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鸥扬: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

         ―对于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的思考

  一、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是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德育的内核

  最近,不少学者提出” 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 ,主张德育应采取认同价值观平等的原则,对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作出应对,打破以” 主流价值” 一统学校德育的现状。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在文化、观念等方面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价值的多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现实是现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既然没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标准,” 一切都是容许的” ,人已不知道何为道德因而无法选择合乎真正理性的伦理生活,在多元价值世界中,人茫然失措;最后,人既同终极目标相分离,就无法领悟生活的意义,无意义感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特征。现代人” 一方面既贪求权力,而另一方面又极其软弱;一方面傲慢,另一方面又绝望灰心的现代人的真面目” ,现代人已经处于和” 自然的疏离” 、” 社会的疏离” 及” 上帝的疏离” 的三重疏离之中。①

  面对精神世界的” 无根” ,德育是默认” 存在即合理” ,允许先进、落后、文明、野蛮、进步、腐朽的价值观的色拉拼盘;还是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汲取人类文化的精华,重建现代人的精神支柱?是听任道德无内在标准,泛化德性,以” 庸俗进化论” 的视角,行” 价值虚无主义” 之实;还是树立尊重人类普遍价值和人类社会公理,坚信历史进步与文化进步,重视价值的终极关怀,确立德育的真正内核?

  我们往往对于别人的价值观是默认的,对于价值多元化的趋势也无可非议,而这本身却是以平等、尊重个体为内涵的,这实质上也是价值观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成分。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多元化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创造发明,无论中国古代的” 诸子百家” ,还是近代的” 中西之争” ,传统与现实、民族与外来、先进与落后总有着深层价值观念的碰撞。而如今,只是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和复杂罢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应赋予德育催化多元化的任务,这本身如同告诉每个人前方有无数道路由你选择,而又不能加以任何价值倾向的指路(不然难免有以主流或个人价值观统摄他人价值观之嫌),其结果只能是将人推进了迷宫,令人更加的迷茫,和造成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文化的失范。因此,以” 价值多元化来改造德育” 是欠思考,甚至是有害的。

  德育的内核是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找到支柱,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汲取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大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建设全人类的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努力创建现代化的道德、观念、文化体系。

  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价值多元化是全球一体化所引起的激烈振荡中的必然现象,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剧烈碰撞的必然反应,是传统与现实,民族与世界,先进与落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必然过程,历史的进程总是螺旋型上升的,是从多元分化走向融合统一的。

  德育的现状,不是缺乏对多元的认同,而是缺乏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思考和构建,是让人迷惑于无路可通,是让伪科学、腐朽的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左的思潮、计划经济意识等等大行其道,是使民族无凝聚的精神支柱,难以跨越现代化的鸿沟,是对信仰、价值观不敢理直气壮,步步后退(到了大学还在进行” 七不” 规范教育),绕道而行,不敢正视的鸵鸟主义大兴,是如同建立在沙砾上的城堡,缺少了真正的坚实的根基。

  面对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可以采取价值相对主义的观点,默认多元的价值观的共存,但更应促进多元之间的融合,树立现代化的观念,反对落后腐朽的价值观,” 去伪存真,去污存精”.

  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就是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接受检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之统一为标准,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化的养分,审视文化传统,鲜明民族特色,悦纳先进的外来文化,以馬列主義为指导的,围绕终极关怀的一系列整合的价值观念体系。

  我们要做的是:理直气壮地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义无反顾地树立现代化的” 主流价值” ,改革德育内容、方法、指导思想,汲取中外文化精华,为现代人指明精神的出路。

