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岸达:论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

  国家现代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更科学、更充分地调动每一个中国人的积极性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每一份国家资源与世界资源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更开放、更善于接纳现代化文明健康地武装我们民族成功地进取世界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更好地、更全面地全心全意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问题。因此,中国海峡两岸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共两党的平等地、健康地、成功的合作,将对我们国家现代化起着何等巨大的历史性的伟大的深远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中国人如何能使国共两党关系不但朝着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轨道上发展,而且朝着最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上演变,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最佳历史性选择!

  一、国共合作与法制建设

  当中国被分离成海峡两岸两个各自为政的不同的社会以后,无论双方各自制定的法律有多大的差异与冲突:有一点内容意义上却完全是相同的,那就是无论对谁制定的法律而言,制造祖国分裂与危害民族团结都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不但为海峡两岸社会共同的民族道义所不容许,而且也与双方各自制定的有关法律严重相悖。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一旦对这个问题认起真来,我们就会发现国共两党都将处于一种法律上十分尴尬的地位:那就是不管国共两党本身如何反对任何分裂祖国与危害民族团结的犯罪行为,而客观上在这方面国共两党本身又恰恰成了某一种被告。不管我们在感情上如何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分离与民族的不和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结果,是国共两党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两党相争与对峙,才造成了祖国分离、民族不和长达四十余年,至少道义上的责任当然在国共两党身上。当然,在过去的哪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今天这个问题还不能圆满地解决的话,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也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两岸统一也就更加刻不容缓地摆在国人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并要求大家尽快地得到圆满解决。否则,双方谁也无法向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交待,谁也无法向中国海峡两岸各自制定的法律准则交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法制,是民主与自由的保障;共同的法制,是对共同的民主与自由的保障。没有这种保障,民主便会成为一种无秩序的民主;自由便会成为一种非理性的自由。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专制与破坏、僵化与落后,而不是民主与建设,开放与进步。国共合作,祖国统一本身就是一种共同迈向新型的民主与建设,开放与进步的历史性行动,它的互动过程既是一个产生共同的法制过程也是一个完善共同的法制过程。她即需要一个共同的法律意识作为共同实践的基础,又需要一个共同的法律制度作为共同行动的保障。不然,双方就无法做到有法可循、依法办事、自始善终、共存共荣。当今,无论哪种社会形态的共和制国家,是必须以法治为前提的。缺乏这个前提,无论这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民主的法治共和制国家,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有浓郁封建色彩的人治社會主義国家或人治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人治共和国家里,封建专制主义是很容易偷梁换柱,借尸还魂的,它往往以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以进步之名利行落后之实,以建设之名行破坏之实。然而,这种人治社會主義社会或人治资本主义社会必竟要被具有更强大生命力,向心力的民主的法治的社會主義社会或民主的法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只到这时,完全的民主的法治共和制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历史位置,封建专制主义也就真正到了寿终正寝的最后的时刻。

