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

  题记:执政党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则改良和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改良和改革如缺乏足够的空间,则革命必然不可避免。而革命往往多以非理性精神为主导,以较惨烈的方式进行,伴有大量报复性、破坏性的行为。届时,无论原执政党集团,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付出较大的代价。

  一、没有政党转型就没有社会转型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且可能激化。在相当一断时间内,中国的总问题归跟结底是能否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或者说能否以较少代价实现转型。这一点,有很多人还不愿意承认或认识不到。不愿承认的人多是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的人,认识不到的人多是头脑僵化正在被迅速变化的时代所抛弃的极左派人士。但不论是不愿承认还是认识不到,都已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第一,所谓社会转型的实质含义具体所指是什么?我们到底要转向何方?第二,如何通过较少代价实现转型?中国是否具备顺利转型的能力?实现顺利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由于世界的发展趋势已极其明显,实质上已不成为问题。所谓转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传统社会、非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进程对中华民族来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开始。1949年以前,由于国家及社会基本秩序的崩溃,当时的基本任务是国家重建。其后一直到目前为止,是社会经济文化重建的时期。今后的方向、任务和重心是什么?前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给这些问题指明了答案。经过许多曲折中国人才明白,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不可违背的基本途径。社会的内在逻辑是统一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逻辑必然要求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必然要求保障人权、要求公民文化和健全公民。这已基本勾画出现代社会的具体图景。这一图景且已为执政党部分承认(十五大报告表明,中央对社会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改革目标也很明确,旗帜鲜明。在一些重大提法和思路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确认了” 法治” 概念,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義法治国家” 的战略目标。从” 法制” 到” 法治”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二是确认了” 人权” 概念,提出了” 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任务。三是明确了” 主权在民” 的原则,鲜明地指出”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不再把民主当作为了更好的” 集中” 才采取的手段,同时把有效监督置于权力来源或权力授受关系这一根本基础上,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虽然执政党只是部分承认,还缺乏深刻具体的认识,但仍然显示出社会转型新阶段已经来临,已至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根据现代社会的基本图景,我们可以把社会转型进一步归纳为以下个层面:一、人从臣民状态、私民状态发展到公民状态;二、社会从不合理的威权社会发展到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三、经济方式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四、政治由威权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五、文化由专制文化发展到自由多元文化;六、国家由朝代国家、民族国家发展到公民国家;七、世界由地区对立、民族对立、国家对立发展到相互平等合作的公民世界、普适文明(内在精神大同而具体表现多姿多彩,或者表述为一元之下的多元,多元而和谐)。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执政党本身开始是在为适应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革命型政党,取得政权实现国家整合后转化为权力工具型政党,本身就存在相当的非现代性因素,是一个集权型的政党,而非现代民主政党。现在已逐步走上发展轨道,需要向民意代表型政党转型(即现代民主型政党)。由于当前执政党控制着社会90% 以上的物质、人才、权力等资源,撑握着主导和统治社会的力量,成为事实上比政府还高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社会想实现顺利转型是不可能的。从执政党自身利益出发,由于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督制约力量,执政党已产生严重的异化情况,导致执政党迅速朝着非健康化发展,不断瓦解着自身的合法性空间和民意基础。因此,执政党实现自我转型,不但是为了能够承担起主导社会转型的重任,更是自救的唯一选择。真正的关键问题是,执政党是否有诚意、有决心、有能力进行改革和自我改革,能否把不健康因素排挤出去,恢复自己的正面价值和正面形象,领导社会朝合乎世界潮流的方向发展。

  执政党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则改良和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改良和改革如缺乏足够的空间,则革命必然不可避免。而革命往往多以非理性精神为主导,以较惨烈的方式进行,伴有大量报复性、破坏性的行为,整个社会将付出较大的代价结果却必然远不如人意。

  再说,从中国的现实结构和第三波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经验看来,既使最后某种程度的革命不可避免,但革命后仍然会面临原执政党的转型问题。因此,政党转型对体制外的努力同样是重要的课题。