  二、德育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失,造成重重危机

  1.对终极关怀的绕道而行,使人的精神陷入困境

  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终极始终是缠绕每个人的一大难题。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既已不再关心” 大道理” ,那么对这些难题实际上是绕道而行的。然而包括终极关怀在内的许多人生课题又具有不可回避的性质,没有系统和自觉的德育去关心它,它就会让每一个个体盲目、自发,因而极可能失败地解决。于是许多人选择了庸庸碌碌、麻木不仁的生活;一部分人在价值失落中倍感苦恼而无所着落;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丧失价值目标(” 丧尽天良” )后的无所顾忌的恶性犯罪行为。在今天,旧的信仰体系(极” 左” 的政治狂热)已经消散;新的信仰体系(理性和” 科学” 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许多人身上又尚未建立,这种真空状态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和教育上的病态。人们在德育目标的设定上往往对关怀和终极关怀缺乏理直气壮的规定,而在德育内容的实际安排中则往往完全回避了这一领域。这一内容上的缺失的危险性将日益明显。

  2.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缺失

  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矛盾是改革过程中的公正或公正程度问题。从社会的道德秩序来看,中国目前的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国何以没有自觉地确立公正原则,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段,是最需要道德支持的,为何反而失去了道德秩序?回答就是:我们今天改革中所有的社会生活,其背后缺少深层的价值理念的支撑。虽然是在近20年中国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才暴露出了问题,但这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缺失。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挑战,失去了原有的统摄作用,而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价值理念却始终未能确立。换句话说,未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所需要的价值置换。一百多年的空缺终于累积成今天横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在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中,价值理念一般被表述为” 体” ,而据此设置的制度系统和物质技术层面的东西称为” 用”.在价值空缺的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无” 体” 的状态下摸索了一百多年。

  3.工具层面的价值,无法构成民族的精神的支柱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 后发外生型” ,现代化的启动是在历史的自然进程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断的特殊境遇中发生的,因此,一直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在向现代社会转换时,就难以获得充分的反思和调整自我的历史时间。

  中国近代史上,与西方殖民者的冲突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较量,其深层预示着工业文明取代农耕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这就是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当这种二律背反集中纠缠在中华民族身上时,我们直接产生了一个显见的理念;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富国强民、救亡图存自然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主题。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缺少价值标准,其实” 富国” 就是最高价值。不过,这是工具层面的价值,无法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本来,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塑,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能够整合社会的关键因素是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价值核心。

  由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特殊境遇,我们一直把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表层,即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忽略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个盲区延伸到精神层面,直接导致了价值选择的政治功利性:哪种思想意识能够使中国富强,它就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就有支配社会的合理性。” 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 科学” 与” 民主” 的弘扬,以及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馬列主義的选择,都是以社会改造和救国图存为急务的。就文化参照系来说,” 五四” 借鉴的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整套话语系统,它不仅包括推动物质进步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理论,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深层的价值理性,即由文艺复兴开始酝酿,经过启蒙运动逐步形成的关于自由、人权、平等、公义等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既为社会运作提供合理性说明,又是工业社会的价值标准,它使整个社会得到基本整合并构成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精神支柱。

  ” 五四” 初期,自由与人权转换为民主与科学,这在社会意识结构中,是价值与思想理论层次的下落。当然,就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现实而言,它具有极大的历史现实的合理性。” 科学” 与” 民主” 都是推动中国物质富强和政治进步的救国之路。

  ” 五四” 后期,由于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文化思潮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这种格局在以后的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时显时隐,但是终究延续下来,形成了今天中学、西学、马列的” 三分天下” 的文化态势。” 三分天下” 近代历史现实的合理性――身处存亡危机之秋,救国是第一位的――但是,它也表明,功利性的选择造成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被全社会认同,能够统摄人心的价值信念系统,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化路向。

  功利性的价值选择方式意味着对理性力量的削弱。向后看历史,导致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及非建设性批判;向前看未来,又形成历史意识的错位。

  4.弥补近代初期由于特殊历史境遇造成的文化盲区,才有可能重铸民族灵魂

  深层价值的空缺,使中国在思想上、理论上严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近20年来,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价值信仰诸多方面,有时放任自流,有时风行批判,唯独缺少正面的积极的系统建设。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指人的精神深处,它已经关乎到中国改革之命运。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这个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凝聚亿万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驱动力。可以说,重铸灵魂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

