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从历史看中、日、朝的对外意识

  所谓对外意识主要是指对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考察认识和判断评价。它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外交方针政策和民众的对外态度行为,而且会影响这个国家内政的决策和变革方向道路的选择。19世纪东亚各国的对外意识既包括对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总体认识,也包括对西洋列强和东亚邻国的个别认识。在此,笔者试图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分四个阶段考察分析,比较19世纪东亚各国的对外意识。

  19世纪初的华夷意识与闭关锁国

  华夷意识是东亚文化圈各国传统的对外意识。它以儒家的仁、义、礼、仪为价值标准,把世界分为华夷两极,以“内华外夷”、“贵华贱夷”、“华夷之辨”、“以华变夷”为其价值取向。直到19世纪初,它仍占着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统治地位和主流,不过各国的表现形式和程度略有差别。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也是华夷意识的发源地,从先秦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华夷观念,包括华夏中心地理观和华夏文化优越观,即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文明,而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则是落后野蛮的“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或“四裔”(裔即边也),都应该向中国朝拜进贡。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尽管带来世界地图和地球仪,试图向中国人说明真实的世界情形,却遭到多数中国士大夫的怀疑批判,斥之为“邪说惑众”、“海外奇谈”。

  日本、朝鲜等国处于东亚文化圈的外围,它们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有本国特色的华夷意识。

  日本在古代飞鸟、奈良、平安等时代曾竭力吸收中华文化,仿效中国文物制度,以至产生“慕华贱夷”、“脱夷入华”的思想。到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已经有一些国学者批判尊华观念,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意识”。然而,日本社会多数人仍崇尚中华文化,坚持华夷意识。有人嘲笑传教士带来的地球仪不分上下,简直是不识真理的“戏言”。

  朝鲜李朝统治者认为朝鲜是“小中华”,文化高于中国以外国家,甚至一度认为中国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也不是正统的中华,而是应加以蔑视讨伐的夷狄。

  在华夷意识支配下,东亚三国在19世纪初基本上都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内容、重点又有所不同。中国虽然闭关,但仍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并不拒绝与各国交往,只是强调对方必须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追求名义上的藩属朝贡关系,重视名分礼仪等细节。而日本锁国也保留长崎一个窗口,但严格限制,对外通信限于朝鲜、琉球,对外通商则限于中国、荷兰,其他各国一概拒绝。朝鲜锁国后也仅与中国、日本通使通信。

  19世纪40至50年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犯,东亚各国普遍产生对外危机意识,并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逐步树立新的世界认识。

  然而各国危机意识的强弱和睁眼程度也有所不同。

  中国成为西风东渐首当其冲的主要对象,最早遭到武力入侵打开门户。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至丧权辱国的结局,说明了对世界形势愚昧无知的可悲。受到鸦片战争刺激,中国士大夫中一批爱国开明之士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制外敌的方法。但这种对外意识只是少数精英的先进认识,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及权贵们却缺乏真正的危机意识,他们迷信和议,苟且偷安,依然文恬武嬉,麻木不仁。谁主张师夷长技制炮造船则斥之“糜费”,谁主张翻译夷书,刺探夷事必曰之“多事”。有的守旧官员甚至鼓吹以“闭关自守”作为“善后之策”。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较贫乏的岛国,危机意识比中国强烈得多。早在19世纪初已有不少人为西方列强海上入侵与俄国势力南下威胁而感到忧虑,提出“海防论”与“北方危机论”。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更给日本敲响警钟,日本幕府官员、诸侯大名、武士儒生纷纷提出要以此为“前车之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他们迫切要求了解世界形势和外国情况。因此中国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在本国虽未得到重视,但传入日本后,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广泛流传。仅1854至1856年间,《海国图志》在日本被翻刻、训点和翻译的选本就达21种之多。

  朝鲜在19世纪40至50年代也遭到西方英、法、俄、美等国军舰入侵,发生过一系列“洋扰”事件。朝鲜君臣也曾产生危机意识,有识之士惊呼“此时外洋事不可不知也”。1844年李朝赴清使节从中国带回《海国图志》等书,士大夫争相阅读,并认为“盖有志于御外者,不可少此文字矣!”但一旦“洋扰”被击退,统治者又高枕无忧,不思进取了。

  19世纪60至80年代的洋务意识和学习西方的活动

  19世纪60至80年代,东亚各国在西方武力威胁下先后实行被动开放和主动引进。对外意识的主流也从把西洋人当作蔑视与教化对象的华夷意识,转变为以西方为学习与交涉对象的洋务意识。然而各国对洋务的理解和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又有差异。

