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专栏文章（12 篇）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 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

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我们，华人世界我们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

在香港住得愈久，愈是能体会什么叫做“有自由，但没有民主”。经济上，香港的自由世界第一。自由港的传统允许全面的贸易自由，进出口一般商品不收关税。企业经营完全自主，市场自动调节供求，政府不加干涉。没有外汇管制，外汇、黄金，在这里自由地进进出出。金融市场完全开放，本地银行和外国银行平等[……]

如果说，台湾人这几年来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全是蓝绿阵营的对决、总统亲信的弄权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计，那么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大陆人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却是这一类：——为了迎接２００８年的奥运，１２１５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其中奥运村将容纳将近２万名运动选手和各国官员[……]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遥远的十世[……]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

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鹜。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

用“闹事”二字，把国民党因学潮而丢了大陆政权的恐慌记忆都勾回来了，编辑和我商量，用这两个字，很可能会真的“出事”，会“爆”掉，那么继续写，继续发挥影响的空间就会失去。我舍不得放掉这两个字，因为，它很关键。我们决定冒险。过了不久，“教育部”来电话：“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

很难得的，这两天的国际大报以相当重要的版面报道了台湾的消息。而这一回，消息的内容不是陈文成与刘宜良之死，或者李亚频之逮捕，而是戒严法的取消与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的革新举动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一阵刮目相看的反应。在选举竞争的吵吵闹闹中，忙碌的活动与激烈的争执容易使人暂时忘记了活动与争执的[……]

收尸车已经堆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苍蝇粘在裸露的尸体上，太阳晒着。工人一把抓起拉吉夫的身体，在尸车上找了一个空隙，把拉吉夫的头往下塞一塞，他的两脚还是在车外；车子又发动了。小小拉吉夫只有六岁，头发很黑，眼睛很亮，腿很细瘦。美国永备化学工厂泄气，六岁的拉吉夫只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

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议会里。从九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