  近十年来,中国海峡两岸社会一系列的改革与开放,都客观上促使了自己从以人治为主的社会向以法治为主的社会过渡,这也就为国共合作,祖国统一所需的共同的法制建设的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海峡两岸社会所需的一个共同法制建设日趋成熟时,海峡两岸的当权党所拥有的专政力量与位置如何科学地调整、转化、处置就十分明了地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了。任何真正的革命者都同意,专政这个暴力工具只不过是达到革命目的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将随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社会对立,群众革命的逐渐缩小而缩小;随着国家作为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工具的这种特性逐渐消失而消失。当这个国家广泛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成为其社会的主题时;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时;当这个国家逐渐成为一个“半国家”社会的和平建设高潮来临时;专政的职能也就应该逐渐被转换、修正、弱化直到完全被更适应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强大的法治所取代。(特别是我们联系到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竞争互利、共同建设国家现代化这一宏伟的实施就更应如此)。专政与法制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带有强制性;而区别则在于两者的范畴、手段、方法、规则、程序特别是强制的客体不同。专政是针对社会中某个階級、集团、个人特定生效的;而法制却是对社会所有階級集团,个人同等生效的。我们为什么可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能说在专政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这个道理。更主要的是,如果专政是在一个以人治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会里开展运作的话,其专政的性质是往往很容易异化的。它很可能由民众的代表,代表民众参加国家事务与社会管理时,把人民赋予给他的权力——专政的力量演变成小集团集权与个人独裁,这一点当代中外社会不乏其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专政作为一个国家的一种管理手段与强制工具,如果人们不能理性的运用,其结果往往会与目的背道而驰。这就像人类发明了核科学一样,既能造福人类也能损害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科学的武器必须科学的运用,物质武器是如此,思想武器亦也是如此。但当一个社会里某个階級的专政力量逐步转化为全社会服务的强大的法治力量时,这个转化本身就标志着社会科学的一种伟大胜利,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全面的一种崭新升华。就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关系而言,谁也难接受那个階級专政下的合作。但建立在共同法制基础上用合作与竞争关系并共同参加国家建设,却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在现代政治上的成熟。在这个共同的统一的伟大的法制框架下,无论属于哪个階級哪个党派的中国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发展,并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健康人。因此,法律至上原则也就将成为所有中国人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即是两党两岸合作的需要,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看到,双方通过政治协商、对话、谈判,共同制定和平统一祖国共同繁荣国家的大政方针等等,然后经过海峡两岸的一方或两方的立法机构通过,最后具体部署落实下来这么一个法律程序时,是国共合作建立共同法制将首先要遇到的一个矛盾。(一)、只由国共两党来决定的这件国家大事将怎样去符合法律程序并具有法律效力,并得到海峡两岸人民在法律上一致的认可。(二)、由国共两党决定的但只经过一方的议会立法批准是否可能,是否客观上造成一中一台的态势。况且,另一方的人民又怎么去遵守执行没有经过自己议会批准的法律。(三)、如果是经过双方的议会批准,是否会造成两个中国或两个政府之间的对等谈判,违背了双方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似乎是中国历史遗下的一大难以消化的遗产。” 解铃还需系铃人。” 这个由国共斗争所产生的问题也必将由国共合作而得到解决,并且是一种法制健全的解决。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成功,预示着一个大中华共和国的诞生。她的产生不但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使海峡两岸人民在法律上感情上都更好接受,而且标志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将以更强大完善的新国家形象出现在国际事务之中;她不但使生活在一个国家不同制度下中国人民能更和睦相处保持高度的安定团结开放自己,接纳与进取世界。而且也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在统一的法律面前铺开了共同前进的道路,避免了名份正统之类的干扰。这时,中国的共同的法治建设也真正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二、国共合作与国防建设

  从“军队政党化”过渡到“军队国家化”是国共合作、两岸统一关系中极其关键的一环,也是双方关系完善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牌,其实,” 军队国家化” 从理论上的提出并不是什么新课题了。早在四十年前,当时中国社会的另一股健康的政治力量——民主党派,就反复地深刻地阐明了” 军队国家化”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它当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党谈判,和平民主重建国家的重要议题。可惜,它必竟没有成为中国大地的现实。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不管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解决的条件是否业己真正成熟,但我们仍还讳言这个问题,回避这个问题,至少就意味着我们的虚伪与无责任感。至今,无论是中国的大陆还是中国的台湾,实质上都是党领导军队。当然党领导军队总比军队领导党领导国家好。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当代的党争,最后总是以诉诸武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与差异的。其结果也总是以武装斗争失败的一方为“寇”——非法党;以武装斗争胜利的一方为“王”——合法党。这也就构成了国共两党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与特色了。党争其实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党争所导致的沉重负作用。(内战死了上千万中国人,以及极大地贻误了国家建设与导致祖国分离至今)这种在自己国土家园,双方主要以消灭对方的存在为已任,以诉诸暴力为主要内容的两党之斗争;大家你死我活的斗来斗去,最后的受害者还是自己的民族。尽管国内战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再正义的战争,死伤的主体总是平民百姓;(绝大多数的士兵都是劳苦大众)毁灭的也总是祖业民财;耗损的也是我大中华的元气;这却是不争的事实。纵横世界,大凡成了这个地球上一流国家的民族,不管她们的历史如何,现在的制度如何?大家成功的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没有中国这种频繁的内战;准军事水平的内乱以及延续至今的这种以党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对峙的国家民族分离的状况存在。我们中国只要始终处于这种国共两党的敌视之中,而我们中国人又始终无法改变这种两党之争的格局,解开这对老大冤家的死结,我们中华民族就永远无法放开自己,心身健康地自由舒畅地去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土家园,整个祖国与人民实质上也就永远是非同一般的受害者。

