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台北对上海的感觉和单恋

  政治的短暂与文化的永恒

  上海与台北在不同年代写下多重的「文化双城记」,台北对上海的感觉和单恋,源于文化记忆。

  曾经长期居住在具有自由城邦传统的德国的龙应台,在这次「上海台北城市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大力推销她的城市理念。她说:「我观世界版图,我的眼睛里没有一片片的国土,只有一个一个点状的城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意识开始淡化,城市意识正在崛起。龙应台的讲话突显了这样的主题,那就是:文权高于政权,城市高于国家。

  来自上海、台北、香港和纽约的代表,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倾诉了台北与上海的文化心结和台北对上海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起源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离大陆之际,大批上海官僚、商人和文人及其子弟迁台,其中三个人物对台湾人的「上海记忆」有「突出贡献」,首先是白先勇,他的小说中的上海交际花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舞女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象征着上海的摩登世界和台北情欲的历史性接轨;另外,台湾作家刘呐鸥对上海的「黄金窟」和「美人邦」的形容,以及李香兰的「东方巴黎」的赞誉,也为塑造「上海神话」推波助澜。

  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廖咸浩认为,台北与上海有共同的殖民地身世,这是它们彼此认同和互动的基石。华东师大青年女学者毛尖指出,这两座城市在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动荡中写下了多重版本的「双城记」,其中既有白先勇的童年记忆,也有侯孝贤的《海上花》,在「上海镜像」中投射着台北人的浮华梦想。研讨会期间,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学生展出了他们创作的《新上海百多图》,以上海人的眼光诠释了家乡城市的风物景象,也引起到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富于戏剧性的是,两年前龙应台曾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啊,上海男人!》的讽刺文章,并由此引发了上海男性的强烈愤慨,但该风波并未构成台北与上海的交往障碍。近年来在台北掀起上海热,大批商人和专业人才流向上海,成为台湾移民的重要目标地。经过五十年的岁月,台北人重新做起了炽热的「上海梦」。

  这次台北代表团阵容整齐,学者代表多由女性组成,大打「美女文化牌」,显示台北方面对上海的情有独钟。值得玩味的是,在研讨会上,只有台湾学者高唱「台北人的上海记忆」,而上海学者却没有对台北方面产生「文化恋情」的迹象。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汪天云就此向亚洲周刊指出,这种城市间的单恋格局,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奇特景观,与上海与香港的互恋关系迥然不同。

  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出现了一批来自两岸三地的美女学者,其中台湾佛光大学副教授赵孝萱、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黄念欣、上海师范大学女教师萧萍,均以出众的才学和美貌令人瞩目,为研讨会增添声色。一些与会的男性代表戏称:「美女作家时代已经终结,美女学者时代正在降临!」

  龙应台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引人注目的明星。龙应台回顾了台湾历史,认为在明清的政治和经济移民时期、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台湾均没有出现自主独立的文化决策权力机构。台北市文化局的成立,意味着台湾文化史的重大突破。龙应台解释说,台北文化局与大陆文化局模式完全不同,在地方自治法之下,这个地方机构完全独立,是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城市文化发展规划。龙应台进一步为自己顶上的「乌纱帽」辩解说,作为文化局长,她绝不是市长的御用工具。

  龙应台表示,她最担忧的是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过分强大的行政机构在集权社会里将成为文化的压迫工具,而在民间力量相对薄弱的民主社会里也会形成行政垄断格局。龙应台透露了她的施政大计:首先建立有效的文化机制,整合民间力量,鼓励企业投资文化艺术,然后就退行为小的和无所为的辅助机构,以此避免日后成为文化发展的死敌。龙应台的为官格言是:政治是短的,文化是长的。

  龙应台分析比较了台北不同于新加坡或香港的特点,认为台北的优势在于民众富于开拓精神,蔑视法规和宪政。她笑着警告上海当局:「大批这样的台湾人现在已经跑到了上海,你们要特别当心!」她指出,台北经济基础结实,居民年平均收入三万美元;它又长期重视教育,市民素质较高;此外,没有经历大陆文革那样的政治灾难,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持都十分良好。所有这些都是台北在「城邦战争」中的犀利武器。

  龙应台忧虑的是,台北在华文出版、图书和唱碟等方面的龙头老大地位,将随着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和出版业的开放、以及台湾出版人才的大量流向上海而丧失殆尽。她认为,各大都市之间与其互相拆台、大演四「国」演义,不如建立策略上的联盟,营造「共荣机制」。以出版业为例,她建议形成香港新加坡提供国际资讯、台湾提供设计出版、大陆提供销售市场的一条龙程序,化竞争为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她说:「我这次来敲一敲门,看看上海领导人是否有这样的思考。」

  摘自人民网

  作者: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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