  5.当代中国的重重危机昭示我们必须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

  综上所述,德育终极(价值)关怀的缺失,造成重重危机。 “取法乎下” 的德育内容,将德育规则、规范作为主体,说教式的德育方法将学生视为” 泥塑”的对象,根本无法触及德育的内核。

  回避价值观的问题,是避重就轻,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看清历史的潮流,知难而进,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

  三、审视文化传统,鲜明民族特色,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化养分

  1.个人修养与民族的文化选择

  不可否认,儒学对于个人的修为,无疑是门很好的学问,即使在今日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别的不说,仅就一个” 仁” 字,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仁者爱人” ,这样的道德标准何时何地都值得提倡。但是,个人修为是一回事,作为一种文化主张提出来并将其作为立国之道又是另一回事。虽然社会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相互之间却有着内在的结构性的关联。诚然,如果人人都能争做” 仁者” ,整个社会肯定会有好的道德境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以德相与的关系。但问题的实质是,人们一旦组成社会,却是很难按照” 仁者” 的要求来从事道德实践的。他们必须有一套合理的制约机制,从而遵循法规秩序地生活。如果过分强调道德理性对全社会的统摄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收获道德之果的,反而会使整个社会蒙上一层” 假道学” 的面纱,其结果必然是君子之道易消,小人之道易长。也可以说,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内圣可以开出外王,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说,内圣则无法开出外王。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人一直在呼唤德、赛两先生,可至今这两位先生(特别是德先生)还没有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很好地安居下来,从而导致这样一种局面,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不仅批判科学主义崇拜,而且对近代的民主政治模式也开始予以反思,而我们还得继续为德、赛两先生的安居工作而努力。这是我们自己所特有的时代课题,是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特色”.而对于这一时代课题,儒学是不可能提供解决方案的,相反倒还可能是一种阻力。因为儒学从本质上就是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也就是说,欲解决中国问题,儒学则无能为力。如果强而为之,只会添乱帮倒忙。

  2.” 内圣” 未必” 外王” ,儒学道德理想主义不是现代化的精神良方

  为何儒家的学说只是停留于纸墨,内圣转不出外王,德治思想无法落实于政治实践,尤其不能给国民带来普遍的福音?根本原因在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缺乏一套转换的机制,道德理性只能体现于乌托邦的层面。而在道德乌托邦式的社会里,是最无道德可言的。具体来说,原因大致为如下几端:

  (1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根源在于性善说。

  人有自我完善的理性,但更本质的则是一种感性的生物。感性的支蔓既可达到善的王国,同时又是恶的根源。如果缺乏外在的规约性制度,人是很容易滑向恶端的。

  (2 )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仅仅停留于经典的表述,很难通过一套有效的文化机制,落实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饮食男女和自己的患得患失。他们或许能够背诵一两句儒家经典,但却很难将自己的生命价值提升到儒家道德理性所要求的境界。

  (3 )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张扬,很容易将人们导入一种思想误区,以为只要人人各成其德,整个社会便会在道德理性所规范的大道上发展,而无需外在的制度化的规约。在这样的思想误区里,人们看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是奉献而不是利益,是君臣父子纵向的伦理承诺而不是逆向的或横向的契约关系和平等观念。如是,则极大地便利了为君为官为父者对其下属子民的欺凌与压迫,道德理性转而变为极不道德的社会实践。

  (4 )儒家的德治思想,所强调的政治主体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从而极大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更有甚者,它使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并处于畸形状态。

  3.审视文化传统,汲取中华传统精华

  传统,说的通俗一些,就是” 过去” ;传统本身的内容也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存在一个形成于中华民族之始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变革传统的过程,也就是不断丢掉传统、升华传统的过程。如果一味固守传统,人类可能还处在茹毛饮血、结绳记事的蛮荒时代。中国的传统主要形成于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与封建社会相匹配的,带有很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对国民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包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 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现代化,本身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从一开始就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走向现代化就意味着走出传统,超越传统。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传统进行再造,而不可固守;必须极力摆脱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崇古意识和历史惰性。