  当然,“军队政党化”只所以先于“军队国家化”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斗争的现实,是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历史,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后来的革命实践紧紧相关联的。“中国革命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处于毫无法治传统的社会,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旧势力与侵略者,革命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诉诸武力,创造优良的军队作为推动大革命的工具。”(见封祖盛,林英男的《开放与封闭》)这是创始之初的国共两党先后经过多次的挫折与惨败之后才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战争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与主要特点了。”(同上)当国共两党共同携手造就国民革命时,面对拥用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与猖狂的反扑,国共两党的革命共同阵营就不得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与征途了,并藉此推翻腐朽的反动政权,巩固与保卫新生的革命大本营。当后来这个共同的革命阵营的国共两党发生分化与嬗变以后,武装斗争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双方互相革命与斗争的主要形式与主要特点了。军队也就既成了维护政党利益的政治工具又成了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力量。军队在起着双重的历史作用,并给当代中国历史进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一九二七年至今,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国共两党之争,并导致祖国分离、民族分离的历史也有好几十年了。这种以武装力量对峙为主要内容的两党相争的历史如此之长,斗争如此残酷,场面如此壮阔,国家分离之结如此难解,确是世界现代政治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观。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色!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殊国情!结合这个特殊国情,中国两岸军队的历史位置如何理顺,党与军队的分离与改革如何进行,它就成了两党两岸合作过程中主要的题解了。目前,世界与中国海峡两岸社会都必竟发生极大的变化。国际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华民族内部的新秩序也将随着两党两岸的合作成功逐步产生。和平与发展不但成了世界的主流,而且也成了中国海峡两岸的主流。中国海峡两岸的军队不再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仅仅只成为国家的国防力量,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感情与理智的需要。它将使中国人民对中国所有的军队与武装力量的国防现代化提出了更深刻更严格的内涵。“军队国家化!一切武装资源属于国家与全体人民!”也就成了整个中国拥有军队的政党爱国不爱国,要不要民族和平的试金石。并由此得出一个共识:“党军分开,军队国家化。”是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竞争互利、共兴中华的民主爱国运动,是永保其健康活力的最根本保证,是科学地完善国共两党两岸社会关系中一条强有力的和平纽带。

  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国共两党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位置不摆正,合作统一之后的中国重蹈你我相吃,同胞相煎的厄运就难以避免!前两次国共合作最后的以内战流血破产告终就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些,对国共合作失败所产生的剧痛与非信任感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社会心理深深隐伏在民族心灵的深处。有鉴于此,中国人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与“非暴力批判”的原则,也就成了全体中国人所积极奉行的一条民族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为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建设与崛起;为了面对世界高科技革命越来越高的淘汰率;为了神圣的祖国不再被战争与分离所折磨;中国人特别是两岸的最高决策者,更要以身作则,十分珍惜,严格维护中华民族人道主义这一最高原则。中华民族要一劳永逸地获得我们历史上从没产生过的大和平,最理想的出路就在于:国共两党关系能理性地健康地文明地完善到双方不以诉诸武力,而是通过海峡两岸的政党与民众共同制定双方公认的法律,能和平地建设性地去解决大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的那么一种民主法制的大境界。这种大境界达不到,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区”等模式的实施,中国统一后仍有可能被再度分离与内战的不幸而断送其大好前程。

  中国海峡两岸的当权党决定着中国海峡两岸的军队何处何存,反过来这种军队的何处何从又决定着这两个当权党的政治命运何处何存。如果海峡两岸的这两个当权党没有了军队,这两个当权党是否就再不是两岸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了呢?是否就会退出或消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舞台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千变万变,只要全心全意为中国全体人民谋现代化幸福的这个宗旨不变。这套本领越来越强大。中国人民不会也没有理由拒绝国共两党成为统一中国跻身世界前列的民族先峰队。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中国国土上任何一处地方所见到的军人。他内心深处真正感受到这个军人既不是国民党军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军人,而仅仅只是中国的一名职业军人,一名保家卫国的真正战士。那么,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就迈出了非凡的一步。中国政治现代化也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和平女神也就真正屹立在统一神州的每一处神圣的地方。

  三、国共合作与民主建设

  中华民族要把中国党派武装对峙的资源成功地彻底地转换了一致对外的民族的国防现代化资源,从而彻底地抛弃内战策源地跃向新的和平绿岸,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共两党各自的一系列的原则与立场;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与建设;并通过国共合作、祖国统一,共同去努力奋斗、倡导、开拓、创造一个海峡两岸人民愿意共同接受,拥护、实行的现代的政治民主化的共和制。这种新型的完全的民族民主共和制既包括具有中国政治特色的国共合作,政治协商等内容;也包括了具有西方政治特征的分权制、多党制、普选制等成份;这种新型的民族民主共和制的主要特征是:能科学地使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階級党派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健康化,文明化,法治化并使之并行不悖地全面地发挥各自的建设潜能;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的新型国体服务;(所谓新型的国体,是指无论在那种形式下的和平统一,整体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仍存在着一个国家两个制度或多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存在着同一个階級在一个国家下两种社会制度里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地位等等,这也就构成了和平统一后的中国的新型国体)。能很好地为一个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个阶层人民服务;能很好地为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国家现代化服务。

