觉省。没有先验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现实、变革现实的,是对于既存秩序的否定。哪里有一种思想是满意现状的呢?除非是统治者——鲁迅常常称作“权力者”、“权势者”,个别时候也称“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说到: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哪里会有自由思想?

  纳粹有句座右铭式的话:“思想先行,行动紧跟。”这“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称作思想的,因为已然失却自由的含量。思想是个体的,弱势的,异质的,非正统非主流的。

  人类拥有自由思想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推算起来,最早也当在“后酋长时代”。在黑暗的中世纪,我们已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阴影看见:怀疑与信仰共存,异端与信徒并现。思想锋芒初露,虽然随即为火与剑的方阵所包围,却依然咄咄逼人。僧侣们无法预料,他们以日夜积聚的大量的统一思想的工作,培养出一种普遍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诱使思想者在更为开阔的地带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种子。及至近世,随着“权利的时代”的到来,可以想见,思想将会变得何等活跃。至于思想者,当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伪装,睥睨气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说了!

  然而,事实上,张捕与逃逸仍在进行,没有哪一天停止过。有时候,言路特别狭窄,甚至完全被阻断!

  进化论遭到挑战是必然的事情。社会的进步与否,怎么可以根据时间的先后论定呢?权力者始终占据着历史的主动地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恒定地听命于“权力意志”;而思想者,却难免为环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忧心忡忡——角逐的双方,谁也无暇顾及钟表。

  近代历史确乎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说到底不过是在“原型”那里作出量的增减而已。随着大学的勃兴、科学的昌明,知识分子势力迅速膨大;相应地,权力也变得更为集中,打击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阿伦特在名著《極權主义的起源》中,专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和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它们都是在本世纪建立起来的。盖世太保、格别乌、窃听器、集中营、特别法庭、秘密审讯和处决等项发明,足够叫中世纪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艺相形见绌。在权力者和思想者之间,存在着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识分子。到底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精心设计的机械、技术、各种关于管理的理论,包括宪法,最大限度为谁所利用?这个问题很难量化,故而长期被悬置起来,无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贯标榜“革命”,信奉“社會主義”的,他曾经弄过一个由总统签署的非常法令《人民与国家保护法》,其中规定:“在宪法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许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权利,还许可侵犯私人邮件、电报、电话、通信保密权,许可搜查民宅,许可下令没收财产和限制财产权。”类似的法令是否经由法学家的润饰,我们不得而知,但它通过剥夺进行“保护”是明显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较起来,斯大林于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要庄严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肃反了!

  近代以降,权力者对知识者的打击,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其一是大学,其一是新闻出版界。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为思想的产床。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捩点,五四运动就是来源于一所大学和一本期刊。

  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对莫斯科大学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述。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给世界贡献出了一批富于头脑的人物。为了对付他们,政府安置了特务网,还有政法委员会之类。思想与青春结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里,贬斥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于毒化和争取青年。他说,德国青年应当“像猎犬一样敏捷,像糅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一样经受过锻炼”。这些青年什么都具备,就是不具备思想。1933年4 月,政府明令规定大学生必须加入大学联合会,还须参加四个月劳动锻炼和两个月集体军训。教师也有统一的组织,由掌管人员进行苛刻的挑选和培训。1933年至1934年,纳粹党在大学进行了一场清洗运动,有1/6 的教师被解聘或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开表态支持政府。著名哲学家,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可耻的海德格尔,在弗顿堡大学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斯大林对大学的控制一样严密。在苏联高教部的16个职能司中,属于思想统制方面的大大超过半数。所有学科的教育为政治教育所笼盖、所渗透,因为这是不能不服从于制度的总体的集权性质的。

  集权主义者无不重视意识形态,重视宣传。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设立的部,就是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据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即从中世纪在罗马设立的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专门机构演化而来。可见,思想以及对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纪的遗产。图书审查、禁书、焚书,在中世纪已经相当流行了,《禁书目录》委员会,犹如宗教法庭一样声名赫赫。但是,焚书在当时只是零星进行,像纳粹德国这样狂欢节一般的盛况,是从来未曾出现过的。1933年5 月10日,时值午夜,成千上万名学生高举火炬,游行到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广场上,小山般堆满了书籍,他们把火炬扔进书堆,然后像添加柴禾一样再不断地把书往火里扔。据统计,大火吞噬的书籍多达20000 册。纳粹党领袖之一戈林对大学生说:“你们干得好!在这午夜之际把过去的精神付之一炬,这是一次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其他的大学城,也相率举行了“焚书日”。鲁迅曾经把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称作“希特拉的黄脸干儿”,查查家谱,其实秦始皇爷爷的“焚书坑儒”,倒也不失为伟大的经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从来便有,如唐诗写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嘲笑此举的愚蠢的。在电子出版物相当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头傲视希特勒及其党徒吗?问题是,这些大独裁者,仅仅凭了他们的无知与专横,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战人类的尊严!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好在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罢?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迦尔洵、梅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500 万;

  2.1937年1 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800 万人,其中约100 万人被处决,约200 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100 万人,在劳改营中约700 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84批,共计5000人。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持、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褚,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思想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一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 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作者:林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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