  对待传统,我们应抱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态度。要求我们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通过变革头脑中的传统观念,走出自我,超越自我。

  (1 )要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其民族性的偏颇,更加重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固然打上了旧时代的印记,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依存的,因而在总体上并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但是,在总体上是落后的或保守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却包含着瑰宝,包含着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这些智慧的结晶大多表现着中华民族对于真善美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往往与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具有游离于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之外的某种相对独立性。中国古代哲人所设计的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体与他人和与群体关系之和谐的世界图式,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的思维模式、注重审美直觉的致思途径等等,无疑都是属于文化的民族性的范畴,都超越了时代的限制。

  (2 )必须打破将” 传统” 与” 现代” 绝对地对立起来的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更多地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可互补性。长久以来,人们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来说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异质性:前者讲随顺自然,后者讲征服自然;前者强调群体,后者强调个人;前者重直觉,后者重理智;前者重协调,后者重竞争;前者重伦理,后者重功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由20世纪以来向中国文化探寻的西方学者所打破,如今也到了该我们来打破这种思想方式的时候了。从人类不断要求自我完善的观点来看问题,认识和改造自然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且缺一不可的;个体与群体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人只有在集体中并通过集体才能发展自己;协调与竞争不是对立的,协调与混乱、竞争与苟安才是对立的,竞争需要在体现社会公正的法治和秩序的前提下才能正常进行,而体现社会公正的法治和秩序正是社会整体协调和谐的保障。功利与道德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人如果没有道德良知,那么所谓” 自由” 不啻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而造成普遍的灾难;直觉与理智不仅在科学创造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审美的直觉还可医治因过分工于理智的计算而偏枯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既然以往被看作是绝对排斥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对人类的自我完善都是不可缺少的,又何必一定要以所谓” 现代” 的一方去完全推倒” 传统” 的一方呢?

  (3 )立足于人类走向21世纪的时代高度来看中國现代文化建设,中国理应避免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现代文化的途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不必像西方工业化道路那样,先去征服自然,再回转头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力为人类服务的时候,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的宝贵思想。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我们也大可不必像西方现代化道路那样,先造成一个普遍的金钱关系的社会氛围,将每一个人都淹没到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冰山之中,然后再来讲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 不忍人之心” 、” 兼爱” 、”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等,在处理现代人际关系中仍有其价值。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我们也不必像西方那样,先造成一个普遍的片面强调个体而排斥社会氛围,然后再反转来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在这方面,我们应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注重独立人格、又注重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的合理思想。在道德与功利的关系方面,我们也大可不必像西方那样,先将功利的追求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将每一个人的” 恶劣的情欲” 充分调动起来,去追求金钱和权力,然后再反转来调整物质追求与精神价值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儒家强调道德良知、鄙视” 不义而富且贵” ,特别是中国墨家倡导的” 贵义” 、” 尚利” 的义利统一观是值得着重地加以珍视和发挥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 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能够避免西方所走过的弯路,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氛围内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先行思想资料的前提下从事新的文化创造,这就使得从传统中走出的新文化必然带有特定社会条件、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先行思想资料等等所赋予的特征,使现代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四、悦纳先进外来文化,构建现代化价值体系

  我们可以将先进的外来文化,理解为从15世纪开始现代化历史运动以来在西方所产生、为数百年实践检验所证明的与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有必然联系的文化要素的总和,包括科学、民主(含法治)和反映人类对于真善美之共同追求、因而具有全人类普同性的现代价值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文化因素,这一切才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所要考虑” 如何接受” 的。作了以上理解以后再来谈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争论和歧义。鉴于百年来文化论争的经验教训,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来疗治各种病态的观念和心理,努力培育我们民族的健康的文化心态,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解决如何接受西方文化问题的关键。

  1.破除片面强调民族特殊性而否定现代文化的普遍价值的观念,确立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历史” 的观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资本论》序言中更明确地预言” 工业发达国家向工业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道路,而发端于西方的与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有必然联系的文化乃是一种必定要为各民族所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马克思之所以赋予其普遍意义,并不是因为它是” 西方的” ,而是因为它是” 现代的” ;也不是因为它打上了对于西方人来说有” 家园之感” 的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印记,而是因为它实实在在根源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不受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极力打破一切文化隔离的壁垒而冲向世界的本质属性,根源于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世界性普遍交往的特征。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运动,从时代的推移来说是” 现代化” ,从空间的扩展来说是” 世界化”.