  一种新型的国体产生必须要有一个新型的政体与之相适应,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中国人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一切国内外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各方面的现代生产力。这样,整个国家与人民才能兼容并包,相得益彰;异同其存,各尽其能;荣辱共担,功利共享;竞争互利、共同繁荣。如此,国共两党与两岸人民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宏图伟业,也就真正找到了丰富的内容与完美形式上的伟大统一。

  民主共和制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各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既可以为社會主義国家服务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也当然可以为一个国家两个制度里的各个階級与人民服务。(就像西方文明的产物——社会福利制度,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等等国家管理科学一样,是可以为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服务的。)以分权制、多党制,普选制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民主共和制,作为现代国家社会的一种科学管理已载入了历史文明的史册。她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她的成长过程与完善阶段,是与创造历史动力的广大民众以及他们的优秀代表们的不断斗争,创造、建设分不开的。不存在是谁的政治专利。有这么一种正统的观念认为;搞两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实,我们早就具备了有中国特色的两党竞争制了。只是这种拥兵自重的两党竞争制与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和平两党竞争制不同:竞争的两方不是在一个共同有效的法律范围内通过法律程序去谋取执政地位的,而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而夺取政权的;双方的竞争最终不是通过全体选民而是直接依靠党的武器力量去决定胜负的。(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国共两党曾经在重庆,就党派平等合法;不搞一党专政;军队国家化;全国普选等政治民主化问题进行谈判,签过协定,但由于种种原因终究失败了。往后、历史就完全以截然相反的行动转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党和平竞争制的确在中国既没传统又没市场。的确不符合中国这种以军队为主要竞争力量的两党制的这个国情。我们承认这个国情是为了更好地重视它并改造它。我们不是国情宿命论者。国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军队国家化等问题的提出也就没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

  尽管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两党武装竞争制产生了两个政权并导致了国家的分离;尽管双方从没有在一个共同的现代法制里面对面按法律程序与规则和平地参入建设与行动;但双方之间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从战争到和平;从破坏到建设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双方为了使自己领导与管辖下的社会更兴旺发达,不但要比国外的社会搞得好,而且要比海峡对岸的同种同族的那个社会搞得好,双方都在尽最大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发展与奋斗,尽其所能地展示自己的潜力,就从这一点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中国的这种以武装力量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两党制的存在,是与祖国分离,民族破隙,束缚合力的民族悲剧联系在一起的,其本身就是一曲国殇尽悲歌!是一种有悖中国国情健康演变发展的行为;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合力进取的一种压抑,是对国共两党本身的民族信念的一种亵渎!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海峡两岸全体人民与国共两党自己的最终唾弃!

  而新生的民族民主共和制中的多党和平竞争制,正是结合祖国分离,民族隔绝,合力扭曲这种特殊国情而应运而生的。是科学地完善两党关系并使之纵深地健康发展。是合理合法地有效地管理国家与无内患之忧地献身国家现代建设,彻底地执行谁也不吃掉谁的最佳结构形式。国共友好合作,谈判对等只要成为现实,中国两党和平竞争制就初具雏形了。双方只要能更进一步朝着政治民主化,竞争法治化的征途上深化与发展。全体中国人民向往以久的各党各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文明就会成为真正的现实。

  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多党制,人们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是条历史铁律。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尚有不同的认识、差异、矛盾,一个芸芸众生的十亿大国就更不要说了。但问题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内部代表着各自不同利益的階級与政党之间以及执政党内部发生的矛盾与冲突;(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国家社会的诸多矛盾最终总要集中地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执政党内的最高决策层内的。)人们到底该如何对待?有什么科学办法能使之导向合理的流向,使这种矛盾与冲突有效地限制在社会产生负作用最小的限度内,让这种矛盾与冲突转化为一种建设性动力而不是破坏性动力呢?我们也承认党内党外的斗争可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任何党内党外的斗争的进行都必须在国家的法律范围,准则,程序内进行,才会良性地有律有序地产生最佳的社会效益。一旦超过了这些界限,就会给政党与人民,国家与社会造成灾难。党内党外斗争既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因势导利,扬长抑短,化敌为友,使其具有合法性、文明性、健康性、公开性、和平性、规划性、程序性呢?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一历史铁律用制度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彻底地克服与防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党派之争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与周期性的恶性政治危机呢?以便使一切关心国家事务与社会发展的人们尽管政见不同,信仰各异,但都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政治范围内和平共处地竞争发展呢?通过法律的规则与程序,用非暴力批判去良性地建设性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呢?否则,就不但违背了大社会的法则,而且也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

