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迪:中国大学园“众生相”

  “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近年来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就充份说明了知识分子的种种危机。然而,在运动式炒作下的“国学大师”热,要根本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悠久的恶习是困难的。

  ⊙ 人欲横流,师表失节

  高校教学队伍中的主力军,这批人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也是一批没有学到真东西的一代人,大概是些半吊子的“教授”,什么都是半桶水: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主义化”的一代人,同时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退而言之,他们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要他们走出历史创伤的阴影似乎不可能。其次,教师待遇偏低,在如此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代教师似乎极不乐意成为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似乎不再是学府的职责了,它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培训中心而已。这些年来,高校的人文和纯理论学科明显失势,而那些工商管理成了高教的主体。文化学术思想奄奄一息,文化人的出路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可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自身价值的定位问题,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他们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某教授听说传销赚钱,一时财迷心窍,拉了几个学生加入到自己麾下传销,一下大发横财,而他的学生们只能到处借贷本钱,甚至拉来自己的亲戚朋友加入传销队伍,结果统统栽下了水;这还不算,事后,这位教授还抱怨学生,断去了他传销的“香火”。直到媒体揭穿了传销的骗局,几个学生才大呼“上当”,但只得自认倒霉。

  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中国高等学历文凭大规模地贬值,直接损害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与尊严,也是师生感情及关系急剧恶化的导火线。

  ⊙ 校园绑款族

  “傍大款”在今天的中国女大学生嘴里,说起来不再那么时髦了。时下全国高校的美女群就是绑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越是校花美女越有可能。

  “傍大款”也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随着商品狂潮的冲击,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那些能够绑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在今天的校园里, 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和男生们所望尘莫及, 不再是“小资产階級”情调。可以说,绑大款在“校花”中比例很高,绝非所有女学生都绑得上款爷的。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自发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才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

  “三陪文化”在中国的崛起,是商业堕落和官吏腐败带来的产物,大学园和大学生似乎难以回避这一“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恶潮。

  ⊙“心太软”的一代学子

  时下流行“心太软”,到处听见男青年们不死不活地歌喉着,有如无病呻吟。当代男性青年的彷徨与失落、憎恨与妒嫉,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性结构出现失衡,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男生面对爱情风景线,实在是可望不可即。

  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和玩电子游戏;甚至酗酒,殴斗和赌博;迷恋足球和球星。受到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都急不可待的梦想发财,比尔盖茨是他们仰慕的偶像,也似乎对从政当官缺乏耐心,因中国的官场最耗年华的,等捞到一官半职几乎青春不再。当然,大学生的嫖娼也不是没有的,仅南开大学哲学系就有两名男生因嫖娼被抓获而开除。

  总体而言,九十年代大学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一个声色贷利的社会里,男生显得格外无奈、辛酸和难熬。

  ⊙ 校园夜鸳鸯

  男女生同居,只要不出麻烦,学校一般默许不干涉。当然,大学生集体宿舍还是男女有别,学校依旧是家长式管制模式。对于那些没能力在校外租房子的情侣来说,日子是难过的,黑夜成了他们触摸和性交的唯一要求条件。每个大学几乎都发生过因为在校园公共场合乱交而被开除的学生,这一现象通常是校方最难以容忍的,意味着不给学校领导和集体的面子。

  相对而言,那些地方院校管理森严,完全采取修道院式的管制手段。而象北京高校和其他名牌大学,情况要好得多。虽然一般不给男生进入女生宿舍,但女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通常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只要到了傍晚,女生宿舍门口和窗下总有抱柱守信和风雨无阻的“夜君子”,给大学园增添了一大迷人的夜景,还有夜幕里那看不见的“战线”,也是一大奇观。

  中国是否对高等院校实行性解禁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性问题在高校里已成了一个非面对不可的严重事实,也包括婚姻法中规定的婚龄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宪法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出校方的独立制度的违宪性:如果年满十八岁是法定的正式公民的话,他或她就得履行社会义务和承担法律责任〔譬如被判处死刑的年龄限度〕,这意味着公民选择配偶和情侣的自主权利。也就是说,大学生通常可以恋爱、性交、生育和结婚等正当权利。而中国传统观念和社会法制,把未婚同居统统视为一种伤风败俗越轨的、非法的行为。

  随着中国青年一代的生理发育,和性行为的普遍白热化,任凭社会、法律、学校对它的排斥和限制是于事无补的。相反,它只能给大学生们带来更多身心的创伤和压力,毕竟孤独无助的手淫是压抑的,对青年的身心健康明显不利,以致带来更多的暴力犯罪和精神心理病例的增加;其次,偷偷摸摸地紧张性交,显然不符合卫生和避孕的要求,只能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怀孕和人流、以及感染性病的危险,对社会对女性都是实质性的痛苦和灾难,也是各高校不断发生学生自杀的根本要素。政府和学校当局对此置若罔闻和无动于衷,“大学生守则”还是铁板一块。

  ⊙ 校园寄生虫

  中国高等学府是闲置人员最多的地方,管理上却紊乱不堪,人浮于事,同时破坏教学的正常秩序。闲杂人员的过甚和机构的臃肿,给本来有限的教育经费带来雪上加霜的困境,使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下降,缺少的经费只能由在校学生来分担,高校经费不足,各个院校都在国家教委下达的招生指标外,多招收自费生来补充经费。也有一些高校靠招收自费生大开财源,改善教师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本来,高校教改应该放在清理闲置的机构与人员上,如今高校反而成了寄生虫的风水宝地。

  高校各院系的党委人马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寄生虫,还有行政和后勤人员。他们虽然不是直接从事教学工作,可对教学的干涉是无孔不入,甚至在教学上采取天马行空“党挂帅”。高校的行政和后勤制度还是保持大锅饭的老套子,谈不上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全国没一所高校有块像样的草坪或清洁的厕所。与此同时,这些闲杂人员占据了学校公共设施和财物,尤其行政人员通常都是院校的“关系户”,凡事先入为主,疯狂地掠夺教师与学生福利待遇。更严重的是,大学园里复杂恶劣的人事关系与他们密不可分,一名普通教师绝对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行政人员。在情理上说,学生是学校真正的主人,然而他们却是最受歧视和虐待的对象,见了谁都得毕恭毕敬,即使食堂的师傅或者看门的大爷,几乎无一得罪得起。

  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首要的就是要大刀阔斧除掉党组织和寄生虫,否则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原载《枫华园》

  作者: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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