  马克思的观点是我们正确解决如何接受西方文化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抛弃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们的文化主张就会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诉求背道而驰。

  2.破除文化相对主义关于文化无野蛮与文明、愚昧与开化、进步与落后之分的错误观点,树立尊重人类的普遍价值和人类社会的公理、坚信历史的进步与文化的进步的观念。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对自然与世界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和挑战的回答,但生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心理结构的人实际上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和对此作出的回答当然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没有共同的评价语言和价值标准的,自然也就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分,所以也就不应以一种文化作参照系去评价另一种文化,” 五四” 学者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文化是非常片面肤浅的。

  作为一种认肯文化多元化的观点,文化相对主义有一定的适用性。例如:中餐与西餐、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国画与西洋油画、国剧与西洋戏剧、唐诗宋词与西洋的史诗和十四行诗、民族建筑与哥特式建筑等等,都不能笼统地作优劣高下的分别,尽可以各从所好,也可以互相采撷,如西方人学中国的园林风格,中国的军乐队也不用二胡唢呐。所有这一切,都无妨于社会的现代化,无妨于人类基本价值的实现。

  但另一方面,在涉及文化的时代性和人类基本价值的问题上,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梯上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有优劣高下之分了。先进一定要战胜落后,文明一定要战胜野蛮,不可能平等共存,这是社会进化的铁律。闭关锁国的自然经济与世界性的市场经济无” 平等” 可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无” 平等” 可言,非洲的食人生番、中国传统的肉刑凌迟剥皮灭族、希特勒的焚尸炉等等与现代人道主义更没有” 平等” 可言,任何违背科学、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都没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允许灭绝人性的野蛮与现代人道主义并存,无疑是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亵渎。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化相对主义起着为愚昧、专制和野蛮张目的作用。历史也证明,落后民族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它只能以先期进入现代化的民族的文化作参照系,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参照系。” 五四” 学者以西方的赛先生来反对迷信,以德先生来反对专制,以穆小姐来反对吃人的礼教,实在是谈不上有任何过错的。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历史的进步和文化的进步,因而尊重现代化历史运动所确立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崇仰科学、民主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肯定启蒙者关于” 自由平等博爱” 的社会理想。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这一制度在自由平等博爱方面还做得极其不够,由此才产生马克思主义关于” 解放全人类” 、” 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 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应该尊重世界进步人类所公认的人类基本价值的公理,在确立人作为科学的认知主体,民主政治的参与主体和人道主义的道德主体方面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的更好,这是” 国格” 问题。

  3.破除” 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 等错误观念,树立唯物史观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辩证统一、不可割裂的观念。