  君不见,在气派万千,缤纷灿烂的自然界里,有群山之巍峨;江河之奔腾;大海之咆哮;草原之无垠;太阳之壮美;月亮之清辉。就在同一自然事物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环境的变迁,也会各呈不同的情态与色彩。如江河的清浊缓急;月亮的阴阳圆缺。所有这一切不同事物中的不同魅力,特性、差异,不正就构成了大自然中的一副副竞争媲美,各有千秋,争芳吐艳,形象万千的奇观异景吗?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以及以人为主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社会,作为人类中最具灿烂历史,最聪明慈善又酷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自己国家里的人群与政党,各具个性,相得益彰,春兰秋菊,各放异彩;龙腾虎跃,完美中华呢?社会规律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我们虽然不可以创造它、消灭它,但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能动地改造世界,造福人民。

  综前所述,正由于国家分离,民族破隙是人为地建立在国共两党武装力量对峙与两岸相互封闭的痛苦之上的;正由于祖国不管统一前还是统一后仍存在着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不同的階級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以及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与立场;特别是还存在着就整体中国平均水平而言,无论那种现代生产力都极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这么一个严峻事实。这就使我们的祖国与人民更需要建立一个海峡两岸人民能共享共有的合乎国情民意的民主共和政体大舞台,以便能让海峡两岸所有的炎黄子孙在这里和睦相处,自由平等,竞争发展地共同演出一幕幕震撼人心,壮观无比,和谐自由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正剧。

  另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情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习惯堕力;沉淀在我们意识深层结构中的封建专制基因;中国人文化素质的普遍程度不高;人口过多带来的负数;生产力落后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束缚以及中国人对民主与自由也有个承受能力的过程问题等等,都会对中国的民主、自由、法治、共和制建设起着极大的阻滞作用。这也就相应地存在着民主从何处起步到如何进程为好的问题。国外的政治民主化那些经验可以借鉴,那些可以移植;我们在那些方面可以结合他人的长处消化后,形成自己的民主特色;如何把握时机、条件、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推进民主建设,也就成了我们一件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事情。但是,人民必竟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动力与主体,民主之神必定要降临中国大地。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民经受了多少耻辱,蒙受了多少磨难,遭受了多大的打击,遇到了多大的考验,中国人民必竟都跨过来了。民主,作为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当然会更努力把它办好。今天,以国共合作为主导,以和平统一为契机的民主进程,使中国人能更好地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台阶思考问题与参入行动。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国共两党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能够以新的姿态进行着沟通与对话。国共两党如果都能够容纳对方的合法存在与和平竞争,同样也就将容许其它党派的合法存在与和平竞争。(不然谁也无法自圆其说。)人们常说当政党要经得起改革与开放的考验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了。机不再来,时不待我。中国人要民主,中国人就要理性地献身于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民主爱国事业。以国共合作促民主,以民主促国共合作(从而形成祖国统一,民主崛起,经济繁荣这么一举数得的国运)也就成了中国人赢得民主,建设民主的最佳方案。

  四、国共合作与经济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将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国共合作,不但涉及到祖国和平统一,同时还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法制、军事、文化、经济等领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与伟大影响。经济建设是双方合作的重心,也就使国共合作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实质性更有意义的内在联系。国共合作有过共同国民革命的经历,也有过共同御敌抗战的经历,但共同进行经济建设却是双方合作领域关系中的一大全新的课题。共同的经济建设虽然开始还不是双方合作的重心,但最终将成了双方合作的重心。这样,国共合作将是超越了原有的范畴与意义了,这对全体中国人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件极大极好的幸事。