  中国虽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就被迫开国,但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才彻底打破清朝统治者的天朝迷梦,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因此必须重新认识世界。鸦片战争后清朝官方文件仍称西洋人为“夷人”,处理外交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列强的强烈抗议下,才不得不规定今后“夷人”均称“洋人”,“夷务”均叫“洋务”。这不仅是个名称上的变化,也意味着对外意识的大转变。中外关系不再是天朝对夷狄,而是中国对列强的关系了。

  《北京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标志着西方列强开始干涉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管理一切对外事务的“洋务衙门”。中国洋务派官僚开始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大办洋务,如购买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兴办民用企业,建设海军,修建铁路,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等等。

  日本在1854年被美国培理舰队敲开锁国大门后,幕府与各藩就曾主动采取制造西式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培养洋学人才等洋务改革措施(“幕藩改革”)。1858年幕府老中堀田正睦深刻指出,“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前学到西洋之法。”1868年明治维新,以天皇名义发布的《五条誓文》中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又派出大批高级官员组成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一年零十个月,进而明确了“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全面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的发展方向,制订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以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为标志,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向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

  朝鲜在1876年被日本强迫签订《江华条约》而宣告门户开放以后,也产生了洋务意识,其代表是开化派。而开化派内又分成两派,以金玉均为首的激进开化派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速成变革国体,1881年组织62人大型“朝士考察团”,到日本考察政府机关和工厂企业。然而,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依靠日本势力推进改革,在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劫持国王,杀戮大臣,结果迅速遭到失败。另一派是以金弘集为代表的温和开化派,主张仿效中国洋务运动,以“东道西器”、“学器守道”为宗旨,缓进改革,并维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1881年,朝鲜政府又派金允植率领38人赴中国考察,主要是到天津机械局学习制造武器方法,并招聘中国技术人员,在汉城三清洞设立机器厂。开化派的洋务意识和改革活动也遭到保守的儒生阶层的反对,他们提出“卫正斥邪论”、“倭洋一体论”,反对学习西方和日本,岭南地区儒生甚至为此而上“万人疏”。

  19世纪90年代的竞争意识和三条道路

  19世纪90年代东亚国际形势发生大动荡、大分化,中、日、朝三国都面临究竟向何处去的方向选择,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意识。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东亚三国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三条不同的道路。

  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洋务改革竞争的结局,大清帝国竟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既使中国人感到奇耻大辱,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还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竞争意识来观察中国与世界。康有为指出,当今的世界处于列强竞争的时代,“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他发起强学会,“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以对外竞争意识激发变法图强和仿洋改制思想。他研究了日、俄、英、法、德、波兰、土耳其等国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后选择走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的道路,指出“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还断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殊不知中日国情条件不同,1898年处处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维新却由于守旧势力远远超过维新势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告失败,中国失去了19世纪最后一次主动变革选择独立自主发展方向的机会。1899年下层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怒潮汇合成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既有反帝爱国正义性,又带有浓厚盲目排外色彩,最后被八国联军残酷镇压。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

  日本在成功实现明治维新各项资产階級改革同时,也一步一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外竞争意识使日本选择了“脱亚入欧”,与西方列强共同宰割和争霸东亚的发展方向。日本对外扩张的利益线不断前移,逐渐形成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1895年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掠取中国二亿两白银赔款并割占台湾澎湖,一举成为亚洲暴发户。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东亚霸权,1910年又吞并朝鲜,终于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

  19世纪末列强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激烈争夺,朝鲜各阶层各派别也以不同的对外意识和行动,提出自己的救国方案,但皆未成功。在日本势力的入侵和控制下,1899年政府颁布《大韩国国体》,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皇权,不但不能维护独立主权,反而进一步沦为日本殖民地。1904年日本通过《韩日议定书》和《韩日协约》开始把韩国“保护国化”。1905年强迫签订的《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

  1906年在汉城设立日本统监府,1910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从而使韩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

  就这样,到20世纪初,东亚三国已走上三条不同道路:日本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道路上苦苦挣扎,而朝鲜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通过分析比较19世纪东亚三国的对外意识历程,不难得出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1 、一个不了解世界形势闭关自守的国家是无法走向近代化的,认清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是正确选择发展方向的出发点。

  2 、必须克服对外自大和自卑意识,树立对外平等、独立、竞争的意识,不断革新进步,奋发图强,才能把握发展方向,使本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或者全盘照搬外国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取的。应该从本国国情出发,顺应世界潮流,借鉴外国经验,继承发扬本国优秀传统,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成果,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4 、依赖投靠外国势力进行改革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而侵略压迫别国的国家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富强。只有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合作,谋求共同发展,才是新的历史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正确方向。

摘自南方网

  作者:王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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