  二、政党转型的三种选择

  世界各国的转型历程表明,政党转型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一是原执政党在前一阶段发展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主动转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由传统的权力基础转变为民意基础,发展为民意型民主政党(主要是朝着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社會主義理念和社会现实的社会民主党的方向走),同时让其他政党逐发展起来,最后形成良性竞争的多元格局。如台湾地区、韩国——这对国家、对原执政党都是代价最小的选择,较为稳健、理性。

  其二,原执政党前期工作不当,错过改革时机,既缺乏改革诚意,又缺乏改革决心和能力,只能在政党、政权崩溃后被迫重组转化为民意型政党,如前苏联、以及东欧某些国家的执政党。那将丧失可能的主动局面。

  其三,原执政党拒绝转型并恶性化发展为以社会为敌的利益集团,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后人民暴动,原执政党被彻底推翻以至消失,如东欧某些国家执政党,印尼也有此色彩。这样社会的政党转型是革命替换方式进行的。

  后两种转型代价巨大,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对社会,都极其惨烈。

  中国自然基础极其脆弱,国家安全环境和国际竞争态势不容乐观,如此严峻的社会发展环境要求社会尽快转型,实现合理化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矛盾已经深化,经济发展、政治改革陷入重重困境,而不良的文化土壤和及国民素质的低下更决定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详见《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改革论纲》)。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已无法徘徊,更不能倒退,必须尽快以最小代价实现社会转型。

  我国执政党虽然对怎样才能以最小代价实现转型还缺乏充分考虑,甚至不愿意看到转型不可避免的事实,但再沿续” 摸着石头过河” 肯定不行。社会现实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只能在执政党自身主动、稳妥渐的主导下,才能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目标有可能以最小代价顺利实现。而中国台湾政党的转型经验,也启示出中国大陆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以世界其他剧烈转型国家不同的更好的社会发展道路。

  三、中国执政党转型的可能路径

  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永恒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之产物,但在发展中形成绝对一元化,过份集中而取消了民主。取得政权后更实行党政一体化,有威权而无民主,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初始价值和经典原理,又与社会发展目标形成内在的紧张冲突,导致了自身异化为权力体系和利益集团,直接损害了自身的领导能力,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性。由于执政党已形成高度利益刚性,重重的社会问题已造成承受力降低,因此如何找出执政党可以接受和社会条件许可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选择,才是中国最最关键的问题。由于缺乏深厚的研究,在此只能先提一些简要的思路,以抛砖引玉。

  在我看来,执政党要实现向民意型现代政党的转型,离不开以下路径:

  一、认清形势,痛下决心,深入反思,重建政党和政治的价值原则。

  价值原则的重建是面向转型的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点。实际上,鄧小平同志已充分意识到党自身主动改革的必要性,并已完成了价值原则的重建,其标志就是” 三个有利于” ,其核心在于对社會主義精神真髓的准确把握:” 社會主義的本质在于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虽然他老人家表述得也不见那么充分,但” 虽不中,亦不远矣!” 基本是立得住的,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原初精神和世界趋势。

  价值原则的重建是实现转型、积极改革、破除障碍的利刀。有了” 三个有利于” ,还有什么禁区不能突破呢?而突破禁区是否就意味着变质了呢?或者直接说实现转型是否就变质了呢?不!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执政党自身的自我医治和自我超越。

  二、正视现实,积极准备,深入研究各国转型和发展经验(研究纲要附后)。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进入以下的系统的操作性步骤。

  三、实行党内民主以排除腐败分子并开始转型。

  四、从推动基层民主、放宽新闻自由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推行公民教育四大方面入手,主导社会转型。

  五、实现党政分离。现代民主政党只能通过提出政纲、推荐候选人和宣传主张来影响社会及政府行为,但严禁直接控制、替代政府行为。

  六、最后,全面推行政党和社会转型的改革纲领(详见《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改革论纲》。

  根据2000年7 月所写《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研究项目书改写。

  电邮:y1997cn@sohu.com,ymy2008@yahoo.com.cn

  作者: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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