  由于海峡两岸各自的经济体系的差异,要想把双方的经济纳入一种竞争互利,共同繁荣的历史轨道上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是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有技术上的原因。竞争互利,共同繁荣,怎么个竞争法,怎么个互利法,又怎么达到共同的繁荣。双方现在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要进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外,是否还要配合我们整个民族的这个竞争互利,共同繁荣的经济建设进行一系列的配套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等等,是有待双方合作共同认真探讨与严肃实践的事情。国共合作、两岸统一,标志着一个大中华共同经济市场的形成。大陆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台湾奉行的是海岛贸易型的市场经济;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使肥水既不外流又能启动各自的经济并带动全国经济一盘棋;海峡两岸的经济流互相合流汇入这个共同市场会产生一种怎么样的情形;会不会出现经济封锁;或只封锁台湾但不封锁大陆省份;或只优惠台湾而不就优惠大陆省份;台湾经济流的切入是否会引起大陆的通货膨胀;大陆的经济起伏是否会影响台湾的股票市场;双方经济合流后整体中国经济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调动中央与地方经济积极性的最佳适度点又在哪里等等。这一切越是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越紧密,也就越与海峡两岸各自的经济命运息息相关,越与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运息息相关!对于新的形势下产生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一种超前性的认识与预计,是为了使其负面影响压缩到最小的角度而正面的辐射范围则更广阔宏扬。当然,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成功,表明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这一点是无需赘述的。但这还仅仅只是一种国富的态势,而不是民强的表明,我们要国富民强,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更重要,并通过统一国家的政策的引导与国家法制的保障,各方面的经济流才能在整个中国经济网络中川流自如,奔腾不息。形成一个大河(国家)有水小河(百姓)淌,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么一种泱泱趋势,并滋润着整个中国物质文明之树的生气勃勃的成长。但处理不好,同样会出现泡沫与黑洞,造成经济上的滞乱与混战,出现一方经济被另一方经济坑了的局面,产生了一种谁也吃了亏的感觉,到头来只会抑制海峡两岸的综合生活力的进一步提高,只会抑制整体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全面发展。四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大陆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就双方而言,大家各有千秋。台湾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经济上这么发达真算得上一个奇迹。大陆这么一个患难之地,经济上能搞到这么一个台阶也不简单。这毕竟是中国海峡两岸各自的骄傲,也是所有的中国人的骄傲。作为共产党不要老盯着国民党失败的一面看。四十多年前的那个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倭寇入侵,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环境里,国家又怎么好建设;作为国民党也不要老盯着共产党失败的一面看。大陆必竟与台湾不同,建设这么一个又烂又大的旧摊子,又是他人的封锁,又是自我的封闭,其难度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当然,作为国共两党双方自己是完全没有必要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的。如果双方都想给自己推卸责任的话,她们想找多少理由就会有多少充足的理由。不过那样,国共两党也就不再是个对我们民族与人民负责的,对历史起先锋作用的革命政党了。)总之,为了我们饱经苍桑,历经磨难的祖国,大家都要朝前看,都要朝着民族的最高利益来看。所有中国人的建设成就都是中华民族的建设成就,所有中国人的建设失败都是中国人的建设失败。国共两党,海峡两岸能和平共处,携手前进,化破坏为建设,化敌视为团结,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一宗最大的和平建设财富。而双方竞争互利、合作发展既能使各自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又能使我们共同的国家经济更蒸蒸日上。我们都爱说自己聪明,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之举呀!

  面对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与变化,统一的中国在共同的经济建设中要做到泱泱两岸,兼收并蓄;各扬其长,兼程并进。由海峡两岸各方组成大中华经济建设关系协调发展特别委员会之类的机构是很有必要的。由她对海峡两岸共同制定两岸经济互相溶入后的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调整国家统一后新国情的产业结构;妥善处理着国家重大经济问题与合力规划着国家的重大建设;通过新的政策引导各种经济不同经济性质的工商企业高效益的发展;通过法律管道协调海峡两岸各种经济法人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预测与咨询,协调与组织,应该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统一中国后的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贸易性质的生意人的关系,而还应该是一种以双方的共同力量(启动带入世界各地其他华侨的经济力量的合流)来谋取中国在全世界前列地位的关系。

  经济建设是中心,同样是国共合作的重心。国共合作也更应该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全面运作。海峡两岸的最高决策者们,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把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搁倒一旁,高瞻远瞩地深思熟虑地去共同建立一个全新的经济战略方针。双方各自制定利用国内外资源与利用国内外市场的经济战略是一回事,双方共同制定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与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两岸中国人完全能以自己共同的能力制定一个中国式的” 马歇尔计划” 振兴中华,也就标志着一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与崛起。其伟大的民族意义来自国家的统一又超越了国家的统一,她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