  每一时代、每一民族都有与其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进,西方也不例外。老实说,西方文化在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方面并不逊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哲人就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有那么浓厚的对于纯粹的” 形而上” 的问题的兴趣,更谈不上有柏拉图式的对于精神生活问题的”神圣的发狂”.在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中,西方在精神文明方面更是高峰迭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构成了文学的三个高峰;英国经验论、大陆理性派、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依次递进中实现着人类认识论上的伟大变革;更有新康德主义以来二十多个文化哲学流派在探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出路问题。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崇仰,对教育的重视,对于法律和秩序的尊重,爱国主义的情操,敬业精神和责任伦理,早已蔚然成风。倘若笔者也以偏概全,将这一切与中国十分发达的烹调文化、酒文化、性文化和十分落后的教育状况相比,势必就要得出中国是物质文明西方是精神文明的错误结论。西方学者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作了很深入的探索,而我们的学者从无到有地搬来了很多西方学者提出和使用的概念,却反过来指责人家只是物质文明、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实在不是健康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鄧小平文选》第三卷说得好,” 没有物质文明,就没有精神文明” ;” 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也会遭到破坏”.虽然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的阶段可能发生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的情形,但一般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是基本上相适应的,社会文明程度与人的素质成正比例。实事求是地讲,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精神文明凋敝、多数人(特别是其中的社会精英层)奉行拜金主义利已主义享乐主义的民族会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相反,世界上那些最落后最不发达、物质文明建设遭到破坏的国家,倒恰恰是精神文明凋敝、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充斥着卑污恶劣的利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争权夺利的” 窝里斗” 、却又缺乏社会公正和正义呼声的国家。以社会发展与人的素质之辩证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倒是要认真地研究西方的精神文明,看这种精神文明是如何给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是如何形成一种既以竞争为机制、同时又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普遍社会氛围的。我们不仅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还要学其精神文明。

  4.破除割裂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摒弃民族文化凝固化的错误观念,树立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都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观念。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也找不到一种” 本真” 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先验地确定民族文化中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屡屡遭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顽强抵制,最初连” 变器” 也被视作大逆不道,接着又有北洋大臣李鸿章说” 衣冠不可变” ,湖广总督张之洞说” 三纲五常不可变”.结果是,不仅” 器” 变了,而且衣冠所象征的身份等级的” 道” 也变了。40年代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又说” 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立国精神不可变” ,结果是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这种主义不是以道德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可见,要问如何确定民族文化中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之统一这一理性法庭前得到公正的宣判。

  中国社会百年来所取得的诸多进步,是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果。从机器、铁路、轮船、飞机到电灯、电话、电子计算机,乃至沙发、席梦思、西装革履、啤酒咖啡冰淇淋,都是西方的物质文化,中国都市的物质生活基本上西化了。从废科举兴学校、废君主兴共和到立法和司法程序、警察和警衔制、新式的陆海空军和军衔制、国家公务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我们一步步地引进了西方的制度文明;从禁缠足复天足、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一夫一妻、个性解放到剪辫子废跪拜、提倡体现人格尊严的现代礼仪,再到医疗卫生、体育、电影、电视、交响乐和芭蕾舞、歌舞厅、卡拉OK以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分析架构,我们也一步步地引进了西方的精神文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的空前跃进。但我们也” 失去” 了不少固有传统,如:帝王制、跪拜礼仪、科举和文言八股、板子夹棍的公堂、脊杖、凌迟、灭族、宫刑、幽闭、多妻制的家庭、小脚、节烈和贞节牌坊等等。只是由于失去了历古圣贤所要维护的这一切,中国人民才算站起来了。我们是应该为” 失去” 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的。

  数千年宗法专制社会的旧文化使中国人民低眉顺眼地跪着,百年来接受西方文化才使我们昂首挺胸地站立起来。如今,也只有继续取法乎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的先进文化,才能使我们迈步跨进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永葆民族生命之树常青。而只有民族的生命之树常青,我们真正的” 国粹” 才会得到保存和弘扬。对此,我们满怀着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坚信作为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的主体的中国人民无疑会在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保存一切具有永恒魅力的优秀民族文化,并赋予” 拿来” 的一切具有全人类普同性的现代化的文化以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

  五、结尾

  ” 价值多元化” 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是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文化在融合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寻求缓和,” 多元化” 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应该说这对于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尊重个人的价值选择,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对于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落后地位的中国则并不是勇于剖析自己,迎难而上的抉择。沉浸于对自身文化的盲目自豪,抑或是对外来文化不加选择的崇拜,抑或把伪科学、封建迷信、左的思潮、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等等奉为精神支柱,都是极不正确的。

  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是我们应对时代的必然选择。德育是这一伟大工程的根本。确立德育的内核是对于” 价值多元化” 回应的关键。由此而引发的德育的内容、方法、指导思想等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的,也将引起我们对于德育的更多的思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作者:王鸥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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