  五、国共合作与文化建设

  国共两党就其思想文化意识而言,都是西方近代文明不同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与中国历史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不断撞击,选择、创新、吸收、斗争、演化、嬗变的历史产物。并导致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与发展。她们既要各取所需地不断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思想文化来充实自己,更新自己,发展自己;又要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国家悠久绚丽、丰富保守的传统文明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这也就构成了她们在选择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文明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大中华新文化的这个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的矛盾性,统一性、斗争性、悲剧性等等。事实证明,建立一座既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文明之宏伟,又代表着世界现代文化文明之先进的新文化丰碑,要此夺取一个政权或巩固一个政权要艰难得多。

  作为一个中国人,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为自己祖国悠久灿烂,博大渊深的传统文化文明而感到骄傲无比了,但也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为那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文明历史中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文明,如此根深蒂固地盘扎在我们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冥顽不化而感到痛苦无奈了。我们往往成了它的俘虏,还自以为是的在认为正在向它发出最猛烈的进攻。我们往往被它同化、利用,向外来新文化进攻时又误入歧途却得意非凡。封建专利主义文化就这样依附在我们身上窃笑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嘲笑着我们怎么也跳不出它遗下的民族心狱之圈:” 你看这些革命者,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也不管他们怎么进步伟大,他们只要终究跳不出我遗下的那套以人治为治国管理手段的传统窠臼,他们就不但不可能把我彻底打倒,而且只会继续给我留下充分的有时甚至让我大显身手的生存空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之魔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身上死灰复燃、借刀杀人,顽固地改变着中国革命时代的历史进程。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反封反帝就成了国共合作共同的革命宣言。在以后的漫长年代里,经过国共两党共同的努力与先后各自不同的努力,帝国主义势力终于被驱逐出中国的大地,封建剥削制度也一命呜呼。但以小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封闭的文化,却没有进行有效的转型与革新,并由于帝国列强的封锁而排外而逆反地自谑地保留下来。封建专利主义文化之魔就这样借助着传统的惯力作用与文化保护主义的需要,深深地潜伏在我们中间不断地变换着手法、反抗、攻击、俘虏、同化、演变、吞啮着我们的躯体与灵魂。这是就连蒋正中与毛泽东这两位不同类型的伟大先驱也不能幸免。蒋与毛不但曾是革命家,而且都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文明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个性极不相同,尽管他们也以西方文化文明中不同的思想武器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正负面,总能通过他们在不同时期集中地有代表性地发出不同色彩的折射。当这种折射照亮中华民族时,是他与我们共同的福祉与骄傲;当这种折射刺伤中华民族时,是他与我们共同的痛苦与悲哀。对于活着的我们来说,他们身上代表着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先进的一面时,我们无疑地要全力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们身上代表着反映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时,我们无疑要有个正确认识与理性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每个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留有他们的影子)更好地批判我们自己,这既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与扬弃,也是对我们生者最好的再造与重塑。

  今天,中华民族要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开放的胸怀迎接世界,纳入世界,进军世界。是不能再一次让中国的专制文化之魔束缚着我们的心身,捆住着我们的手脚而殆误历史了。因此,全力消除与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海峡两岸社会各个领域里的遗毒与影响,彻底地整治好沉淀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传统历史之病。也就成了中华民族当代社会精神革命与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国共合作、祖国统一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民主爱国主义运动当然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并要首当其先了。之所以如此,因为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的成功本身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一种最好革命、一种最好批判、一种最好的民主爱国。双方的这个合作过程既是批判传统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又是发扬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过程,同时又是共同建设大中华新文化的运作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异常艰巨的。之所以异常的艰巨,是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是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我们不可能与民族性的文化性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实质上对前者的决裂也不可能是最彻底的。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难题:我们的破坏却可能连传统中好的一面一起破坏了。我们的建设却可能连传统中的坏的一面一起建设了。比如,敬老尊贤是传统美德;唯老是从是封建意识。我们要继承前者批判后者。但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母带,一个共同的重叠之处,一个共同之点,(好与坏连在一个共同的传统母体上,伤害谁都会对母体有影响,而保持传统文化的原有态势,即是一种历史文明的炫耀,又是一种历史沉重的包袱,并终究由于要被历史的现代化潮流所淘汰而面临的历史危机将又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很难做到那么泾渭分明、存谁舍谁,加之西方文化文明中好与不好,适应与不适应的力量的冲击,我们仍还需要传统文化中好与不好的外壳与内核来保护自己,这就更造成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真是个问题,一个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的问题。经过时代的砥砺与洗礼,中国人总算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知;新的历史契机又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的行。新瓶装旧酒只会使我们误入老路反受其害;旧瓶装新酒却是一种推陈出新的真正进步。传统的旧瓶怎么装时代的新酒,才会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又最合乎世界的潮流?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与历史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效益,从而最大地可能地缩小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各方面的差距,也就成了中国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了。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统治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个仁字,“仁者爱人”。我们姑且不论它在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中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过多大的反动作用;或者为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起过多大进步的作用;它到底具有多大的社会文明性与具有多久的历史欺骗性。但我们现在要有效地启用它,是必须完全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与进步意义的。结合中国的传统与国情,新时代的民族之仁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竞争互利、共兴中华!(为了中华民族最高的整体利益,这个仁超越了党派階級,意识形态之争。国共两党不但对对方那个政敌讲仁,也对对方不同的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下的人民讲仁。于是才就有了双方的平等合作、和平统一、竞争互利、共同繁荣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形成。)这就是中国的新仁政;也是中华民族的新人道;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之仁。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爱国主义。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与新生,也就踏上了一条崭新的建设征途。爱国主义也就找到了一种最伟大的文化历史归宿。

  我们要让这种以法治为基础,以民主为主导,以两党两岸合作竞争,互利发展为主体关系的新仁道推动着中华民族进入国家现代化,我们就需要来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广泛更深刻更丰富更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洗礼!并通过这次洗礼更有效地把两岸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最适度地结合起来,并由此而产生一种最有利于中华民族心身健康,全面发展的历史文化趋势;产生一种全新的潜移默化了的现代的集体无意识的新文化文明。我们需要一种最佳载体为之顺利发展与运作。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最佳载体。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就是这种新文化,新文明的最佳载体与策源之地。让我们理性而热情地献身于这一宏伟事业。新文化的太阳将使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栖息、生存、奋斗、发展的古老大地焕发出更加朝气蓬勃,和谐自由,繁荣昌盛的青春之光。这只手足自缚的东方雄师终于摆脱了自己套在自己心身上的枷锁。她勇敢地站在巍峨雄伟、壮观无比的新文化之巅,高昂自信它环视着广袤的世界;她终于有了一种渐入佳境,如虎添翼开放了的感觉。她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庄严的吼声,她义无反顾地跃向了新的天地……。

  综上所言,都是力图从某些主要方面围绕着国共两党两岸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相互作用的发展关系来畅述的。没有这种两党两岸的合作,国家现代化建设将失去一种强大的基础与一种更新的体制的酵母;没有这种国家现代化建设,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的合作将深受发展的局限而有负于神圣的历史使命。两党两岸合作是前提,国家现代化是目标。当然,没有这种前提国家现代化同样要进行,同样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的目标。但这将使我们面临更大的人为自设的障碍与付出更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而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现代化将踏上一条更成功的坦途,将以最小的成本事半功倍地获取一种最大的社会效益与历史成就。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合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一条更广阔的前景,国家现代化建设使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合作具有了更深远的生命意义,这种相互关系也就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摆在一个更高更广的历史氛围来砥砺、考验、改造、建设、丰富、要求、完善自我了。无需赘言,国共合作两岸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一种和平共处。这种民族的和平共处也就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和平演变的问题。加之双方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文化基础与共同的民族的大同信念。双方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入,相互作用,相互扬弃,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也就会来得更广阔深刻,更丰富全面。但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一切都是在和平的法制的民主的大环境里进行的,就都是中华世族的最大福祉。和平演变(和平竞争)比暴力相残,对今天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必竟是一件天大的幸甚。机会均等,求同存异,各显神通,兼程并进。你可以演变我。我也可以演变你,这总比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要进步的多。革命同样也可以选择和平的方式进行,难道我们同胞之间只有诉诸武力才觉得自己更富有生命力与战斗性吗?只要这种民族和平演变有利于各自的建设与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敞开自己的胸怀,举起自己的双手纵情欢呼她的来临!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人心,而世界上最难沟通的也是人心,中国海峡两岸的三通并不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却在于海峡两岸中国人心灵之间的沟通。我们炎黄子孙心灵的完全沟通之日,便是中华民族民主富强之时。我们祈祷着这一天的来临,我们祈祷着每个中国人的列祖列宗的上天之灵赐福与保佑吾国吾民。

  啊,中国!啊,中国人……

作者:杨岸达 1991年12月12日于长沙望月湖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yanyana@371.net

  作者:杨岸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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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jamesguo 说:,

    2008年03月06日 星期四 @ 06:09:59

    1

    好,中华共和国。
    我支持这个国名,两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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